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对于飞机设计来说，对已有的设计资料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继承，是发展的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能够在大家对“摸透”不知所措的时候，提出一整套的摸透的方法和要求。今天我们需要真正领会“熟读”的意义，在追求跨越式发展的时候，既不固步自封、亦步亦趋，也不违背规律、妄自尊大。
在提出“熟读”的同时，他又强调“不唯米格论”。在开始设计歼教1飞机时，徐舜寿提出要“熟读唐诗三百首，但不要唯米格论”，要求设计人员在设计时可以参考米格型飞机的构造，但不能抱着不放。在以后的初教6和强5飞机设计中，他都坚持了在学习外国机型优点的同时，要结合国情，自主创新。
三、注重向部队和飞行员学习
1956年，飞机设计室成立之初，徐舜寿就带队到空军部队和航校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歼教1草图设计过程中，为了使设计方案更加合理、更加符合部队的训练需要，徐舜寿曾先后14次亲自带领设计人员，带着设计方案请空、海军领导机关，空军有关部队，航校以及苏联专家进行审查，广泛征求意见，也请工厂试飞员来评审设计方案。然后，再根据部队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修改原设计方案。这种做法后来也成为设计研究机构的传统。
1964年10月10日，六院转发徐舜寿等人下部队调查学习的体会。
“下部队可以得到一些书本上、图纸上得不到的知识，特别是加强了作战的概念，后者是科研技术人员往往忽略的。例如，伊尔-28低空作战方式，飞机在长期使用中发生的疲劳现象，都是在任何书本上学不到的。此外，某些知识虽然书上有，但有的讲得不深，有的还和实际生活有差别，不下部队不知其利害。典型的例子是座舱温度：不到南方来，不会知道夏季温度会高达54℃；不在热天来，也不会体会这是什么光景。又如低空航程，学习了部队的计算方法，才知道实际使用中的航程要比‘本本’上写的差百分之四十以上，真是‘七折八扣’。不听飞行员的谈话，不会体会到航程紧张的程度。看来对于他们，这是能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问题，是‘性命攸关’的问题。”
（六院转发徐舜寿等同志“对到部队调查学习的一些体会”材料）
四、以试验为依据，保证产品的工艺性
一个有着使命感的科技领导者，对科学技术问题必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不相信，那些研究机构都难以解决的技术关键，通过搞几次群众运动就可以解决。
“对于在设计中大搞群众运动，我也是怀疑的，典型的事实是去年年底全厂抢107关键技术问题，当时自己在医院里，听说过这件事，但未知其详。但到病好出院以后，有一次看到了一个铅印文件，一共有267页关键课题，简单地翻了一遍，看到有的关键范围很大，如超音速弹射救生，心里就议论，‘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好几个研究机构干上几年还没有很好解决了的，我们怎样能登高一呼就抢走了呢？’”
（《整风检查提纲》1960年3月13日）
他明确提出，“没有经过试验就贸然进行试制是错误的”。他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原则，但结果是对自己的原则作出检查并接受来自组织的严肃批判。
“（1959年）7月底，由于发动机进展要拖后，我就认为我们应考虑用仿制发动机来设计飞机。当时自己思想波动很大，认为飞机设计至此已是‘困难重重，矛盾重重’，‘何去何从，不胜徘徊彷徨之苦’。条件论重新抬头，自己分析了飞机设计、发动机设计、附件设计之间，以及设计、研究、生产之间的矛盾，认为今年条件和去年差不多，风洞还是一个不能用，发动机、附件也没有拿到，新材料、新工艺也没有显著成果，因此就只能搞试验机，并且认为，去年局定的方案方针太急了，今年厂没有经过试验就贸然进行试制是错误的，自己还抱怨自己‘没有坚持原则’。
……
我总以为中国科学研究的根底太薄，连一个‘像样的’低速风洞都没有（所谓‘像样的’是指洋的、大的），而建设一个风洞，到掌握试验技术，能够正常运转，在我看来是非三年两载才能办到的，至于超音速风洞，则中国更是没有条件，非三年五载不可了，而飞机设计之前必须有模型风洞试验来验证设计，因此，在没有风洞的条件下，我们只能‘稳步’前进，先设计亚音速飞机，连高亚音速的都不可能，这便是我在1958年秋季以前的主要逻辑。”
（《整风检查提纲》1960年3月13日）
五、稳步发展
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在飞机设计事业方面，徐舜寿想到的是“稳步前进”。
“在速度上，我主张稳步前进，一架接一架干，但每一步要跨的小些，这样可以每次都能成功。我不赞成一步跨大了，很久出不了飞机；也不赞成几年不设计，等条件成熟了才设计高的。对于112厂设计室和一所，我那时的想法是从设计歼击教练机开始，然后是高亚音速或跨音速强击机，然后才是超音速歼击机；对十所，我的想法是轰5改进，运输机测绘，轰炸机改型，然后才设计超音速轰炸机（或远航程的高亚音速低空轰炸机）。”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关于人才培养——徐舜寿科研设计思想（三）
徐舜寿深知技术人才的宝贵。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了系统的培养思路与方法。
一、培养一批尖子
飞机设计事业要获得发展，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能够在航空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突破，而要解决技术关键，突破技术难点，主要是靠“尖子”。
“我认为，飞机设计所的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都要普遍提高，这主要通过在具体设计实践中从搞方案、试验、发图到试造试飞的整个过程中锻炼各个专业的基本功。但是，在设计中真正要解决一些关键技术时，主要是要靠‘尖子’，所以培养尖子更重要。在1959至1961年超音速飞机设计实践中，我感到，一般设计员的结构知识，制图与计算技术，生产、工艺、材料、标准等基础方面没有太大问题，而主要困难是一些关键技术问题突不破。从此，我更认为应当有意识地培养一批能攻坚的尖子。在那时我的心目中，是有这么一批人的，如气动问题靠顾诵芬，颤振问题靠管德……我认为，当时我们的专家、尖子是太少了，要积极地大力培养。”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在工作实践中，他了解专家的作用，也由衷地钦佩专家。
“对于一批苏联专家，我是很钦佩的，还强调向苏联专家本人学习。如对于歼教1时来的雅克夫列夫设计局的总体专家马尔道文，认为他年轻有为，学校毕业不久，但总体、气动、强度样样都有一套。对米高扬设计局驻112厂的总设计师代表谢苗诺夫，认为他对每个飞机真是熟透了，人又好，和志千同志议论过他有‘长者之风’。对南昌320厂安东诺夫的设计师代表斯米尔诺夫，他虽是中专出身，但能钻，对起落架就是熟。初教1后来在部队使用过程中，飞行员对起落架反映很好，有的飞行员说：‘你们要改飞机哪儿都可以改，就是别改起落架。’我听说后就曾经把这归功于他和李文龙，因为是他们俩人设计的。”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二、选拔技术人才的标准
徐舜寿非常重视对技术人才的选拔。他的选拔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行不行”，这是基础条件，“不行”则难以进入设计机构。二是“有没有发展前途”，这是分类培养的前提。
“对于年轻一代技术干部，我是有自己的选拔标准的。由于我的一贯思想是，要飞机上天，主要是凭技术，所以，对于一个技术干部行不行，我是首先看他技术过不过硬，能不能自己画图、计算或动手做试验；对于一个技术人员有没有发展前途，我是首先看他是不是喜欢钻书本，善不善于查文献，有无技术上的‘进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