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局长
1984年，航空工业部任命管德为部科技局局长。
1984年底，就是歼8Ⅱ首飞以后，部里也是想提拔我，部领导说你到北京去吧。这样就把我弄北京来了，就是歼8Ⅱ飞机搞完了以后，就把我调到科技局当局长去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当时的航空工业部，是国家主管航空工业科研、生产的政府部门。“文化大革命”后新成立的部科技局不仅要直接主管标准、情报、材料、工艺、测试等基础技术研究所，还要代表航空工业部对部属科研院所担负起政府部门对科技工作的管理职责，一方面要组织有关院所为生产一线做好技术服务性工作，协助处理生产、新机研制中出现的问题，为生产企业完成试制生产任务提供技术服务。同时，就航空工业科研生产与各民口工业部门建立密切联系，例如，向相关单位就为新机研制设计需要的新材料做好技术交底，提出供应状态，商定新材料技术标准等。另一方面要抓预先研究，为新机发展提供技术储备，负起“粮草先行”的责任。
管德担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局局长以后的1985年，中央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月2—7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科技体制的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3月13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改变过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军民、部门、地区分割的状况；在人事制度方面，要克服“左”的影响，扭转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的局面，创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
这一年的1月，航空工业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和科技委全体会议在北京同时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研究部署航空工业的改革，军民结合体制，实行保军转民，大转快转全面转的问题。
时任部长莫文祥在讲话中强调：要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实现“加速飞机更新，大上民用产品，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
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精神鼓舞下，全国上下都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胆探索的精神思考着、行动着。这一年的4月25日，中央书记处201次会议听取了姜燮生关于航空工业部党组整党情况的汇报。5月11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以通字（1985）47号文将汇报会决定的事宜通知了部党组，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航空工业加快了建设步伐，科研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但是航空工业的现状同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必须加快步伐，按照服从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目标的要求，端正业务工作指导思想，努力开创航空工业新局面。
5月下旬，部党组对《通知》精神进行了传达，8月召开了紧急会议，做了贯彻部署。在这两个时间节点的中间，7月1日，航空工业部连发4项制度性文件，均为科技局职责范围——《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暂行规定》《航空工业部发明成果管理暂行办法》《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进步奖管理暂行办法》和《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管德主持下的职能部门，用实际行动回应了中央书记处对航空工业部工作提出的要求，他的工作也得到部党组的充分肯定。
我觉得在科技局的工作还可以，因为我胆子比较大，所以什么主意都敢出，好像工作还可以，不久又让我当总工程师了嘛。那时候就是总工程师、部科技委主任、航空研究院的院长，那也是登峰造极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严格的要求
管德在航空工业部科技局任职时间不是很长，但在他领导下的人，包括当年四局调研科的小伙伴蔡美生在内，都觉得他很严厉。
在离开调研科以后，蔡美生到了四局的第三生产处，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领导机关工作，长期担任三机部辅机局的主管工程师，负责所主管的企业与部机关上下联系并协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她工作作风严谨，认真负责。在管德上任科技局局长的时候，她是科技局计划处处长。
我记得我们搞了一个10年科研发展规划。
其中有八大技术关键。为什么老记得这个“八”字呢？我是计划处的，八大技术关键，各专业处搞的计划都要到我这来汇总。我跟管德说开会汇报，就让他们谁主管谁说吧。管德说：“不行，你是计划处长，问题不弄明白怎么管人家呀？”他就这么跟我说的。没办法，我把要汇报的内容记在小纸条上随想随看，晚上回家还得看。因为第二天要汇报，你不汇报不行。汇报会开得很顺利。
管德那人尅起人来不留面子，很厉害的。现在看来，领导厉害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蔡美生访谈（2012年4月）
601所原副总设计师黄德森还听到过301所的一位同志对他说起与管德有关的一件事。
301所是中国航空工业的标准化所，是专门从事航空标准化研究与发展的专业机构，业务涵盖标准研发、装备标准化服务、企业标准化咨询、国际标准化开拓、标准化理论研究、标准衍生品开发、标准信息研究、标准培训等多个领域。
有一次，301所的一位同志对我说，管局长要求该所提出报告，说明航标编制了多少，已经贯彻了多少（即贯彻率）。这个要求给了当时所里的领导很大的压力。因为要了解航标的贯彻情况，难度是很大的，要全面掌握航标的具体实施情况，有些工作是超出该所的业务范围的。
当时我感到，管总很厉害，给301所出了大难题。
——黄德森访谈（2012年3月）
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管是物的交换还是思想的交流，都必须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来达到统一，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佳社会秩序，取得社会活动的最大效益。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技术进步，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使标准化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国家制定有《标准化法》。法律规定：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
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航标，即航空工业的行业标准。科技局下设有标准化处，对航空工业行业标准实施归口管理。301所就是航空工业制定行业标准的主管机构。
在标准化工作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口号——贯彻实施标准是企业标准化工作的永恒主题。管德是务实的，他不满足于只是组织制定标准，而更关心标准的贯彻实施。对于这一永恒的主题，他也不是只停留在喊口号上，他注重的是落实、检查。
但标准的贯彻毕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在有着中国特色的工业化过程中。西方的工业化过程是出于经济活动自然规律的作用，而中国则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的色彩，缺乏自觉性的企事业单位在推进标准化工作的过程中总有着很大的被动性。因此标准化工作的典型经验是——对标准实施的监督即对标准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这被认为是促进标准贯彻执行的最有效的手段。
与我国实行的国家统一管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条块分割分工负责的政府主导型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不同，美国、日本及欧洲共同体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化管理体制已经完成了由政府主导型向学术团体主导型的过渡，建立和完善了适应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标准化管理体制。这也许应该列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差距之一。
管德向下级单位提出了要求，但执行有很大的难度。长期从事情报、资料管理和标准化工作的黄德森有体会——管总给301所出了个大难题。
在管德任职期间，难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他很快就离开了这个主管部门的领导岗位。贯彻实施航标依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自留地”里结硕果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在吕东任航空工业部部长、徐昌裕任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时期，那一年的7月22—8月2日，由徐昌裕主持，召集航空工业系统各厂所院校的专家学者在天津召开了航空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提出了科研先行的方针和飞机发展“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目标，制定了《1978—1985年航空工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围绕未来新型航空武器系统——第四代歼击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8个关键研究项目、10个专业方面的199个重点课题和4项基础技术的预先研究工作。
时任科技局材料处处长的侯印初对徐昌裕主持制定《1978—1985年航空工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记忆很深。她回忆：
“文化大革命”以后，徐部长（徐昌裕）开始抓科技规划。期间，我向徐部长汇报了若干次。他留住我，说你要给我仔细讲讲，要讲清楚。他说：“我觉得很多东西我还不知道。”我还记得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嘴上老说PPM，PPM，什么叫PPM？我告诉他说，PPM是Parts Per Million的缩写，就是百万分之一，我说就是要精确到这样的精度。
他说：“你们现在为什么仪器也要达到这一级？”我就给他讲，现在国外已经提到高温合金，百万分之一就是PPM级的夹杂物，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来鉴别。
他说：“行了，你留下，你再给我讲讲。我还要给你提出问题。”
对那一次与徐部长的谈话，我记忆特别深。
——侯印初访谈（2012年4月）
1983年后，不再单独编制航空科研发展规划，而由航空工业部集中编制包括生产和科研统一的“五年计划”。
在管德任科技局长期间，航空工业部开始编制“七五”（1986—1990年）计划。
侯印初，1953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发动机工艺专业，1958年毕业后被分配在三机部六所（航空材料研究所），1974年调到部科技局。她是一位典型的技术型干部，虽然处在政府部门的主管处长位置，但她很关注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动向。在科技局，侯印初主抓的是冶金技术，负责工艺处的是另一位处长——屠德彰。
与侯印初一样，屠德彰也是1953年考入北航的，他学的是飞机制造专业。1954年，屠德彰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到北京俄专学习了一年。1955年赴苏，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控制专业学习。1960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他和一批留苏学生提前回国，被留在航空工业领导机关工作。那一年，一机部一分为二，组建为一机部、三机部，三机部为国防工业部，原一机部四局（航空工业局）改为了三机部四局。
屠德彰与蔡美生同在辅机局工作过，以后又都被调到科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