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施仲衡．奥运地铁启示及奥运后地铁发展——在第四届中国交通高层论坛上的讲话［J］．都市快轨交通，2008.
44．施仲衡，沈子钧．抓住机遇 又好又快建设城市轨道交通［J］．都市快轨交通，2009.
45．黄卫，谭庆琏，施仲衡．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新技术［M］．第3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46．施仲衡，沈子钧．让科技引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J］．都市快轨交通，2010.
47．施仲衡．新型城市轨道交通技术［J］．城市轨道交通，2011.
48．施仲衡，沈子钧．再论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J］．都市快轨交通，2011.
49．施仲衡，沈子钧．构建安全、多层次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J］．都市快轨交通，2012.
50．施仲衡．结合地铁工程建设做好大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及其工程风险防范［C］//重大地下工程安全建设与风险管理——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论文集．2012.
51．施仲衡，沈子钧．构建科学、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J］．都市快轨交通，2013.
52．施仲衡．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地下铁道［J］．都市快轨交通， 2013.
53．施仲衡，沈子钧.城市轨道交通应提高经济效益［J］ .都市快轨交通，2014.
第一张 后记
在我80岁生日前，北京交通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中心梁青槐教授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帮助我撰写回忆录，人员包括北京交通大学学校党委宣传部袁芳、中国教育出版社张鹰、我的博士研究生李小红，以及我的小女儿施翃、南昌大学新闻系研究生郭慧敏。他们根据我口述的50多年工作经历以及我积累的一些历史资料，整理出了将近20万字的回忆录初稿。但由于我工作一直较忙，且因早期没有写回忆录的思想准备，未事先做较多必要的记录，现在年事已高，对往事的追忆已较模糊，且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很好地回忆和思考，导致很多事件的叙述较为凌乱、颠倒，因此初稿完成后我想再搜集些资料，并好好回忆后进行补充和完善。然而，2010年我身体不适，2011年在301医院住院一个月，后又在协和医院做手术，导致上述工作有所耽搁。
最近，中国工程院要求院士（尤其是资深院士）出版传记，明确要求自传内容除介绍个人主要经历（包括求学、工作和家庭等）外，应重点描写从事国家工程科技事业的奋斗历程，突出反映院士为国家工程科技事业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和顽强探索的曲折过程，以及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等。根据上述要求，我又不得不重新提笔，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逐年逐事的回忆、思考和整理，并请对我近60年来工作历程比较了解的北京交通大学的张弥教授和我的夫人李太惠女士帮助我进行回忆，尤其是张弥教授对初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和完善，小女儿施翃、博士生李小红为回忆录的定稿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大事年表和论文著作目录的整理，图片扫描、插入和文字整理等工作，终于完成了回忆录的撰写。在回忆录成书过程中除了得到上述各位亲友、学生的帮助外，还有北京城建院院士工作室叶晓平，北京交通大学梁青槐教授、江辉博士协助进行整理、录入。特别是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包叙定会长慨允为本书作序，并对回忆录内容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对往事的回忆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地铁交通工程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前期规划到设计、建设，以及后期的运营管理过程中，涉及的专业面广，工作量大，其中的每项工作都不能靠任何个人独立完成。总结起来，我有以下4点体会：
（1）要善于团结同志，依靠大家共同完成任务。以我的个人经历为例，我在抗美援朝期间所完成的修建机场的任务就是在领导、同志和战士们的协助下完成的。后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我国第一条地铁试验段工程）的科研工作，《地铁设计规范》《地铁设计与施工》等专著的编写，广州地铁一期工程设计及施工国际招标（我国首次），以及国内许多城市的地铁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审等一系列工作，均得到了很多同志的帮助，这都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我很怀念已离去的沈祖澄、王兆民、曾学贵等很多同志，他们协助我一起完成了祖国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我深深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2）要不断学习。在学校学到的仅仅是基础理论，而在实际工作中有可能遇到各种工程技术问题，因此，要带着问题学，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但是地铁工程不仅涉及土木工程，还涉及机电设备、车辆、运营管理及经济等，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3）要积极创新及推广应用成果。我现在已是资深院士了，且被推荐为资深院士联谊理事会的理事，应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建言献策，做出应有的贡献。在科研工作历程中，我深感科研人员工作的艰辛，我不但要坚持鼓励科技创新，还要支持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因为创新科技成果只有在应用中、在实践中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得到改进和提高，才能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因此，也希望国家在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4）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非常重要。在我国搞科研工作，尤其是地铁工程科技工作，除依靠众多科技人员外，还必须得到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就拿我所经历的科技工作来说，从苏联留学刚回国就得到地铁工程局和设计院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他们主动征求和听取我的意见，并层层上报直至军委，最后改变了军委已决定的北京地铁根据战备需要的深埋方案，而采用浅埋加防护的浅埋方案。这样的重大问题，只能由军委领导听取意见并做出科学、民主的英明决策。又如实足尺寸的钢管混凝土柱试验，如不是原机械工业部沈鸿副部长的支持，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在全国推广应用。再如广州地铁1号线的建设，第一次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施工设备，这也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由领导决定的。当时，广州地铁施工所需盾构设备在全国首次采用国际招标方式确定，我们严格按照招标条款办事，参与投标的德国公司为了中标，甚至找到了当时广州市的主要领导，然而，市领导没有给我们施加压力，而只是带信给负责招标的同志，要认真听取和研究他们的方案，最后，德国公司方案被招标专家们否定，市领导也完全尊重招标人员的决定，不予干涉。还有，北京、重庆、南京、苏州、昆明等城市都成立了地铁专家委员会，多年来，市领导每年1～2次专门听取专家意见，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因此，所做的决策比较切合实际，符合科学发展观。
我这一生与我国地铁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本薄薄的回忆录虽然只是我个人60年工作的回顾，但读者仍能从中大致了解到我国地铁建设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当然，在我人生道路中还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留待补充。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我力求准确无误，重要事件均经多方核实，且只记录我本人所做过的工作，不敢夺他人之美，但在耄耋之年回忆往事，难免挂一漏万，敬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