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监督”还是“保证监督”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20日，毛泽东主席到会并讲话。他指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成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这些话，对知识分子是极大的鼓舞。
根据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徐舜寿认为，飞机设计室党支部的作用属于机关性质。设计室的方针政策、设计任务、工作计划及进度安排等都是由上面下达的，是由局党组和工厂党委定的。党支部的作用主要是“保证监督”。支部可以不必管具体业务工作，主要做好思想工作，保证设计任务的完成。因此，开始时，设计任务、进度计划、专业分组等都没有经过党支部讨论，直接由行政负责处理了。
设计室的党支部书记有了一种被冷落的感觉，于是提出了——“设计室是一个独立设计单位，党支部应是领导监督作用”，并要求在党支部内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当时，党中央再三动员“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设计室人员的思想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徐舜寿认为，党支部是“领导监督”还是“保证监督”不应当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支部领导应深入群众，摸清思想动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保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有一段时间，设计室一个专业组的组长与党小组长激烈争论，党小组长是否应该领导业务。问到徐舜寿的看法时，他态度鲜明：并不是各级组织都由党领导技术业务才能说是有了党的领导。
党支部是“领导监督”还是“保证监督”的争论历时一年多。支部书记向工厂党委汇报并请示，厂党委先要大家讨论，再下定论。最终批准的是“领导监督”。
设计室的青年人
1957年，歼教1飞机设计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谁也没有料到，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飞机设计室大多数是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也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旋涡之中，受到了“残酷斗争”的无情洗礼。一时间，“资产阶级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在设计室的大字报上满天飞。
时年40岁的徐舜寿，在“不惑之年”面临着人生一次大的困惑。
他认为，进入飞机设计室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且多数是青年人。他们可能会有些思想认识不清的问题，可能会说些不恰当的过头话，但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党支部开会布置“反右”任务，有人提到团支部副书记金刚裕是重点可疑对象。徐舜寿当场表示，金刚裕平日工作积极、能够钻研，只是好发些议论。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讲些怪话、发发牢骚、不会是右派。他说：“金刚裕说党委、厂部有问题，只是对厂党委个别领导人有意见”。
金刚裕，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被送到南京航空专科学校，毕业后，到112厂设计科工作。在米格-17飞机（即歼5）试制中，曾被评为设计科的先进工作者。1956年，被选调到飞机设计室担任重量控制专业组组长。当时，重量方面的资料是一片空白。徐舜寿、黄志千两位领导向金刚裕说明了实际困难，要他尽可能汇集现有飞机的重量资料，编写出喷气式飞机定中心的经验公式。有徐舜寿知人善任，有黄志千具体指导，经过金刚裕的勤奋努力，终于在歼教1飞机设计过程中，为飞机重量控制和定中心等摸出一套工作规律，为歼教1首飞成功作出贡献。
然而，这位青年人成了设计室第一个被“引蛇出洞的”右派分子。党组织给他定的罪状是：在团支部工作中不服从党的领导，在厂工会代表大会中支持差额选举，说苏联出兵匈牙利是侵略，认为南航二届同学不是闹事……
1962年夏，金刚裕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老家——浙江温州的乐清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1978年摘帽平反，前后长达20年之久。
大字报在揭发金刚裕“罪行”的同时，指责徐舜寿支持和重用金刚裕，是金的“保护伞”，是包庇坏人的黑后台。
一如既往
1957年的“反右”是一场由观点和言论决定命运的政治斗争。
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简称南京航专，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于1952年建校，根据中央决定，属专科学校，招收高中生。第一届学生是由华东军区抽调的1200名具有高中程度的转业军人，教育是按苏联中技校计划，由四年压缩为三年，与我国高等学校的专科学校相当，学制定为两年半。第二届学生是从当年高中毕业生招收的。在大鸣大放期间，第二届毕业生质疑南京航专是否属于高等学校性质，发表了很多激进言词，如：“还我青春”、“官僚主义欺骗我们”、“高教部教条主义祸国殃民”……还有不少人要求“保送到各高等学校从头学起”，由于事态严重，四局王西萍局长专程到沈阳召集第二届毕业生开会，解释办校经过，回答学生疑问。112厂也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家意见，做思想工作。
“反右”期间，南京航专问题是全国各地航空工厂和航空院校的重点问题之一。沈阳是当时航空工业的重点地区，南京航专问题在相关单位有所反应。
设计室各专业组有南航第二届毕业生10余人，有的已担任重要工作。南京航专问题的浪潮把他们也卷了进去。有人写了“解铃尚须系铃人”一文，引起很大反响。有人交心时谈出自己的思想活动，流露出对党的领导和个别党员作风不满的情绪。结果，十几位南航二届毕业生中，有3人被划定为“右派分子”。
设计室有5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在一个刚过百人的单位里，占到了5%。
徐舜寿对“反右”斗争持不同看法。有人在内部排队，把有历史问题或是“右派边缘”的人列为不宜重用或控制使用，徐舜寿气愤地说：
“你们把技术骨干都定为右派，一个个地往外调，靠谁来设计飞机？某某是否不够从事飞机设计的政治条件？如果不够，你们就把他调走？既然他不是不够条件，在我这里就要用。要用人家，又不信任人家，这样的事我干不来。”
当时，团支部要处分一名专业组组长，徐舜寿在支委会上说：“把组长都处分了，我们将来怎么工作？”对南航二届事件，他认为不是右派闹事，只是年轻人不懂事，不知天高地厚，发些牢骚。因此，党支部中有人认为，徐舜寿在“反右”斗争中是右倾阻挠。
从1957年的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以毛泽东的一个批示《这是为什么？》为题发表社论，短短43天时间，整风运动转变成为反右派斗争。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问题已成为一个反诘，“这是为什么？”人们在深思。
这和右派有什么相干
反右运动使一些原来亲密的同志一下子成了属于敌我矛盾的人，周围群众看待他们的眼光变得冷漠、警惕、轻蔑甚至仇视。而徐舜寿却一如既往地对待这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