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制“东风”113的日子
《中国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纪实》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确凿的记载：“1958年秋冬之际，‘东风’113起步，哈军工三期空军工程系一科学生宋文骢参加了‘东风’项目，分到沈阳112厂设计室，担任该型飞机总体设计组组长。当时负责‘东风’113飞机发动机设计的马明德、罗时钧两位教授也直接参与了112厂的研制。”
这就是说，宋文骢其实还在大学期间，就在老师带领下，开始参加飞机设计研制工作，并且，他那时就担任了当时国内自行研发的最先进战斗机总体设计组组长！
一个还在大学三年级读书的青年学生，就担当如此重任，纵观整个世界飞机设计史，恐怕还十分罕见！这让人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事情的缘由是，当时正值“大跃进”期间。1958年3月，第一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制定了15年发展纲要，提出奋起直追，力争15年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奋斗目标。同年7月26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教练机歼教1首飞成功。受到鼓舞的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上讲：每个公社都要把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和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机场。
显然，这个主观愿望是美好的，只是脱离了当时的国情。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走向制造，通过苏联帮助和自己实践确实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了一批素质较高的航空人才，但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有些不谨慎了，可能认为飞机设计制造非常容易，不切实际盲目追求高指标，还掀起了“超英赶美”、“全民办航空”的热潮。
作为还是青年学生的宋文骢，自始至终亲眼目睹和亲自参与了这场“全民大办飞机”运动。
从当时的报纸上，宋文骢连续不断地看到各地造飞机传来的喜讯：1958年9月15日，上海“飞龙”号水上飞机实现首飞；1958年9月29日，哈飞“松花江一号”实现首飞；1958年9月23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1号”首飞成功……一时间，让人感觉似乎造飞机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这样的气氛下，连非航空系统也跃跃欲试想造飞机了。
其实，当时造飞机的情形，就有点像农业“亩产一万斤[1]”报喜一样，各地首飞的19个型别的飞机，大都是采用现成的发动机、一部分现成的飞机零件匆匆组装而成。除了在全民中普及飞机知识外，别无重大的实质性成果。
在这样的形势下，设计制造“东风”104、“东风”107，乃至“东风”113战斗机的方案应运而生，相继出台。战斗机用“东风”命名，意为“东风”压倒“西风”。
“东风”113飞机，是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师生1958年设计的一种高空高速战斗机，确定飞行Ma2、升限高于20千米。开始是作为一种教学活动，并没有打算投入试制，后来得到陈赓、刘亚楼以至彭德怀等军队领导的支持，确定进行试制。接着，按国防科委意见，考虑到其作战对象为美国F-104、F-105及B-58超声速飞机，将设计指标提高到Ma2.4、升限20千米。
9月完成初步方案论证和方案审查，10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进行审议，会后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并得到正式批准。该机由哈军工师生设计，飞机及其发动机试制任务分别由112厂和410厂承担，与“东风”107飞机的试制同时进行。
1958年11月，第一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奉命下达了研制“东风”113的决定。哈军工立即行动，决定由空军工程系教研室副主任马明德教授负责学院低速风洞设计建设；院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陈伯屏教授负责“热障”攻关；陈教授与空气动力学罗时钧教授、航空发动机教研室副主任董绍庸教授带领一、二、三期学员，约400人下到工厂参加研制。
宋文骢这一期学员，此时正好完成了大学主要课程的学习，进入毕业设计阶段——宋文骢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来到国营112厂，在第二设计室（“东风”113项目设计室）参与飞机起落架设计。为解决前起落架的收放难题，他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计算尺”式方案，紧接着又让他进行机身第五框的设计（与起落架位置相关）。
宋文骢的这两项设计，尽管没有经验，但常规计算分析上手快、打样画图有一定的基础，技术上也有独到之处，领导和同志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很快就让他挑起了总体设计组组长这一重担。
1959年11月，上级机关为了加快“东风”113飞机的设计进度，采纳了暂停“东风”107项目研制的建议，将第一设计室（“东风”107项目设计室）与第二设计室合并，宋文骢担任新组建设计室的总体组组长，继续“东风”113项目的研制。
还是一个学生，宋文骢就能直接投入到飞机设计工作中，并且还让他担当如此重任，可见领导当时对他是何等信任，同时也说明他成长很快，确实是空军工程系学生中的佼佼者！
宋文骢在研制“东风”113工作中，主要负责总体协调、全尺寸样机协调工作。一干就是几年。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如火如荼的1000多个日夜中，他满怀热情，不分白天黑夜忘我地带领组里的其他同志，埋头于自己的设计研制中。这几年，他基本没有节假日，没有其他年轻人那样的花前月下，也没有回家探望过父母和亲人。在生活困难时期，他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节衣缩食的艰难日子，这对于整天处在超强度工作中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来说，其中的甘苦可想而知。
昼夜兼程，连续苦战。
就这样，在“东风”113设计研制的几年中，宋文骢领导的总体组完成了总体三面图绘制及全尺寸样机研制。工作中，他不时来到工作现场，拿着设计图样，对比着复杂的样机，认真协调并苦苦思索着。从飞机设计研制的体制到飞机设计的指标，从飞机设计的结构再到飞机的设备配置，他都一一进行着分析。
到最后，他对飞机设计逐渐入门后，对“东风”113这种先进机型的各种战术技术指标，以及当时我国所具备的工业基础条件，也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比。分析对比的结果，使他认识到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在短时间内还不可逾越的。如只是一厢情愿地不断提高飞机的战术技术指标，不抓好基础和预研工作，在短时期内要搞出这样高指标的飞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对于宋文骢来说，整个“东风”113研制过程，使他更深入实际地学习了航空知识，更熟悉和掌握了飞机设计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他的专业水平；更重要的是他直接从事了总体设计，经历了飞机设计从气动布局选择、总体方案确定、各主要系统的协调，以及飞机设计全过程真刀真枪的锻炼，摸索并积累了飞机总体设计“着眼全局协调各系统，总体牵头一条龙推动”的一些宝贵经验。
在那些高强度劳动和经历挫折的日子里，宋文骢的心情也和所有参加研制的同志一样，既存疑惑又异常沉重。在更深入的思索中，他竟然发现我们仿制的苏联飞机结构，还存在不少设计缺陷；我们照搬的苏联飞机研制的体制，也存在着不少不适合中国国情问题——这为他后来作为总设计师时，坚持要打破旧的研制体制，坚持走自己设计的道路，以避免失败，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心里憋着一股劲
“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这是做一切工作的大忌。从事航空工业，特别是搞战斗机，绝不能搞大轰大嗡急功近利，更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飞机上任何一个微小的瑕疵，都可能酿成大祸。所以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几十年的工作实践告诉宋文骢这个真理，他又把这个真理告诉和他一起搞研制的同事们。
宋文骢是个尊重科学甚至敬畏科学的人。他对急功近利违背科学的做法，从涉足航空领域以来，就非常反感；对飞机制造领域中惨痛的教训，他都时刻铭记在心——这就是他后来担任总设计师后，所主持的两个新型号飞机，研制全过程中飞了上万个起落，从未摔过飞机，也从未出现过人身伤亡事故的真谛所在。
在研制“东风”113那段时间，当时112厂正在批量生产米格-19飞机。还是在那个“大跃进”热浪中，由于主观愿望脱离客观实际，片面追求速度和数量，破除了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盲目搞产值翻番，加之这是照猫画虎仿制的苏联飞机，对飞机性能结构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造成飞机质量急剧下降。厂里试飞车间停放着上百架飞机，因为质量事故频繁发生，连续发生多起飞行等级事故，造成飞行员伤亡。工厂因此被迫进行停产整顿。
此时，宋文骢正在厂里设计室工作，担任总体组组长。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0年6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全部飞机图样资料，而且停止了设备和零部件供应，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航空工业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雪上加霜。
苏联人说走就走了，连“再见”都不愿多说一句。国营112厂试飞车间里不论是装好还是没装好的飞机，像被人随手抛弃的一堆钢铁垃圾，只能可怜兮兮地躺在厂房角落里，做着浑浑噩噩的梦，盼着云开日出的日子。
在那些日子里，宋文骢经常心情抑郁地徘徊在试飞车间的机群里。望着这些长着翅膀，却飞不上天；即使飞上天，又不能保证其安全的飞机。他惋惜，他痛心，有时甚至感到愤怒：难道我们就只能永远这样照着葫芦画瓢，只能仿制别人的飞机？
“长年啃别人嚼过的冷馒头，就只能永远当个可怜的乞丐；一辈子照猫画虎，至多成就个高明的画图匠，而永远成为不了一个艺术大师！”
1960年春天，按原先的协议，苏联派出一组专家来华咨询，这是我国设计人员第一次接触苏联的飞机设计专家。大家本着虚心求教的心情，对“老大哥”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有的专家在中国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居高临下目中无人的神气，那种不容置疑的说话口气，让宋文骢始终不能忘记和释怀。他记得有一次，和几位苏联专家一起开会讨论问题，一位专家发言时掏出一个工作证大小的本子，上面用俄文记着一些符号，我们一位同志无意识地凑过头去，这位专家对我们的同志睨了一眼，立即就神秘兮兮地把小本子合上，好像生怕中国人偷看了他上面的什么秘密似的。会后，苏联专家竟还小题大做提出了抗议。
这件事让年轻的宋文骢受到很大的刺激，以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他还念念不忘这件小事。
从那时起，宋文骢就暗暗悟出了一个道理，别人的儿子再威武再英俊，毕竟是别人的儿子，光羡慕没有用，光嫉妒也不行，只能下决心自己也养出个威武英俊的儿子来！别人的东西可以学习借鉴参考，但总是如履薄冰似地照别人的脚印走，是没有出路，没有不失败的。
他立下志向，决心要走出一条中国人自己设计研制飞机的路来。
但，宋文骢既没啃过洋面包，没进过哈佛剑桥，头上也没有戴过博士、硕士的帽子，他是不是有些想入非非、不自量力？
还好，宋文骢是个低调的人，当年他没对人声张他的这些想法。他只能把这想法深深埋在心里，在心里暗暗憋着一股劲，暗暗在往这方面做着准备而已。
成就和塑造一个卓越的人才——
人的天赋是客观存在的；
成长的环境与历史的机遇也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我们绝不要轻视了宋文骢这个人的毅力、耐力、智力和顽强的战斗力。
到六院一所报到
1959年11月，国防科委提出必须加快“东风”113飞机试制，争取向党的40周年献礼的建议后，有关方面决定暂停“东风”107飞机的研制。将第一设计室与第二设计室合并，在组建新的设计室里，宋文骢仍然担任总体组组长，继续“东风”113项目的研制。
由于苏联撤走专家，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研究解决航空发展问题，最后决定由国防工委、国防科委和空军等有关部门，集中现有的设计研究技术力量，组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1961年6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正式成立。8月新组建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在沈阳诞生，该所集中了当时国内有限的飞机设计力量，由112厂飞机设计室、哈军工参加“东风”113飞机设计的师生和空军第一研究所组成。该所部队番号为总字922部队，代号601所，即六院一所。
六院一所第一任所长是刘鸿志，政委瞿曾平，副所长徐舜寿、叶正大、郭屏、周景良，总设计师是黄志千。
8月，宋文骢接到上级通知，到六院一所报到。
在此大的背景下，宋文骢所在的研究室，正式归属沈阳六院一所。他的工作也有新的调整，担任气动布局组组长。
说是报到，其实宋文骢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上班。当时新组建的601所还没有自己的所址。直到1962年8月，沈阳炮兵侦察学校调整到重庆后，601所接收了该校的地盘，才正式有了落脚之地，结束了两市三地分散的状况。
601所区远离市区，位于沈阳后塔湾。这里原是日伪时期的兵营，1952年由炮兵学校接收修建起来的。说起来，这里虽说交通不便，但环境还算不错。进入前塔湾，抬头就可看见矗立于高岗之上，建于辽代的高33米、八角飞檐13层的无垢净光舍利宝塔，此塔是沈阳的重点文物；旧时这里还东连昭陵，南临沼泽，古色苍苍，气韵不凡，是著名的游览之地（“塔湾夕照”还是沈阳八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