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金秋时节，石屏大学毕业，告别了南京，踏上了红土地，来到了南昌。
江西省会南昌，地处“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中心位置，是中原通往南粤的枢纽重镇，因而自古繁华。
始建于唐永辉4年（公元653年）的江南名楼滕王阁，临江屹立、瑰伟绝特，是城里的佳景胜地。更有初唐四杰之一的才子王勃，在滕王阁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滕王阁序”，为滕王阁增辉添彩，自此，人以阁名，阁以人名的滕王阁蜚声海外，长盛不衰。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人文与自然景致的相互辉映，更让南昌披上了内涵丰富、钟灵毓秀的美丽色彩。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枪声骤起，震惊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在南昌城头高高飘扬，从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起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革命大旗握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这是当年起义主要指挥者之一的朱德同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写的诗。八一南昌起义使南昌又成为一座极具英雄本色、闻名世界的英雄城。
而鲜为人知的是，1936年南昌就有中国与意大利合资建立的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二飞机制造厂），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还在此设立了航空机械学校，专门培养空军机务人员，首任校长是钱昌祚，教育长是清华大学教授王士倬。这个学校虽然在南昌只办了一年多，由于日军轰炸被迫西迁，但也从中走出黄志千、徐昌裕、昝淩、梁守槃、熊焰、张开畉、许明修、周鹤龄和油江等一批搞航空的专业人才。当年他们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青年，不满国民党的统治，毕业后纷纷辗转赴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这些同志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中发挥了专长，成为重要的领导和骨干，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初期，南昌还是全国抗日的一个重要空军基地，当时全国有作战能力的250架飞机几乎都聚集在这里，后来根据作战需要，部分飞机调往周家口、南京、扬州等地，但南昌仍有80余架飞机，这些飞机不断升空，飞临日军占领区，轰炸其机场和军舰。1938年2月初，基地起飞9架轰炸机、8架战斗机奔袭杭州的日军军用机场，炸毁日机30余架。特别是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来到南昌后，大大加强了我空军作战能力，经常升空与日机对抗，并主动出击。1938年2月23日，基地起飞9架轰炸机，远奔中国台湾袭击台北松山机场，炸毁正在组装的日机40架，烧掉日军3年的油料储备，一时大快人心。25日上午，日机40余架分批次到南昌进行报复，基地大编队升空迎战，又取得击落敌机3架、击伤5架的战果，令日军大惊失色。抗战初期，南昌作为全国重要的空军和飞机修理基地之一，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后来，由于抗战失利，南昌告急。无奈之下，基地的飞机被迫转场武汉，致使日空军又在南昌上空横行，甚至出现日军飞机直接降落在基地机场，用机枪水平扫射，把机场设施打得起火后才扬长而去的嚣张场景。1939年3月27日，南昌陷落于日军之手。此后国民党南昌空军基地就一蹶不振、风光不再。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南昌也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各种工厂、企业纷纷建立，坐落在城市南郊占地5千米 2的国家首批大型航空工厂——洪都集团就是其中之一。石屏正是分配到这个厂工作。
洪都始建于1951年4月，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我国刚刚成立的空军，在战场上经受着巨大的考验，人民空军急需大量飞机和飞机修理厂的支持。在此背景下，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划了建国初期航空工业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步骤，同时明确指出，航空工业建设在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全力保证中国空军所有飞机的修理，尔后再向制造方向发展……其后，指令将空军原来所辖的工厂和全部人员、设备等，移交给政务院重工业部所属的航空工业局。随即，航空工业局根据全国的部署指示南京某厂迁往南昌，组建新厂。得知这一消息，时任江西省人民政府的邵式平主席，在工厂领导到达南昌的当晚就亲自接见了他们，并高兴地说：“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南昌又是八一起义的地方，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在南昌打响，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也要出在南昌。”还诚恳地表示：“你们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成立建厂委员会，我当主任，前台是你们，后台是我。”这给当时艰苦建厂的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新厂虽说是建在国民党第二飞机制造厂和航空研究院的基础上，但由于国民党临走前的清产破坏，加上长时间闲置不用，已经是破败不堪，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了，甚至连喝的水、用的电都没有，可以说是一片废墟。
但在航空工业局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全厂职工以苦为荣，齐心协力，一面建厂，一面生产，很快形成了一定的修理能力。1951年10月1日，开工修理第一架飞机，到年底共修好38架雅克-18飞机，其中交付部队19架，这在洪都建厂初期，条件设备非常简陋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成绩。
1954年4月8日，是洪都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天全厂开始了自己试制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的工作，这一天意味着洪都的角色从修理厂转变为自行研制飞机的航空企业。经过紧张的生产、试飞，7月 20 日，国家试飞委员会做出鉴定结论：“该厂制造的 02号雅克-18型飞机性能符合苏联资料及技术条件要求，可作为空军航校教练机之用，并可以进行成批生产。”自此，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诞生了，它的制造成功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4年8月1日，毛主席给洪都全体职工发了嘉勉信。
石屏来到洪都时，工厂作为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的全国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经过5年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不仅修理了大量飞机，还成功试制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全厂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
一进洪都，石屏便急切地等待着，他想知道自己会被分配到哪个部门，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种热切的期望，是一名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时角色转变的最真实写照。
没几天，石屏便被分配到工艺实验室。当时，工艺实验室还没有建成，处于筹建阶段。石屏还参与丈量厂房面积，画厂房布置图。经过半年的筹建，工艺实验室的框架便搭起来了。工艺实验室是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设立的一个新单位，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环节，当时在全国的航空工厂中洪都是第一家设立工艺实验室的工厂。实验室的负责人是工程师匡映东，还有另外两名新大学生，一共4个人。尽管对大家来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什么经验，并且与飞机设计没有直接联系，但石屏还是跟着老师和同事们一起刻苦钻研、摸索。
实验室人员逐渐增加了，于是分成两个研究组，石屏在钣金装配工艺组。随后，石屏便开始选择研究课题，他做的第一个课题是铝合金加温深压延，这个课题石屏是参照国外杂志上的原理介绍而开题的。
当时，一个普通的铝合金筒形件需要3套模子压成。石屏想通过加温深压延的办法，做到一次成形，减少工作量。由于模子构造非常复杂，加温深压延的阳模与固定阳模的底座之间要密封，不能漏水，石屏花了不少心思画图，直到他认为满意后才确定图样。石屏满怀期待地将这个模子图样放到试验工段加工。一个钳工老师傅看了石屏的图样，摇着头，严肃地说：“你还是大学生！这种东西能做出来吗？”石屏以为老师傅指的是精度问题，他解释说：“我已经注明了公差。”这位老师傅说：“你根本没弄明白，你这是两个淬火钢锥度配合，正是因为有了公差，才会漏水。”
听了老师傅的话，顿时，石屏面红耳赤，感到很惭愧。年轻的石屏一时也没了主意，他问老师傅该怎么办，老师傅说：“我只好用研磨的办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研磨是非常花时间的，石屏问：“那要多长时间呢？”老师傅说：“至少要两个星期。”最后，老师傅帮助石屏解决了这个问题。
尽管后来这个课题受到江西省重工业厅的重视，专门编进小册子，作为新技术在全省展览，但只要一想起这件事，石屏便觉得惭愧。这件事也让石屏终生难忘，至今那位老师傅“训”他的样子仍然历历在目，让石屏难忘，让石屏感激，因为他，石屏认识到向实践学习，向工人学习是多么重要呀！这也成为石屏以后对质量特别重视，对工作特别严格的原因。
1958年初，工厂在仿制成功安-2多用途轻型运输机后，又开始初教1（后改称“红专”502，1964年正式命名为初教6）的试制任务。初教6是由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设计的初级教练机，由航空工业局统一部署后，确定由洪都进行后续的详细设计及试制任务。洪都刚刚经过了从修理到仿制的转变，又要迈出自行设计制造飞机的步伐，因而对新机研制十分重视。随后，成立了由副总工程师冯旭、设计室主任高镇宁、副生产长刁长庆组成的研制领导小组，在总工程师苏敏的统一领导下，具体开展新机研制的日常工作，同时，还专门成立了初教6试造车间。
新机研制进入到紧锣密鼓的实施阶段时，设计室急需扩充技术人员，年轻好学、肯钻研的石屏很快就调进了设计室强度组。初教6的试制在“大跃进”年代，是工厂第一个激动人心的任务，全厂上下都为之兴奋。能调进设计室，对石屏来说无疑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石屏离自己心中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尽管这个时候初教6的设计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石屏仍如鱼儿得水般一头扎进了工作中。
在繁忙的工作之际，石屏还接受了一个重要而又特别的任务——高镇宁主任让他给冯安国厂长上物理课。冯安国厂长是1939年就入党的老革命，1949年南下担任江西省九江市市长兼市委书记，1952年，他作为地方优秀干部，受省政府邵式平主席委派到洪都支援建设。冯安国是一个有着大将风度，办事能力很强，深受职工喜爱的厂长。在党中央提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下，全国上下都投入到学习高潮中，洪都同样如此，工人技术业余学校、夜校和业余大学纷纷建立。工作非常繁忙的冯厂长也不甘落后，给自己定下了补习功课的任务。进厂不到两年，还是一个毛头小伙的石屏在许多老师和技术人员面前还嫩得很，突然要给大厂长上课，心里不免有些发紧。
没想到，初次见面时，冯厂长就笑着说：“今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你可要认真教教我这个学生呀！”冯厂长给石屏的第一印象便是平易近人、谦虚好学，这一下子抹去了石屏心中的紧张。他认真为冯厂长写了个授课计划，去书店挑选了一部物理教材，并仔仔细细地备好课，按时给冯厂长上课。为了把一些抽象的概念讲得生动形象些，石屏还动脑筋、想办法做些教具，如讲到力学杠杆原理时，他就带把剪刀做示范，这样的教学方法令冯厂长非常满意。而冯厂长的谦虚好学，也给了石屏启发，且终生受益。每次上课时，冯厂长已经在家里做好了准备工作，等着石屏，天天如此。这一教就是3个月。
1958年6月初，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屠基达、林家骅一行20余人，带着方案和有关资料到达洪都，支援刚成立不久的航空工业第二飞机设计室（也叫轻型飞机设计室，现为洪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就此，初教6的详细设计与试制也铺开了。由洪都设计室主任高镇宁任主管设计师，屠基达，林家骅两人任副主管设计师，分别主管结构和系统。6～8月，正是有火炉之称的南昌热气炙人的季节，设计室有如蒸笼一般，但设计人员挥汗如雨，忘我苦干，一个多月就发出了全部设计图样，而试制车间也日夜加班，齐心协力大干快上。原型机在短短72天就飞上了天，给全厂职工很大的鼓舞。
值得提出的是，当时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在屠基达来洪都前就叮嘱他说：“这次去，不仅要共同合作把初教6搞出来，更重要的是帮助洪都带出一支队伍来，自行设计只靠沈飞一个点是不够的。”这是领导从全局出发的布置和考虑，是极具远见卓识的。时年30岁出头的屠基达等一行人欣然受命，到达洪都后，言传身教，身体力行。这期间，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的徐舜寿主任和叶正大副主任也先后来到洪都指导，这对年轻的洪都设计室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