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采访宋文骢，他都绝口不谈他个人私事，更休想听他讲自己的罗曼史。似乎他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老仙翁，除了造飞机，他再没其他话题。
他能跟你讲什么呢？
他没有罗曼史。
他们那代人，读初中、高中时，男女同学之间保守得很，甚至还有些封建，更没有什么“早恋”一说；后来他参加了游击队，四处颠沛流离，哪里有条件谈恋爱；他20岁离开家乡，从云南来到东北，先进航校当学生，后到部队修飞机，战争期间他不可能有时间来谈恋爱；后来上了哈军工，当时哈军工规定学生不能谈恋爱，发现谈恋爱要受到开除处分；到了工厂和研究所，他不分白天晚上都钻进了图样资料堆，钻进了“东风”113和米格-21的肚子里，哪里有时间来谈情说爱！
年轻时的宋文骢，一表人材，那可是英武潇洒的空军军官，再加上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要说找对象，可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可偏偏就怪，同学战友中，只有他熬成了一条老单身汉！
有月亮落下去，有太阳升起来。
等他有一天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揉揉眼睛，抬头望望天空，才猛然发现天空中还有五彩的云霞，云霞里还有自由飞翔的鸟儿，鸟儿们还成双成对地唱着悠扬婉转的歌！等他有一天拿着搪瓷碗上单身食堂，突然发现同学和战友们的孩子，三三俩俩背着书包蹦蹦跳跳上学校时，他才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自己已经30多岁了，早就到了该成家的时候了呀！
这只是笔者想象中的情形。
为了写这传记，我们看了宋文骢和他爱人张懿的档案。
档案里有一页发黄的《结婚登记表》。上面简单写着爱人张懿的基本情况：
张懿，1939年1月23日生。江苏南通县人。家庭出身银行职员。抗日战争时随父母到重庆躲避战乱，1944年就读于重庆南山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父母返回上海；1956年9月考上西安航空学院，所学专业是飞机结构设计；1961年7月毕业分配到601所工作。解放后，父亲张岗在上海缝纫机厂当会计，母亲陈佳征在学校任教师。
登记表中“两人如何认识，是否自愿”一栏填到：1962年相识，自愿结婚。
也就是说，宋文骢登记结婚时已经整整35岁了。
“如果用文字来形容张懿，‘温文尔雅，端庄贤淑’几个字最准确。年轻时的张懿，既有上海姑娘风度，又有知识女性的气质，还在全所文艺晚会上登台独唱歌曲。当时宋总和张懿虽不在一个研究室，但张懿是搞前机身结构设计的，工作上肯定会有接触。那时，同志间虽说只讲‘革命友谊’，但两个未婚的年轻人在一起，气质性格相投，日久生情，最终牵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当年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如是说。
据说，宋文骢和张懿相处已经两三年了，觉得应该成个家了。可那时，凡党员、干部、军人，甚至搞国防工业的职工，要想结婚，先要向组织申请，由组织审查批准后才能去办领结婚证。当宋文骢写报告去向组织申请，要和张懿结婚时，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组织上不同意他和张懿结婚！
原因既简单又复杂，当时宋文骢正在搞被列入“机密”级的歼8飞机，工作上要接触总体、布局、性能等“绝密”级技术。他申请结婚，组织上当然要对张懿家庭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审查的结果，说张懿的父亲旧社会当过“银行职员”，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上竟然不批准！
荒唐的年代，总是发生令人啼笑皆非荒唐的事情。
宋文骢听到这样一个结果，他先是愣住了，然后禁不住愤怒起来，他找到干部科的领导理论：张懿的家庭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一般的‘职员’，算是共产党团结的对象；再有，张懿虽说生在旧社会，但她是长在红旗下，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个航空学院的大学生，同时也是国防部六院研究所的军人，从事的也是战斗机的研制工作。你们有什么理由对这样的同志政治上不信任，有什么理由不批准我和张懿结婚！何况我宋文骢已经快35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中意的人，你们说不能结婚就不结婚吗！
领导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语言给宋文骢讲了一大堆道理和理由，总之一句话：组织上不同意。
宋文骢是个倔犟认死理的人：你少拿组织这顶帽子来压我，我不是没有报告过，而是你从来就没有正面答复过！
于是他和干部科领导谈崩了，双方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不听组织上的话，这还了得！当时一个党支部书记就能代表党，在基层有着绝对的权威。就连上班时茶杯放在什么位置，报纸放在什么位置，指导员都要管，都要说了算，何况是一个党员干部的婚姻大事！
宋文骢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就坚决不买这个账！
“宋文骢竟然不服从党的领导，个人主义抬头，个人利益第一，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发生。”
双方僵持着，但僵持了不久——谢天谢地，宋文骢终于犟赢了，最后总算争取到了自己结婚的权利。1965年6月5日，他和张懿堂堂正正登记结婚！
宋文骢付出了真诚和执着，收获了爱情和幸福。
结婚后的宋文骢，当时的工资是74元，他和张懿住在营房的一个小单间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虽说住房简陋，生活清苦，但对从高中毕业就离家颠沛流离的宋文骢来说，身边总算有了个知心的人，在异地他乡总算有了个家。
这里还有个插曲：宋文骢结婚时，他的军衔是上尉，还没有分房资格。他还住在有16个人、安着上下铺的单身宿舍里。后来成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谢光中将，当时军衔是大尉，有资格住单间，但谢光的夫人在北京，实际当时也算单身汉。谢光当即就很豪气地将自己的单间房子让给了宋文骢，这才使宋文骢和张懿安顿了下来。
“宋总是个豪爽大方的人。而张懿呢，也是热情贤惠的夫人。他们成家后，我们那时是刚从学校毕业进所的学生，尽管当时生活很艰苦，物质供应很困难，但只要到了他们家，碰到他们吃什么就会叫你吃什么。有时，宋总还会豪气地请我们这些年轻人喝二两酒。”当年新进所的青年学生、后来歼10飞机的航电总师曾庆林、飞控总师谢经涛如是说。
在风雨袭来的时候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完成歼8综合战术技术论证后，宋文骢被所里抽调出来，继续歼9总体气动研究论证，在他完成“歼9简要战术要求报告”过程中，一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而来，只是当时他还没时间和精力来认真思考和投入这场运动罢了。
早在中央“5·16”通知下发后，所政委于达康等同志参加了三机部和沈阳市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上级要求，全所机关、设计室要每天抽出半天时间搞“革命”。8月，601所成立了“文革筹委会”，月底开始“炮打司令部”，所里领导都靠边站了。一时间，“破四旧”、“红海洋”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了研究所的中心工作。全所从早到晚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紧接着，剪辫子、抄家、斗争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成了塔湾主要的风景。
再后来，两派斗争升级，从文斗发展为武斗，甚至动了棍棒枪炮。
据统计，这期间，601所先后有5人被定为敌我矛盾，有的还被判了刑；19人被定为三类人员；18人被点名批判、10人被游街、4户被抄家。所里一切工作几乎瘫痪，科研生产早已无法正常进行。到1967年2月，沈阳炮兵司令部派出军管会进驻601所，对不久前还是军队的这个研究机构实行了军管。
这场大的灾难，整整持续了10年。
宋文骢在这场运动中，难免也受到冲击。
“那时，因宋文骢学生时代就参加了游击队，找不出他的历史问题。后来弄来弄去，就怀疑他是‘五一六’分子。他被抓过、关押过、批斗过……隔离、审查、请罪、写检查、交代罪行、睡地铺、不让吃饭……他都经历过。后来，把他从‘里面’放出来后，又被弄到蔬菜队，种萝卜、种黄瓜、挖土豆……一直到后来搞歼9，对他还是监控使用……”当年了解601所“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老同志告诉我们。
“嘿，那些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宋文骢挥挥手，轻描淡写地说道，“‘文化大革命’，有谁没受过冲击呀……过去了的事情，老是耿耿于怀，还能干什么事情哪……”
宋文骢是个乐观大度，凡事向前看的一个人。他不愿再提“文化大革命”那些令人不愉快和让人灰心丧气的事情。
我们想从档案里寻找他这段历史，但里面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我最近过得还不错，‘文化大革命’那些事，就算过去了。组织生活已经恢复，问题倒是还有一些，由它去吧。看来在四川算是待定了，短时间不会有大的变动。我们这个单位是部队，又不是部队，就是那么回事。10年来，好几次大变动。一句话，路线问题。看来还要变，由它变去，但为人民服务总是变不了的……”这是宋文骢1971年秋天写给大弟宋文明信上的一段话。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宋文骢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一点思想和行为轨迹——其实，那时候宋文骢还没真正被“解放”，直到1972年才调到所里生产组负责技术协调工作；1974年2月，才被任命为611所总体室和气动室主任，这时候他才算真正被“解放”出来，又才重新开始从事他这辈子所挚爱的飞机设计事业。
“嘿，宋总就是那么一个人！他做事想问题跟一般人就是有些区别。”一个和他共事多年的老同志对他总结道，“‘文化大革命’那些年，他尽管受到很大的冲击，也吃了不少苦头，但他立志为空军设计先进战斗机的夙愿一直没有改变，为我国研制先进战斗机的学习和思考一直没有停滞；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整个世界飞机研制的态势和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最好的证明，就是后来的歼9乃至歼10的设计，所采用的鸭式气动布局、大口径雷达、中程拦射武器系统等方案，就是他这期间学习和研究的结晶。”
这个总结是恰如其分的。
“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党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为它做了结论——既然老人不愿提及这段往事，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刨根问底了吧。
歼9大队转战成都
1970年5月1日，这一天正是“国际劳动节”。
时值仲春，白杨树已经长出新叶，迎春花已经绽放，这是一个万物复苏、新生命萌动的时节。一列载着300多人的神秘专列，即将离开东北沈阳。站台上，有无数送行的人。车上车下，一片离情别愁。
“将来出差，一定要回所来呀！”车下送别的人嘱咐道。
“一定一定。你们到了南边，一定要打个电话，到我们那地方来看看呀。”车上离别的人回答。
为了应付未来的战争，抓好三线建设，让毛主席“睡好觉”。根据中央航空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恢复已经搁置了几年的歼9飞机的研制，并决定由成都132厂负责试制生产该机型。为推进研制工作，601所从事歼9设计的大队将离开沈阳，到西南成都去组建一个新的战斗机研究所——601所成都分所。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及部分机关干部和工人，带着行李和大批的图样资料，即将起程。
其实，这次分迁最初到成都的名单里并没有宋文骢，他自从被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后，实际上已处于无人问津的边缘化状态。怎么办呢？为了歼9飞机，这些年宋文骢和战友们顶着各种压力，做了一轮又一轮的试验和论证，倾注了他无数智慧和心血，能说不要他就不要他了么！
还记得，1966年8月，所里派他和张仲秋等同志专程到北京向空军司令部汇报的情景；还记得这年9月，他和所里其他技术人员60余人到芜湖空军某师进行了现场设计的场景——可，难道就这样与歼9飞机失之交臂吗？
宋文骢不甘心。
为了自己这一生的理想和志向，为了割舍不下的歼9飞机，此时宋文骢顾不了这么多了。他思来想去，最后打定主意，和妻子买来木板，自己动手钉包装箱，做好了搬迁的充分准备。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宋文骢自己决定随大队出发的事，既没有人同意，但也没有人出面反对！就这样，宋文骢和妻子张懿就要随着大队到新的地方去了。
火车即将开动了，宋文骢坐在靠窗的地方，静静地凝望着远方的天空。天很蓝，云很白，一群春天的鸟儿掠过蓝天，渐渐远去不见踪影——从云南来到东北已经整整20年了，来时他还是个20岁的小伙子，而今却已是40出头胡子拉碴的中年人了——岁月不饶人哪！
来到东北20年，他在这里付出了青春、热血和汗水，当然也收获了知识、荣誉、事业和爱情。这个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满足，也有失落；有欣慰，也有遗憾——他曾在会上说过，要让我们自己研制的飞机飞翔在塔湾的上空——现在看来，歼8飞机虽然首飞了，什么时候才能设计定型呢？而歼9飞机飞上蓝天的愿望，在这里是不能完全实现了。
那么，到了新的地方，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吗？
他心中有些迷茫。
列车一声笛响，缓缓驶出车站——再见了，东北；再见了，沈阳！宋文骢望着窗外掠过的建筑和树木，不知怎的，他除了对这里有几分眷恋，对将要去的地方，倒还有几分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