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党交心”
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由反“左”陡然转为反右，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1959年10月至11月，根据沈阳市委指示，112厂党委在全厂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那时，徐舜寿在设计室内部做的检查刚被通过。党支部补选了他为支部委员。
徐舜寿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不随波逐流，不违心迎合。对于党组织，他忠诚、坦白。在厂党委组织的党员中层干部交心会上，徐舜寿先后谈了许多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问题的看法和一些自己思想深处的想法。
徐舜寿在“交心”中说过的话被冠以“反对党的领导”、“脱离政治，反对阶级斗争”、“迷信专家不相信群众”、“热衷名利刺激”等罪名，被厂里点名批判。
当年担任设计室发动机、燃油系统组组长的陈嵩禄回忆：
“一系列挫折，似乎使徐主任的脸庞衰老了不少，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又犯了，腰似乎也弯了……”
112厂文化宫，是一栋用来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建筑。其规模类似正规的剧场，观众席的后部，分为楼上、楼下两层。这里本来应该是充满欢笑和愉悦的场所，但那一天，文化宫充满着严肃的政治“火药”味。112厂和119厂共同组织的两厂工段长、室主任以上党员干部在这里举行了对徐舜寿的批判会，会上很多人做了有准备的批判发言，发言稿都是铅印的。规模之大，问题之严重是徐舜寿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被牵连进去的、只“专”不“红”的顾诵芬后来看了批判材料，坐不住了，曾向屠基达表示不愿再在设计室干，想回上海去。顾诵芬回忆：
“我为什么感到震惊？主要是觉得徐舜寿为了‘东风107’夜以继日地干，不断地找资料、解决问题。而最后却落得一个反对革命的帽子。我为他委屈，自己也感到委屈。”
这次批判会，被斗争的对象有两个人，牛荫冠和徐舜寿。
牛荫冠，1912年出生。1933年夏天，牛荫冠与徐舜寿同时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委组织干事等职，是“一二 九”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49年后，历任江西省财政厅长、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等职。1954年初，任株洲航空发动机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湖南省委委员。1955年调沈阳飞机制造厂，任厂长、辽宁省委委员。
两个同时考进清华大学、走过26年不同人生道路的人，殊途同归，成为众矢之的。牛荫冠的罪名与徐舜寿相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设计室标准组的组长黄德森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记得很清楚：
“文化宫礼堂的楼上、楼下，黑压压地坐满了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如此大规模的批判会，心里感到紧张。只见台上坐着两个被批判的人——徐舜寿主任和牛荫冠厂长。他们都是我们心目中威信很高的领导。现在竟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批判，尤其是徐主任，身体不好，面色憔悴，但他仍坚强地支撑着。台上发言人批判的内容，自己也有同感，如说大跃进搞早了、搞糟了，定粮低与浮夸风是因果关系等，因自己是党员，在党小组会上也曾暴露过这些思想，所以还害怕自己是否也会受到批判。”
中国工程院院士、歼7飞机的总设计师屠基达回忆：
“徐主任原来腰椎有病，常闹腰骨痛……这次政治运动又当了‘运动员’，身心可说是憔悴极了。在全厂干部大会上做检查，我看他从台上下来时都走不动了。”
1960年2月9日，中共国营112厂委员会作出了《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徐舜寿同志的处理决定》，决定中列举了徐舜寿的主要错误事实并给出了分析结论及处理意见：
（1）反对党的领导，和党对立，向党争权；
（2）认为党对科学技术只能原则领导，不能具体领导；
（3）污蔑群众运动是“人海战术”，发动竞赛是“穷比武”；
（4）污蔑党的以钢为纲方针，引起“比例失调”，并认为“要不是中国农民好，觉悟高，会出乱子”；
（5）使用干部上任人唯亲，亲右排左，抑制新生力量。
……后经同志们分析态度有所转变，对问题做了较为全面深刻的检查，在系统批判中表现较好。根据上述情况及其错误性质，是属于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及处理办法（草）甲项四条的精神，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予以党内撤销总支委员职务及建议行政撤销其科委副主任职务的处分（保留其支部委员和设计室副主任职务）。”
112厂党委将这个处分决定呈报中共沈阳市委工业工作部审批，该部于1960年10月12日以沈监工字第67号文做如下批复：
“根据中央批准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处理原则，经部整风领导小组讨论批准，徐舜寿所犯的错误，是属于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撤消其党内总支委员职务。”
屠基达的回忆中还讲到，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的赵尔陆亲自召开设计室骨干开座谈会。会上赵部长点着徐主任说：“你老徐就应当坐在米高扬的位置上，要解放思想！”徐主任没有正面回答，只嘿嘿一笑。
一个本来可能成为中国的米高扬的飞机设计师，在政治运动的漩涡里无奈地蹉跎着自己的精力和生命。
他依然执着
1962年1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全国范围反右整风案件复查工作，对在反右整风运动中，被错误批判斗争处理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
那时，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已经成立。徐舜寿和第一飞机设计室的大多数设计人员已经调到六院一所。六院政治部通知，按照上级决定，徐舜寿的甄别由112厂党委负责，六院不予过问。根据中央和省、市委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国营112厂委员会于1962年4月20日重新研究了原决定和徐舜寿同志的自我检查以及申诉意见，在对问题查证核实的基础上进行甄别，并发出《对徐舜寿同志的甄别结论》①。
112厂党委将《对徐舜寿同志的甄别结论》呈报中共沈阳市委工业工作部，该部于1962年5月25日以沈工甄字第89号文件做了批复：
“经部甄别领导小组讨论，同意党委对徐舜寿同志的问题所作的甄别结论。”
徐舜寿依然保持着对事业的执着，不去计较那些伤感的事。
宋蜀碧回忆：
“反右倾的时候，高振清找我，他原来是112厂宣传部的副部长，就告诉我说老徐写检查怎么的了，告诉我让我以后注意一下，我觉得很奇怪，有什么好注意的，后来他说了两次我才懂了他的意思，是怕他自杀，我就问他了，说老高让我注意你，大概是怕你想不开了吧？老徐说：‘咳，学科学的人，错了就检讨呗，有什么想不开的。’他从来就不把这些放到心上的。”
注释：
① 对徐舜寿同志的甄别结论
……
根据中央和省、市委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精神，重新研究了原决定和徐舜寿同志的自我检查以及申诉意见，在对逐个问题做了查证核实的基础上进行了甄别，结果如下：
（一）关于“反对党的领导，和党对立，向党争权”，原决定主要依据经查证实际情况是：
1958年三季度前设计室党支部的作用一直没有明确，支委会按党委书记指示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徐舜寿同志提出了个人看法，大意是说：设计室是机关性质的，党支部是保证监督作用，不存在党支部对全室工作进行领导的问题。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主要应当研究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问题。与原决定引用的“党的领导问题不是主要的……”原意不符。现在看来，属于党的会议上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徐的意见并没有错误。
……
2.1957年底，徐舜寿同志组织了技术委员会。现在看来，并不是错误，原决定提到的购买电子计算机问题，技术委员会仅是根据工作需要提出意见，经上级行政部门批准购买的。这类问题也没有必要在支委会上讨论。然而，当上级党委明确规定设计室党支部是领导作用后，对两年设计规划这一重大问题事前没有经过支委会讨论，事后也不向支委会汇报的做法是组织原则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