从常德到芷江，中途在桃园设站，存放汽油及其他物资。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中描写的世外桃园，传说就在此处。二修厂在山脚下挖了一个隐蔽处存放汽油，并派卫兵守护。当时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人称荣军，受到社会优待。有几个云南籍的荣军坚决要进我厂存放汽油处寻找世外桃源，与我厂卫兵冲突，击毙了我厂卫兵一名。他自知理屈，又怕我报告上级，与我纠缠。我告他本厂卫兵归航空特务旅管辖，我不管上报之事。
二修厂终于经过沅陵辰溪迁到芷江，暂设办事处于南门外机械厂。湘西多雨，道路泥泞，首先要用沙子铺盖人行小道。厂房已由航委会的基建处初步规划，建成分散的小车间若干幢。我在芷江过的是单身汉生活，倒觉得颇有意味。每日清晨8点集合，或学唱抗战歌曲，或看打篮球，或请人讲演，每日都有些小节目，藉此点名，迟到者站在一边略示惩戒。下午下班后，到小河里去洗澡。当时我买了一部《水浒传》小说，差不多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这是我所读中国小说中唯一通读过的一本。其余如《红楼梦》 《三国演义》等，都没有通读。
芷 江 杂 事
在芷江有一件事很伤我的脑筋。二修厂的设计课课长吴有荣，无锡人，中央大学机械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笕桥航校修理厂工作，航委会培养他到美国进修，与他同时被培养的还有航校飞行淘汰生改学机械的若干人。吴有荣进的是麻省理工而航校淘汰生进的是密歇根。吴有荣得了硕士学位而航校淘汰生没得到什么学位，回国后，航空委员会对他们叙级则一视同仁，吴有荣不服。
我作为厂长对设计课课长当然同情，写报告请求上级重视人才，提升吴有荣。航委会的人事处不同意，吴有荣愤而另找工作，到顾毓 的工业研究所任职，航委会下令通缉吴有荣。我怕吴有荣会遭受什么不测，其实通缉令在当时不过是一纸公文而已。
还有一件事，当我在常德迁往芷江途中，李励侬路过芷江，给我留一纸条。我得知她到乾城去做公共卫生工作。乾城是苗族地区，李的吃苦耐劳令人钦佩。后来，李又被调到贵阳，在贵州省卫生局工作。在芷江时，我与李励侬通信较勤。我回四川路过贵阳，有机会与李励侬见面，她告诉我杨家鸿动员她到共产党的解放区去。我当时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可谓毫无所知，劝阻了她。
航空研究所
我在芷江二修厂干得很起劲，但航委会却在成都组织航空研究所，由黄光锐22任所长，王助23任副所长。下设三个组，第一组器材组组长为朱霖24，第二组设计组组长为王助（兼），第三组空气动力学组组长为我。航委会改派汪柱臣继任二修厂厂长，邓开举代我办了移交手续。
到研究所后，看到器材组很热闹，由王季冈在四川找木材，经试验认为银松的性能颇似美国的 Sitka Spruce（注：云杉），可做飞机的大梁，另有桦木可做层板。朱霖又找来一个万册先，试制酪胶 Casein glue成功，旋成立层板厂。王助对我说，暂时不建造风洞，空气动力学组暂不紧张，让我帮助他搞设计。我和徐舜寿25编写了一本书，书名《飞机性能的捷算法》，主要参考Rockfeller 写的一篇 NACA Report； 王助要求我把主要数据及计算过程列成图表，设计飞机者只需把原始数据填入表内指定的格框中，顺序计算，就可得出最高速度、最低速度、爬升率及航程距离等。王助称它为Sausage machine（注：香肠机，绞肉器），朱霖觉得我搞数学游戏，未免书生气太浓。
朱霖口才不坏，喜欢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计划，天长日久，王助觉得听腻了，有些不耐烦。两人渐有意见分歧，王助劝朱霖多搞些现实可行的工作，少夸夸其谈远大计划。朱霖找到航委会主任周至柔26，周很支持朱霖，王助则向所长黄光锐反映。黄光锐和周至柔原来就代表广东派和浙江派，有所分歧； 研究所不久就进行改组，大批引用余仲奎等广东人。朱霖被派赴美国做沈德燮27的助手。我则被调到航空委员会军政厅编译处当副处长，处长是蒋孝棠。
成都杂事
在航空研究所期间，我们住在成都少城方池街23号。房东叫胡子霖，是四川大学教授，其夫人叫王玉林在某中学教书，两人都和蔼可亲。李励侬亦从贵阳来到成都，初在郫县卫生院工作。
王季冈的三哥叫王叔培，乃清华 1919班的校友，在学校时名王国树，康奈尔土木工程系毕业。一经介绍，当然就熟识了。王叔培的老婆去世了，他的岳母娘住新都，很有钱。经我介绍，李励侬与王叔培结婚，婚后李到新都拜岳母为干妈。这一件事我自觉办得满意。李励侬婚后还做卫生工作，生了一男一女。
解放前夕，1945年7月底，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成都励志社开会时，我找到李励侬在少城公园喝茶，她买了一床四川锦缎被面送给我。解放后的某晚，她把灭鼠药误认为碱拿来烹饪，使全家食物中毒，经医院抢救，王叔培年事已高，抢救无效牺牲，诚属莫大憾事。
目前，李励侬住在四川洪雅县人民医院她的儿子王维亿医生处。我尚未告诉她袁瑾瑜去世的消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使我觉得左右为难。
航空委员会驻美办事处
我在编译处没有耽久，就接受了新的命令，要到美国去。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日矛盾趋向深化，美方援助我空军物资渐多。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 ）。宋子文在华盛顿开办中国自卫供 应 公 司（China Defence Supplies，Inc. 简 称CDS），该公司的航空部门由沈德燮负责。沈电请航委会增派技术人员，于是航委会决定派我及毛 初、衣复恩、林立仁、佘秉枢等五人去增援，并指定我为领队，毛 初为副领队。
我们到香港候船，到港后又知尚有飞行学员100人、军械及通讯学员各50人同行，统一由我领队、毛为副领队。这时约在 1941年10月，乘船名为 DSS.President Pierce。到旧金山登陆，沈德燮来接，并将飞行学员送到Phoenix，Ariz的Thunderbird Field，通讯学员送到St. Louis Mo的Scott Field，军械学员送到 Den-ver，Col的Lowry Field。然后我和毛 初等五人随沈德燮到华盛顿。
见过宋子文后，决定派我和佘秉枢到 Dayton，Ohio的 Wright Field 去当技术联络员。Dayton 译名对顿，乃飞机发明人莱特弟兄的故乡。莱特机场是美国陆军部的航空技术中心，凡国家购买飞机的合同都在该处签约。在该处工作的技术干部有不少是麻省理工的同学，不无共同语言。华敦德当时也在该处工作，故我在对顿颇不寂寞。
约在1942年，我被调到华盛顿工作，当时沈德燮已回国，由毛邦初继任，成立了航空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毛的作风与沈德燮不一样，毛爱摆排场，善交际，而且不听宋子文的话。办事处有钱昌祚、刘敬宜、朱霖三位上校，我是中校。当时兵工署的王乃宽开玩笑说，毛是一尊如来佛，钱刘朱王为四大金刚。
朱霖要我帮他搞航空工业计划，他和若干美国工厂联系，同意由我政府派青年技术员到工厂实习。康索立德（Consolidated Voltee）厂收容约30人，麦克唐纳（McDonnell）厂收容20余人。赖可敏（Lycom-ing）厂并不算大，它制造发动机为教练飞机所用，朱霖决定购买其制造权并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将来回国后建厂制造 Lycoming 发动机。合同规定由我政府存款数千美金在该厂指定的银行，备将来购买零件之用； 这一笔款也由租借法案美国政府垫付。
航空工业计划
朱霖写的航空工业计划书于1942年年底脱稿，即带了计划书回国呈请蒋介石批准。旋在航委会内设立航空工业计划室，由朱霖当主任，并大批派遣技术人员出国。1944年朱霖又赴美国，调我回重庆。我乘美军运输机飞渡大西洋，先到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经开罗、卡拉奇到加尔各答。时当三月下旬，加尔各答已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我整天躺着流汗，毫无志气。回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人称驼峰，当时排队静待魏德迈将军批准，终于在四月一日飞抵昆明。自我解嘲曰，愚人节回到祖国的 April fool（注：四月傻瓜，在愚人节中受骗的人）。
4月3日傍晚，抵成都东门外沙河铺家中。幼儿昌井，时年4岁，知道叫爸爸，但不懂爸爸与他是什么关系； 晚间，他对我说：“爸爸今晚住在我家吧。”
在成都家中住了约三天，即到重庆航空委员会报到。周至柔主任要我当航空工业计划室主任，我坚决不干，因为很多人认为计划室可以派人出国，而事实上朱霖已把可派的人派完了。当时机械学校高级教官林士谔就找我，希望出国，我无法满足其要求。还是让周德鸣继续代理主任吧。
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过了几天，周至柔问我愿不愿当发动机制造厂厂长。航发厂是1941年由李柏龄28创办的，地点在贵州省大定县（注：现名大方）的羊场坝。当初是穷乡僻壤，由伐木开始，铺路造房，搞发电及自来水，真是苦心经营。李柏龄搞了三年多，辛苦备尝，周至柔觉得该让他休养休养，派他到美国去。我同意接李柏龄的班，于是把成都沙河铺的妻子、仆人以及冯桂连29的丈母娘及子女等，满载一卡车及一小轿车，奔向大定羊场坝。到达大定之日，恰巧就是日本投降之时。8月15日傍晚，李柏龄设宴欢迎我，只听得鞭炮齐鸣，欢声四起。
我在发动机制造厂督促各方面通力合作，把赛克隆G型1000匹马力的发动机装配试车，经过100小时的连续运转，共完成33部。因为主要的模锻零件曲轴进口后存放在昆明，日晒雨淋，锈斑过深，磨床加工后遗留锈孔，检验不能通过。
抗战结束后，贵州大定交通运输不便，航空工业局主张把厂迁到广州，先派华文广在广州设立办事处，计划在广州大批生产赖可敏发动机。我觉得大定厂经过李柏龄多年的辛苦经营，生产条件可谓具备，我对迁厂的热情不高。我与朱霖之间有些矛盾，朱霖决定派顾光复30接替发动机制造厂厂长，并把我提升为航空工业局副局长。我与顾光复办理移交后，不想到南京就副局长之职，准备在贵州大学教书。
航空工业局
朱霖呈准周至柔召开航空工业会议，并派我的学生王修琛专程来到大定迎接我去开会。在会上周至柔讲话，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已颇严重。周说我国航空工业成绩虽不算大，但这几年培养了一些人才，他希望大家不要散伙，再等候三个月看看形势变化再说。就这样我同意留下当副局长。顾光复与空运大队联系好一架专机，把我的家属空运到南京。
就在这一段时间，朱霖把鲁树邦调到工业局当总务处处长。鲁树邦原在航空机械学校当学生队队长，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在机械学校初成立时就被派到机校。抗战初期机校由南昌迁往重庆期间，鲁树邦在长沙负责接运，表现出才干。鲁在南京照顾我的家属，帮忙不少。
我在航空工业局觉得朱霖对于人事调动不尽合理，并完全不与我商量。对从美国实习回来的人员不够爱护。明显的例子有两个：一是华仲厚，麻省理工机械系毕业后被李柏龄聘任为少校技术员，在华盛顿办事处与我对桌而坐，回国后华仲厚根本没有到航委会报到，朱霖不闻不问。二是王昆山，中央大学毕业生，曾在芝加哥一家锻工厂Knopp Forge实习，他向朱霖建议在武汉开设空军铸锻厂。王昆山大言不惭地说：“朱局长您放心，一切包在我王昆山身上。”朱霖最喜欢听这样的话。
王昆山所办的空军铸锻厂，后来就成为解放初期航空工业学校在汉口的校址。我在该校教冷冲压工艺学，实习用的两部5吨冲床和一部偏心冲床，外加四只锻烧炉，如此而已。话又说回来啦，当时的航空工业局既无生产任务，又无实际需要，究竟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工厂呢？我曾把这问题向朱霖郑重提过，朱的答复倒也实实在在。他说当时他已50岁，如不及时做一番事业出来，这一辈子岂非虚度年华吗？
朱霖这样办航空工业，使我想到将来万一朱霖死了，这一摊破工厂，岂不都要归我收拾？我颇有不寒而栗之感。
国民党的航空工业
1944年（注：这里叙述不仅限于1944年，应指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办的航空工业究竟有些什么成绩呢？现在回忆起来，不妨叙述如下。飞机制造厂有三个：
第一飞机制造厂设在昆明，其根基是广东韶关的飞机制造厂，初创时聘有美国顾问Charlie Day（注：我未见过），还有一个白俄叫 Еакнаятенеико，大家叫他Eak，此人与朱霖和我都熟识，也是麻省理工毕业生，后在McDonell厂当工程师，对中国学生在该厂实习帮忙不少。第一飞机制造厂厂长朱家仁造“复兴”号侦察机，仿美国Vought Corsair。
第二飞机制造厂的前身是意大利在南昌建造的，曾造过Savoir 81轰炸机及E-15驱逐机，战时迁南川，战后迁回南昌，即现时的320厂，亦称洪都机械厂。
第三飞机制造厂初建在成都，后由云铎31迁至台湾台中，曾批量生产过PT-23型教练机。
发动机制造厂只一家，就是上面叙述过的，我曾当厂长的大定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