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接着开了5天。分为总体气动、动力系统、飞控系统、武器系统等专业组进行了充分讨论。讨论结果，与会领导与专家基本认可了宋文骢提出的鸭式腹部进气设计方案。会议决定，两个方案暂不定，还要回去深入做工作，同时进行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总体方案要上报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工委审批。
“宋总呀，我们盼望你所描绘的这种飞机，是盼了多少年哪！”空军首长的一位秘书找到宋文骢，“您能不能忍痛割爱，把你那个模型送给我，让我们的飞行员饱饱眼福，给我们留个纪念哪！”
“哎呀，实在抱歉，我这个模型不能给你。”宋文骢想了想，“这样吧，我另外送给你一个。”说着把带来的另一个飞机模型交给了这位首长秘书。
会上用的这个飞机模型，跟随了宋文骢20多年，至今他还像宝贝一样珍藏在他书柜里。它虽说小巧简陋，却不动声色地见证了一段中国战斗机研制的历史。
创新是歼10的灵魂
一架飞机从完成基本构想到真正设计成型，谈何容易！
宋文骢提出的鸭式布局新歼设计方案，在北京大窑堡会议上被基本认可之后，他除了为自己这几十年来的探索总算见到一线曙光而感到有几分欣慰外，并没有一丝功成名就的欣喜，反而感到一种巨大压力。
宋文骢心里很清楚，他理想中的那架飞机，尽管像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但那宝石埋藏在遥远的云雾山中。他要走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要爬前人没爬过的山峰，才能到达那里。他心里更清楚，当他真正走上这条路时，前面的路蜿蜒在悬崖绝壁之上，掩映在丛丛荆棘之中，还不知什么地方有泥泞沼泽，有出没无常的洪水猛兽。
但无论如何，宋文骢就是宋文骢。他铁了心，不管这条路有多长，他都要坚定地从这条路上走下去，直到走进那云雾山中，寻觅挖掘出那块宝石！
这又应了他做人做事的准则：“立志要高，思想要周密，工作要踏实，但这还不够。只有同时具备强有力的决断能力和决断的意志，才能真正打开成功之门。”
回到成都，宋文骢又向所里汇报了北京之行的情况。全所上下很快知道了评审会的大体情况：他们设计的新歼方案虽然未最终确定，但军方有一定的倾向，一部分专家也很支持，极有可能被选中，但还需要再做深入工作。所里上上下下精神振奋，主动请缨，按航空工业部的要求召开了新歼论证工作动员会，在宋文骢组织领导下，所里组建了有70多人参加的结构、飞控、航电及机电等几个论证组，全面开始了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全所热情高涨地行动起来了。
此刻，宋文骢放下简单的行囊，安排好其他技术人员工作后，他顾不得喘一口气，又立即在哈尔滨和安县等地穿梭忙碌起来。飞机的静不稳定方案，还必须完成几千次的高速、低速风洞试验，为他提出的这一设想进一步提供理论支持。
宋文骢其实心里很着急，他知道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上面也还有疑虑，还没有真正统一思想呀！
离开北京时，航空工业部一位副部长找到了他，安排会后的工作要求，不无担忧地找他谈了一次话。
“老宋呀，我仔细看了看你们两个所的方案，其实呢，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问题。这飞机空军要求很高呀，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握搞出来呀？”
“有些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只要我们再做一些试验，拿到充分的数据，应该说这个方案是有把握的。”宋文骢回答道。
“你或许也听说了，空军已多次提出要买‘幻影’2000飞机，如果我们研制新歼的把握不大，那就让他们去买吧！”副部长说。
“空军买不买飞机，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能按你们的要求，做好新歼的设计方案。既然方案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我们肯定是坚决要做下去的。”
“那你们还要做多久的工作呀？”
“还要做3轮风洞试验。一般一年做一轮，我们想抓紧时间，争取一年半做完吧。”宋文骢回答。
“什么？还要一年半哪！”副部长沉吟着说，“一年半，黄花菜都凉了呀……再做一年，你看怎么样？”。
“一年就一年。”宋文骢坚定地回答。
这一年里，宋文骢和总体气动专业的同志转战在模型生产、风洞试验、数据处理、绘制曲线、结果分析、布局改进等繁重工作中，高效率地进行了3期高速、低速风洞试验和流谱观测试验。在此过程中，编制了机翼复合弯扭计算和设计程序，并解决了复合弯扭机翼表面加工的工程化问题。试验结果显示，他们设计的方案大大地降低了飞机诱导阻力。新歼前后经过了1万多次风洞试验，分析处理了上百万个气动力数据。宋文骢早已记不清多少次钻进爬出风洞，记不清多少次为飞机模型更换导弹炸弹，多少次调整控制舵面，多少次面对试验曲线冥思苦想，多少次设计图样到深夜甚至天明……
就这样，宋文骢和同志们守着风洞排队做试验。前面说了，在这里做风洞试验的人多不说，冬天还经常遇到停电。但他们坚持往风洞里挤，试验做了又改，改了又做，硬是把要3年才能做完的试验，1年就做完了。
这些试验为他们的设计方案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与此同时，新歼研制工作在北京也紧锣密鼓进行着。国防工办连续召开了新歼机载电子设备、武器火控系统、辅机成品、试飞测试等研讨会。这些会上，对新歼的战术技术指标做了进一步明确。
1983年3月，航空工业部正式下发了开展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从飞机、发动机、武器火控系统、惯导系统、飞控系统、其他机载设备系统和复合材料几方面进行论证的项目、要求、负责单位、参加单位、完成日期等。
1983年9月，宋文骢参加了航空工业部在北戴河召开的新歼发动机选用方案评审会。这次会议，审查、评议了供新歼选用的5种发动机方案，形成了向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的报告，最后决定采用涡喷15作为新歼动力。
到1984年1月，宋文骢具体组织的新歼技术经济先期论证工作已全面完成。先后完成高速、低速风洞试验3900余次，完成了结构、飞控、航电及机电系统方案设计，设计了以涡喷15为动力装置的6个腹部进气鸭式布局飞机方案，编写上报了论证报告。
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1984年2月，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在河北涿县桃园宾馆召开了新歼布局方案会议，国防科工委、空军及有关专家119名代表参加，会议重点讨论了新歼先期方案和发动机的选型问题。在会议上，611所设计的鸭式布局方案取得一致好评，正如当时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张阿舟教授所说，新歼采用鸭式静不稳定布局和涡喷15发动机，是相得益彰、如虎添翼。紧接着，国防科工委领导在北京召见了宋文骢等有关专家。回到宾馆后，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王南寿同志宣布：经中央领导和航空工业部研究决定，611所提出的鸭式布局方案，最后确定为新歼方案！
1984年4月，由国防科工委综合计划部聂洞庭副部长和航空工业部计划司段大扬副司长带队组成的定点调研组，赴成都进行调研。成志明所长全面汇报了科研生产情况和新歼的工作进展，以及新歼定点在成都的有利条件。5月，国防科工委正式下达关于新歼研制总体单位定点问题的批复，确定新歼研制总体单位为611所和132厂。
1984年6月，国防科工委在北京再次召开新歼方案论证会。会上，宋文骢做了新歼方案汇报，同时和空军最后商定了新歼重要指标要求。审查确定了新歼初步方案，对新歼的研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次年4月，航空工业部下达了新歼研制工作计划，明确了要着重抓好鸭式布局的气动设计、航电总体及飞控系统等合作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抓紧软件的引进和人员培训、安装准备工作，开展有关试验工作和关键零部件的技术攻关等。
1986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批准新歼（即后来的歼10飞机）研制，并列为国家重大专项。要求研制部门制定全面周密的方案，精心组织研制工作，使空军到2000年能装备我国自行研制的世界先进武器，并使国防工业部门的设计、研制水平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有个细节不能略过不提。
1983年6月，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来成都检查工作，时间安排很紧，但他特别提出要听新歼总体设计汇报。张爱萍将军是我军著名儒将，他作为聂荣臻元帅的副手，这些年主要负责协助聂帅抓国防科技工作。从1975年以来，他排除一切干扰，整顿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领导中远程、洲际、潜地核导弹和卫星、战斗机研制试验工作，及时协调工作中的矛盾问题。在宋文骢的印象里，每次在国防科工委开会，只要是张爱萍讲话，他都是在批评航空，一次也没听到过他对航空的表扬。所以航空人是又希望他讲话，又害怕他的批评。
张爱萍来到611所，当宋文骢向他汇报新歼总体设计方案时，刚开始还有点忐忑不安，没想到拿起鸭式气动布局飞机模型给将军讲解，将军听得很仔细很认真，还不时向他提出一些战术技术上的问题。宋文骢告诉他，这种飞机从技术途径上说，是创新的、赶超的，有着后发优势的新型机种。
张爱萍将军听完宋文骢汇报后，他看了宋文骢摆出的几个飞机模型，特别仔细看完鸭式布局飞机模型后，非常兴奋。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告诉宋文骢：我们现在做这种布局的飞机，这就是一种创新嘛，这很好。但现在一定要保密，不然外国人又糟蹋你，又说是他们搞出来，我们跟着学的。
临走时，宋文骢代表所里请张爱萍将军给所里题个词。张爱萍将军在高兴之余，欣然答应。会议室，纸铺好，墨研好，张爱萍将军略一思索，笔落纸上，他铿锵有力地题了两个大字：创新！
这既是将军对611所的肯定，也是对611所的勉励，更是他对航空工业的期望——而今，将军已经西去，但他的题词至今留在所里的荣誉室里，他的题词，已化作航空人的一种动力、一种精神。
1986年7月14日，国防科工委正式发出经张爱萍批准的任务书，任命王昂为新歼（歼10飞机）型号行政总指挥，宋文骢为新歼（歼10飞机）总设计师。
这一年，宋文骢已是56岁了。
至此，宋文骢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肩负着歼10研制神圣的使命，坚定地向着他理想中的目标跋涉而去。他的身后，留下的是义无反顾的足迹。
总师的责任和压力
总设计师这个头衔，在宋文骢看来，它不是一个职务，而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中国新型战斗机研制要来个三级跳，一定要搞出能与美国、苏联等国相媲美的第三代战斗机来！
这是振奋人心的口号还是庄严审慎的宣言？
这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还是科学决断？
一架战斗机，它由十多个大系统、近100个子系统组成，单涉及到的部委就有十多个，牵涉到航空、航天、电子、兵器、冶金、化工等行业和军队部门100多家单位。请问，你的技术储备怎么样？你的工业基础怎么样？你有凝聚和调动各行各业的权威么？你有雄厚的研制经费作保障么？……
这些问题，其实一开始就引起各方面领导和专家的担忧和争论。
“宋总呀，据我们所知，按国外不成文的惯例，一架飞机上新研制的产品绝对不能超过30％。超过30％，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而如今我们要研制的这架飞机，新产品将超过60％，你有多大的把握呢？”还在方案论证会上，就有专家向他这样提问。
“由于我们国家工业基础太差，几十年来基本以仿制别人的飞机为主，自然我们自己研制的新产品很少。但总是照猫画虎，我们航空工业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不能永远没有自己的航空产品，永远都只是买人家的吧。如果哪天人家不卖给你了，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呀。通过新歼的研制，我相信，它能带动研发出一批自己的新产品来，这也是我们搞这架飞机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宋文骢回答道，“你问我有多大把握，我只能这样回答：只要批准上我们飞机的产品，我就要求有100％的把握！”
“宋总说的虽有道理，如果在搞这架飞机时，能研制出一批我们自己的航空产品，这自然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飞机上的一些关键技术，我们还必须与国外合作，你如何来处理引进先进技术和自主研发的问题呢？何况你想要的许多先进技术是买不来的。”有专家再问。
“在目前的条件下，少数系统还需要通过与别人进行技术合作来完成。但合作是有重点引进技术，不是全面买硬件。我要做的是坚决贯彻中央确定的研制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我为主，自行研制，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形势，积极引进先进技术，重点是软技术。”
“在执行中无论怎样合作，我们必须要牢牢控制总体设计主动权！在系统研制中采取与人合作和自我研制两条线并行进行，关键的技术我们一定要进行攻关，尽量争取使用我们自己研制的产品和成熟的技术。必须要有‘两手准备’，不然，我们会永远受制于人。”宋文骢再回答。
“宋总呀，恕我冒昧。据我所知，搞一个型号飞机少则10年8年，多则10年20年，你今年已经50多岁了，年龄不饶人哪，这架飞机在你手里最终能设计定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