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擅长召开技术报告会，让设计人员上台发言，他就坐在下面的第一排，手拿一本16开的笔记本，听到关键的地方，在笔记本上记一下，设计人员报告完成之后，他会提问。
徐舜寿的作风十分严谨，审查图纸、资料和技术文件非常认真细致。他常常随身携带一个小计算尺，对一些数据，有时还亲自用计算尺校核。他修改文稿时，一个词、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要求一笔一画都要清楚、准确、端正。
徐舜寿一向倡导技术干部要深入到科研设计一线。在摸透米格－21飞机时，他要求室主任亲自编写、制定本专业的摸透工作计划和所需条件，亲自动手写摸透工作的技术分析报告。
当时有些领导干部整天因忙于开会、做计划或其他原因，坐不下来钻研业务。科研人员对此意见也很大，认为“在摸透中有的主管领导看不出问题，只能是原则指导、一般要求”；“对课题指导是打外围战，只能帮助了解有关协作问题或帮助抓些试验条件，对于具体问题几乎没有指导”，等等。
徐舜寿认为：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由于技术领导不亲临一线，业务水平提不高，将会失去技术带头人的作用，将会与群众关系疏远，上下互不通气，使摸透工作处于自流状态。这样发展下去，不仅技术骨干作用发挥得比较少，而且会越来越被动。在技术上落后于形势发展，不仅对当前完成任务有影响，而且，对今后新机设计工作也是不利的。”
为此，他提出：
“首先要改变领导作风，会要开得少而精；机关工作要深入一线，改进作风，端正态度，落实所党委提出的为科研工作服务的精神，当好科研工作的勤务员等要求。”
对待自己，他也是这样要求，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搞科研业务。
“我细算了一下，我参加各种会议的时间占40%，不算出差与有病的时间，我用在科研业务上的时间只有60%。我用很多时间出差、开会，没有时间来搞技术，长期这样下去，我只能凭基础工程和力学知识来领导技术。作为一个技术副所长、总设计师要求少开会，多抓些技术工作，并不等于脱离政治，只要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搞业务工作，这种意见我认为还是对的。”
1963年9月，徐舜寿针对技术资料情报工作中的问题，对技术人员使用外文资料的情况亲自做了一次调查研究。他的调查做得十分认真细致，不是走过场，调查工作结束后，他写下了5000余字的《关于提高外文资料利用率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将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意见和感想向所党委做了汇报。在这篇调查报告中，徐舜寿详细列举了所收集到的情况，并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今后工作的开展给出了十分具体的意见。
在调研报告中，徐舜寿发现当时在一所“科学技术人员中是学俄文的多，再加以俄文机种图纸大多都已译成中文，因此，目前俄文的问题不大，而突出的问题是英文。”一些技术骨干“16开本英文杂志一页要看一小时至四小时不等。”因此“一些英文资料利用率自然很低”。他在调查中了解到“六位副主任大多没有每月去翻几次杂志的习惯”。
通过这次调查，徐舜寿建议：“继续增添图书期刊，特别注意难得文献（买、借、复制）和补过期杂志。”特别是“应立即开始为直升机所与重型机所储备书刊。”
他提出，应“明确要求每一个室在明年（注：1964年）内至少有2人英文过关，标准是每一小时阅读3000个字母。”
关于情报研究工作，他建议“收集所内已有的文献译稿，择其与目前科研工作有直接关系者加以核对，不定期出版‘飞机设计与研究文献选译’”。
他在调研报告中总结了自己的收获和体会，写道：
“这次调查研究工作……也解决了我自己不少认识问题，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例如，我过去不主张在具体技术课题上做情报研究工作的，我认为，对于军事和政治首长们，诸如世界各国空军、航空生产、科学研究、新机种设计等等方面的综合性报道是需要的，但对于一些具体科学技术课题，诸如喷气襟翼、垂直起落飞机的操纵等等问题，则就是要科研工作者自己去查文献，看报告，自己去综合、分析、发展别人的观点，而不应该要情报人员来作综合报道。”
他的这些意见，对我们现在也是有着指导意义的。
他的这一做法受到六院的表扬，六院将他的这篇调查报告转发给下属各所。
一所徐舜寿同志，最近对提高外文资料利用率的问题，做了一些调查研究。科研人员注意作调查研究是个好现象。技术领导干部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很有好处，特别是通过一些具体问题的调查，并联系到如何执行技术政策问题，写出自己的感想，这样做很好。现将徐舜寿同志的调查研究报告转发各所，请各所领导同志阅，希望各级领导同志也都能这样做。
国防部第六研究院
1963年12月2日
徐舜寿在工作中从不以专家自居，他待人谦逊，对待技术上比自己强的人，他都虚心向他们学习。有一次，他计算了一个数据，怕没有把握，又特意请人帮他核实。他看了核对结果后说：“还是你算得好，你比我强。”后来他在大会上说：“我算得就是没有别人好，他是真正的专家。”
呼吁尽早开展自行设计
六院成立以后提出了“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方针。一所成立之后开始的任务，是协助132厂测绘歼5甲和复制歼7图纸。徐舜寿感到，这些任务符合自己的想法，即一个设计所就是要通过设计、发图、参加生产，才能得到锻炼提高。
在复制歼7图纸以后，六院下达了“摸透米格－21”的任务，并指示先不急于开展自行设计飞机。后来上级又下达了“摸着石头过河，在歼7生产出来之前，不准设计”的指示。
对于不允许开展设计这个方针，徐舜寿是不赞成的，而且是反对的。他对早日开展自行设计的心情十分迫切。他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材料中记述了当时的思想活动和做法：
“1962年歼7飞机图纸全面复制，院指出今后要用一个阶段来‘摸透歼7’，先不急于上设计，对于这个方针，由于和我原来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是不同意的，我当时认为1958年对飞机设计要求这么高是不切实际的，现在完全停下来也不对。我的说法是：只摸透不设计，就不是实践的观点，就会影响设计人员的成长，影响今后设计开展的速度，所以应该在摸透的同时，小搞搞，哪怕发了图不制造，练练兵都好。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多次提出，要求上级摸透时要带着问题摸，并且可以在摸透的同时搞一些跨音速飞机、甚至于低速飞机的设计，也提出过搞一种双座歼7教练机设想。这种思想到1963年3、4月间发展得很猖狂。当时一方面是歼7图纸发完了，摸透已经开始了一个阶段，下面要求我们拿出深入摸的办法来，而自己又拿不出。另一方面是有两个国外考察团回国，报道了英、法、意、荷等国家的航空工业发展情况，如说英国，83万航空工业从业人员，一年出多少架飞机、多少台发动机，法国一个小设计机构几十人还设计飞机等等，自己听了认不清两类国家、两种政治制度下面的航空工业是不能机械的从产量来做比较的，而是急躁起来，感到不快赶不行。在3月份院行政技术座谈会上，在4月份张爱萍副总长召集的航空技术座谈会上，以及在院内大小会上都说要设计，也和另外几个同志打过几次报告，如一次说：‘以中国之大，陆、海、空军之众，现代战争之复杂……是需要飞机的’，要求请空军给我们出题目，说：‘只要空军需要，巡逻机、打U-2的飞机等，我们都可以设计。’另一次是听说要仿制伊尔-14，认为这种飞机是40年代的产品，太落后，主张自行设计运输机。
在这一阶段，我确实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在宣传这种思想，记得向徐副院长发过牢骚：光摸透，不设计不行，说‘我想设计都想疯了’。我连陈毅副总理讲的‘不怕慢，只怕站’，聂副总理说的‘多设计，少制造’，甚至于连毛主席的《实践论》都曾引用来作为宣传这种和院的方针相对立、唱反调的论点。并且由于我的大施宣传，还影响了所里部分同志也有这种思想。例如有的同志也说，不让我们设计飞机是由于过去我们设计得不好，现在是‘一旦被蛇咬，三年见了草绳子都怕’。也有室主任一级的干部给所里打报告，提出要设计低空、低速、高机动性的飞机去打P2V等等。可见，我不但是自己带头反对院的方针，而且还影响了别的同志，使他们也不安心于摸透。”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徐舜寿对应该带着问题摸透米格－21，尽早开展自行设计飞机的想法十分执著。他不断地向上级领导呼吁。
1962年5月23日，徐舜寿与吴大观共同署名，向六院唐延杰院长、王振乾政委呈送了《关于我院任务的意见》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建议：要带着任务摸透米格-21飞机，在工程上用“原准机设计法”，即以米格-21为“原准机”来进行设计；他们认为：“没有目的的摸是很难有实际收获的，也是透不了的，出不了人才、成果的。”
5月31日，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和吴大观共同署名，向六院呈送了题为《关于设计什么飞机和发动机的意见》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可以开展自行设计的设想：
“（1）根据总长指示，我们设计研究所的力量应首先保证米格-19和-21的生产。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关于自行设计的问题，我们以为，应先尽一切力量保证上述生产任务，然后在此基础上，照顾发展需要，以余力先设计歼击机及其发动机。
设计歼击机的方案，应根据空军提出的战术技术要求，在空军提出要求以前，我们从需要与可能出发设想，认为可以在复制和学习米格-21图纸以后，以米格-21为原准机，开始设计一种音速2倍至2.2～2.3倍的歼击机，以半主动式导弹作为主攻武器，代替被动式的红外线导弹，航程较米格-21加长一半左右，发动机设计时设法改善其油耗性能，并在将来设法延长寿命。这种飞机大致与苏联苏霍伊7相似，估计总量约9～10吨一级，推力约8～9吨一级。初步估计1962年开始设计，发动机1965年开始制造，飞机1966年开始试造。这样，在最近三年内是不需要很多投资和试造力量的。
（2）将歼击机作为中心设计课题外，我们以为还可以根据目前具体条件，利用现成的国产材料、成件，设计一些不难于试造、不需要较多投资而又有相当用途的飞机和发动机，这样便既能满足使用要求，5年内国家经济条件也有可能，又能锻炼我们院的基本力量。我们的设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