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时03分，试飞员尹玉焕进入座舱，经过滑行，显示飞机状况良好。随着两颗绿色信号弹凌空升起，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飞机如箭般冲向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后，飞机作平稳盘旋，动作轻盈而矫健，机身苗条而修长，潇洒漂亮极了。不一会儿，从塔台上传来试飞员“飞行正常”的报告。飞机两次通场后进入四转弯，然后平稳着陆、滑行、放伞减速，稳稳停在停机线上——歼8飞机终于首飞成功！机场上的人群相互拥抱，欢呼雀跃——此时，宋文骢虽未被“解放”，到现场是接受“教育”，但激动之情同样难以言表。
宋文骢动情地说，这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最艰难的时候，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战斗机！在歼8飞机研制和生产的艰难岁月里，王南寿同志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冒着“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和武斗的风险，坚持在歼8研制现场。可是，在那个火与血的特殊年代里，王南寿这位“反动学术权威”，却被发配“五七”干校劳动，连歼8飞机首飞上天也不让他参加；所长刘鸿志是在专政队监督劳动时，得知歼8飞机首飞成功的喜讯。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但是他们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凭着对祖国的一腔赤诚艰难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首飞不易，定型更难。歼8飞机从1969年7月首飞成功，直到1979年12月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整整走过了10年漫长的历程，其艰辛的过程难以用简单的文字描叙。设计定型后，到生产定型，又经过了7年整，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才批准了歼8白天型飞机生产定型。飞机设计定型之后，设计和生产单位这才陆续完成了系列飞机的改进改型工作——无论如何，千呼万唤，历尽坎坷，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超声速飞机歼8总算问世。此后，601所在顾诵芬等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不断改型和能力提升，歼8飞机形成系列并装备部队，成为我空军的主力作战机种！
1986年，歼8飞机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大批参加研制的人员立功受奖，获得殊荣。宋文骢和许多调离601所的设计师们，为歼8飞机方案设计、详细设计和生产制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歼9之花的凋谢
说到歼9，宋文骢表情凝重了。
他思索良久，总结道：“歼9干了十多年，最终没能上天，确实叫人遗憾痛心。但客观地讲，没有歼9作为基石，就不会有歼7Ⅲ飞机和后来的歼10飞机！”
歼9和歼8飞机本是一对孪生兄弟。歼8是双发机，歼9是单发机。
当年，宋文骢他们之所以提出双发方案，主张先搞歼8，是基于解决现实需求的问题。但他心里明白，最终还得向歼9甚至更符合作战环境的战术技术指标挺进。
歼9设计的战术技术指标都超过歼8，拟配备一台推力为12500牛的发动机。飞机初期设计气动布局为两侧进气、三角翼、有平尾的正常布局，有良好的雷达火控系统和较强的火力配置，可使用导弹进行拦射攻击，能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进行全天候作战的高空高速飞机。
1966年8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准了飞机研制任务。飞机战术技术指标要求为最大速度Ma2.4、静升限20～21千米、最大航程3000千米、作战半径600千米等。
在进行了大量实际调查和设计研究后，歼9飞机前后搞了5个方案，包括不同参数的正常式三角翼、正常式后掠翼及无尾三角翼方案，由于要求的战术技术指标太高，无论哪个方案都远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在设计方案上科研人员发生了意见分歧，由于争论没有结果，加之随后席卷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设计方案都被搁置了。直到1969年，中央才又决定恢复歼9研制，生产定在国营132厂。根据产研结合的原则，1970年5月，歼9研制大队迁往成都。
在南下的列车路过北京时，当时负责歼9型号的王寿南等人在北京空军招待所向曹里怀、常乾坤两位副司令员汇报了歼9方案。空军方面提出要进一步在高空高速上有大的突破，提出升限25千米、Ma2.5的“双25”指标。有位领导还指着墙上一幅毛主席诗画，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嘛，要大家努力去攀登呀！
同时满足“双25”指标，尤其是升限25千米，当时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回，又轮到宋文骢和他的同事们睡不着觉了。
当时，从沈阳带来的无尾三角翼方案阻力小，主要作战性能，特别是超声速性能都比有尾方案要好，但无尾飞机的起飞着陆性能较差。从操纵性的观点看，无尾飞机有明显的缺点。在研究过程中，宋文骢和性能组的同志们反反复复，多次讨论技术布局，提出“在无尾飞机机翼的前面加一个小翼，以改善飞机的升力特性。”王子方同志在黑板上做了汇报，得到了总体室主任谢光和谢品、杨文华、张子彦等设计人员的支持，大家认为应该按照“无尾+前翼”布局这个思路往前走，先搞几个方案做一做试验。这就是我国战斗机鸭式布局设计的来历。
当时，苏联、美国先进国家气动布局都是采用两侧进气、三角翼、有平尾的正常布局，这个鸭式布局，不但在我国飞机设计上没有先例，就是在苏联、美国先进飞机研制国家也很新颖。何况当时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资料，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鸭式布局的这个设想，打开了大家思维的窗户，人们的思维都冲出了窗口，在天空中尽情地飞翔。1971年9月经过一系列的补充完善，在当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鸭式布局的高速、低速风洞试验模型，立即送到了北京大学和四川安县进行高速、低速风洞试验。经过一系列的试验验证，充分证明了鸭式布局的潜力和优势。
随着对鸭式布局的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宋文骢他们做得最多的是歼9Ⅵ方案，各项试验相继完成。从此，鸭式布局被国防科委确定为歼9的基本方案，后又应用了飞机腹部进气形式，经风洞试验也取得较好效果。
限于篇幅，后来研制工作的艰辛和挫折就不一一赘述了。由于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信口开河瞎指挥，将歼9的战术技术指标做了5次重大改变，直到最后要求飞机达到Ma2.6、静升限26千米的“双26”指标。他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完全脱离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实际。众所周知，当时不但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完全无法满足要求，就是材料、工艺、试验条件都无法得到保证。
1978年，上级决定对歼7飞机进行大改，歼9这株没来得及绽放的花朵就慢慢枯萎了，并且后来还面临发动机无法落实的窘况，到了1980年，歼9的研制就完全中止了。
从1965年初开始论证，到1980年中止研制，歼9之花历时15年，最终凋谢了。歼9与歼8当年同时开始研制，歼8尽管历经磨难，最后终于定型列装了部队，而歼9最终还是夭折了——令人扼腕仰天长叹！
宋文骢自始至终见证了这两个型号飞机的兴衰成败。
我们无意当事后诸葛亮，现在来为宋文骢他们唱赞歌。如果没有当年他提出的歼8那个双发方案，我们就死心塌地咬住这个单发飞机不放，说不定它就只有歼9的命运，最终还是没能上天——当然，那样的结局没有发生，我们毕竟有了定型的歼8飞机以及后来的系列发展，它们为中国空军服务了好多年。
“可以说，没有歼9的研制，就不可能有611所承担新型战斗机的成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为型号研制的歼9是夭折了，但歼9的夭折中孕育着新型战斗机的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非此之谓欤？”这是原601所所长刘鸿志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总结。
现在我们只能把话题转到歼7Ⅲ飞机上来，因为此时本书的主人公，已经被完全“解放”出来，荣幸地担任了611所总设计师，歼7Ⅲ飞机研制即将开始——光阴荏苒，这一年，宋文骢已经48岁，头发胡子都有些花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