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在日本考察历时1个月，共考察了6个城市的16条地铁线路，参观了40个车站，11个车辆段，9个运输调度所，8个电力调度所，6个变电所，共进行了32次技术座谈。通过考察对日本6大城市的地下铁道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及自动化技术等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根据考察了解的情况，我们编写了日本地下铁道考察报告（简称报告）之一和日本地下铁道考察报告之二。报告之一主要介绍日本地下铁道的设计与施工。报告之二介绍了运营管理、供电和自动化技术。报告于1978年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次到日本考察大大拓宽了我的思路，学习了很多新知识，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
在离开东京回国前，代表团给我国驻日本大使馆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现在北京地铁建设不需要盾构，因而没必要进行盾构试验，需要时，可以进口日本盾构。在交报告前，代表团曾对报告进行过讨论，我汇报了前期盾构试验的情况，提出这是国家计委的重点科技项目，盾构加工已经基本完成就等运到北京试验工地进行推进试验；且国家的方针是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什么都靠进口解决。团长说这问题不讨论了，就这么定了，故回国后局部气压盾构试验工程就被迫停止了。
回想起这几年盾构试验的艰辛历程，不禁感慨万千。1956年陈志坚局长到苏联考察时就提出要我好好学习盾构技术，将来要用盾构建设北京地铁，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试验工作曾一度被迫停止，后在铁道兵第12师张鸿智师长的支持下成立了盾构连，将我们从事盾构试验的技术人员又集中起来进行压缩混凝土衬砌的盾构试验，在完成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地铁领导小组组长刘贤权司令员又提出要进一步研究不在地面暴露痕迹的盾构技术。当时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还听取过我对局部气压盾构试验的汇报，支持我们进行工程试验，国家计委将其列入重点科研项目。国家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我们用了4年时间一心要将项目做好，但团长一人的决定，就停止了局部气压盾构的试验工作，顿时感到极度的气愤。平静下来后想到我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但是内心还是非常不满和痛苦，以致我长期心情不畅，这对我个人是个遗憾，因没有为国家完成这项任务。随后北京地铁复八线（沿长安街敷设，不可能采用明挖法施工）迟迟没有开工，就是因为没有盾构技术做暗挖区间隧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陆续从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进口了大量土压平衡式盾构、泥水平衡式盾构，其原理与局部气压盾构类似，但我们搞局部气压盾构时，国外还没有上述种类的盾构。目前，进口的盾构，每台（套）价值5000万～6000万元，花了很多钱，这对国家是一大损失。
“隧道模”试验工程
因1978年地铁没有任务，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基建工程兵李人令司令员提出要我们研究抗震性能好的房屋结构，经调查了解抗震性能好的房屋建筑要数全现浇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当时国际上有一种采用滑动模板（又称“隧道模”）建造钢筋混凝土楼房的方法。1978年8月，经研究后建议对“隧道模”进行立项研究，且被列为基建工程兵的重点科研项目。
经调研了解到中国建筑总公司的总工程师顾宜训先生对此有研究，且法国也修建了类似的建筑。我们请顾宜训总工程师讲课，并请他参加课题组，与我们一起研究。1979年5月组织考察团，由基建工程兵北京地铁指挥部副指挥王子琪带队到法国考察，还从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调了1000两 [1]黄金准备到法国购置“隧道模”设备。1978年巴黎已建成的多栋“隧道模”建筑物，建筑物立面多种多样，很美观，而且一些建筑正在施工。我们在施工工地仔细观察了“隧道模”的结构构造和整个施工程序，并照了相。后来又到比利时的施工工地参观，在布鲁塞尔与法方代表谈判引进“隧道模”技术和关键设备，谈了整整2天，法方提出的价格我们无法承受，最终没有谈成。法方代表一看项目没有谈成，就不管我们了。我们只好自己设法买回巴黎的火车票，又从巴黎转道回国。
我们这次考察搞清了“隧道模”模板结构和施工程序的一些关键技术，领导就提出要我负责设计和研究工作，由陶义负责组织施工，准备自力更生自己干。1981年10月，我们组织设计和施工队伍在北京社会路附近建成了两栋三层楼的“隧道模”建筑，指挥部领导知道楼房的抗震能力好，随即就搬进去住了。
在完成基建工程兵重点科研项目采用“隧道模”建造房屋过程中，我们做了大量的试验工作，如“隧道模”钢结构的设计和加工、浇注混凝土的方法、混凝土的性能测试、脱模的涂料等。有很多创新，但是后来却没有继续试验和推广，这是我在科研工作中又一大憾事。
1979年国庆30周年，居委会评我们家为“五好”家庭，说我和夫人工作好，教育子女好，家庭和睦。回忆当初，抚养3个孩子，真是有不少艰辛。我和夫人来自不同的城市，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身边，无法相互照应，所有的事都要靠自己去解决。两人工作都很忙，我又经常出差，加之部队上纪律又非常严格，很少有时间料理家务、照顾孩子，3个孩子基本是由保姆和邻居照顾，在幼儿园长大的。但3个女儿都很乖巧、懂事，生活俭朴，学习用功。大女儿施翎在北京三中学习期间成绩优秀，考取了南开大学化学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化学所读研究生，期间被比利时根特大学录取攻读博士学位，学校给了全额奖学金，连机票都给寄过来了。二女儿施翔在北京实验中学学习，毕业后考入首都医科大学学习临床医学。三女儿在北京三中学习，被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学院录取，学习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后在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简称北京城建院）工作，期间完成了在职硕士研究生学业。3个女儿都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
参加新加坡地下铁道国际投标
1981年12月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任命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工程师，并颁发了证书，享受技术副师级待遇。1991年8月被北京市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 93年10月1日国务院给我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1982年国家经委组织各有关部门到新加坡参加地下铁道1号线的投标工作，机械设备部分由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王野总经理组织有关单位（包括长春客车厂等）参加，土建部分由北京市负责。北京市要基建工程兵北京地铁指挥部派员参加，由指挥部总工程师傅清谈和我两人负责。
国家经委通过新加坡一家华人中介公司（东方设计公司）与新加坡主持招标的单位联系，10月我们11人到达新加坡，就去踏勘线路，了解车站周围的环境条件等。新加坡招标文件全是用英文写的，而傅总是学日语的，要我阅读土建部分的英语标书。土建部分包括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沿线环境情况、气候条件、劳动力来源，以及建筑材料供应等。新加坡全年温度白天在30～40℃之间，为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标书中规定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间不允许施工，白天的施工噪声不能超过70分贝，车站施工占地面积不能大于车站的平面面积，竣工日期不能超过预定日期，超过一天要扣总工程款的1‰，条件非常苛刻。另外，新加坡当局怕我们去搞共产主义，对我们进行监视，且只允许使用新加坡政府批准的工人。标书中还规定了使用的机械范围，我们当时的设备均不能满足要求。我和傅总两人白天到现场调研，晚上他休息，我还得阅读英文招标文件。经将近1个月的调研，我们认为从土建工程来看，我国去投标难度极大，且投标的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韩国等）曾在新加坡参加过房屋施工而亏了本。经委领导在我们临行前曾提出在该项工程中只能盈利不能亏本，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建议不参加投标。
新加坡投标的阅历使我对国际招投标工作有所了解，这对我1994年主持我国第一次在广州地铁采用国际招投标方式选择施工单位起了很大作用。
在新加坡的1个多月时间，由于过于劳累，回国后我胃部大出血，在指定的北小关医院住院，医院给我输血，并要做胃切除手术，但我没有同意。1983年正值“兵改工”，设计队改为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并任命我为院总工，新任院长陈春泉和党委书记曾两次到医院看望我，同时好心地劝我病退，并说如果这个时候按部队标准退休，待遇会高很多。我和李太惠商议再三，觉得我刚50岁出头，正值壮年，党和祖国人民培育我成长，我决不能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养好身体，努力奋斗，继续坚持工作，以报效祖国。
1984年我第三次胃出血到白塔寺北京人民医院治疗，效果较好，由于坚持服药和注意保养，到现在已经30多年没有再犯，实践证明我的身体很争气，30多年来还是能很好地工作。
注 释
[1]. 1两=5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