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现实碾碎救国梦
毕业后，陆孝彭被分配到云南昆明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但他没有立即报到，而是准备参加当年清华公费留美生的考试，像他的父亲一样，像他的大学教授们一样，西学东渐，科学图强，航空救国。
陆孝彭回到家里专心备战考试。重庆的夏天如火炉般闷热难耐，低矮的木板房如蒸笼，陆孝彭把自己关在家里复习功课，这一关，就是3个月。正当陆孝彭胸有成竹地准备迎接考试时，才得知当年的公费留美生考试取消了。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考试只在1940年举行过一次。3个月的苦功付之东流，陆孝彭实在不甘心，然而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无奈之下，他只得到昆明报到。
1941年秋天，陆孝彭到了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在设计科做了一名制图员。
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位于昆明西郊昭宗村，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飞机制造厂之一。
随着冯如掀起的一股航空热潮和孙中山提倡“航空救国”思想的深入，一大批航空先驱开始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空军和地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十几家飞机制造和修理工厂。其中，发展最好的要数广东飞机制造厂，这和广东地方政府不迷信外国飞机，敢于使用本国飞机有着很大的关系。从1928年起，广东飞机制造厂开始研制飞机，并将所有的飞机都定名为“羊城”号。据统计，广东飞机制造厂在1936年前共研制生产了“羊城”系列的教练机、驱逐机、轰炸机达60多架，成为中国当时在飞机研制方面成就最大的航空工厂。
广东省政府有感于航空的重要性，与美国寇蒂斯－莱特公司合作生产飞机。1935年，广东飞机制造厂改为韶关飞机修理厂，当时，该厂的主要任务转为修理和仿制外国飞机，但也自行研制“复兴”式教练机。1936年，两广政变失败，该厂由中央政府接收，改称韶关飞机制造厂，直属航空委员会。
在技术方面，韶关飞机制造厂聘请了以俄裔美国人沙坎诺夫为首的外籍顾问团担任技术顾问，同时还有20余名中国赴美留学生回国分管技术工作。从1937年8月31日开始，日军战机对韶关飞机制造厂进行狂轰滥炸。1939年，韶关飞机制造厂经内河到当时尚未沦陷的香港，再由香港转海路运到越南海防，在越南经陆路转运到缅甸，后经滇缅公路进入云南昆明西昭宗寺附近，在此建立了中国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1942年，昆明局势紧张，重要设施分批由副厂长邹文耀迁往贵阳，而厂长朱家仁及部分职工、设备仍驻留昆明，同步生产制造飞机。
陆孝彭到达昆明时，他们已经生产了一批“复兴”号和“霍克”号飞机。陆孝彭还听说，“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乘坐的专机就是韶关飞机制造厂生产的“复兴”号。当时的厂长是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的朱家仁，在他的带领下，该厂主要负责制造“新复兴”甲、“新复兴”丙及仿制苏式伊－15的忠28驱逐机。此外，朱家仁还亲自主持了“研驱零”战斗机和直升机的研制。
参加工作的新鲜感让陆孝彭很投入。在美丽的春城，陆孝彭尽情地沉浸在航空世界里。在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到实践之中，这对于陆孝彭来说，是一件值得激动的事情。在这里，他如此真实地亲密接触飞机，实实在在地在图纸上制图，而他所画的每一个线条，每一种结构，最终都会下达到车间。车间会按照图样将零件一个个做出来，然后装配成一架完整的飞机。从一个虚无飘渺的设想到呼啸长空的实物飞机，这个过程，多么美妙啊！尽管在学校的时候，陆孝彭曾尝试过简单的飞机设计，但那仅仅是停留在图样上的理论设计，没有实践检验的设计，甚至根本不能称其为设计。
陆孝彭的确很兴奋，每一天都是充实而丰富多彩的。只要一有空，他就会跟着老师傅学习制图，当时，制图都是用笔和尺等工具进行的，因此，制图的效率、精确度全凭一只手。经过长期的历练，陆孝彭的制图技术在这期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他对各种制图工具的使用精准到位，对制图标准烂熟于心。同时，为了了解飞机结构，陆孝彭经常在飞机上爬上爬下，似乎要弄明白飞机上每一个仪表、每一颗螺钉、每一段管线，对照飞机结构图样了解各零部件的作用和功能。要掌握对几何物体的手绘表达的本领，需要空间想象，才能准确地将客观上三维的物体在二维的纸张上表现，因此，陆孝彭注重观察，注重用笔和绘线的训练，这为陆孝彭后来从事总体设计，在讨论技术问题中纯熟地用图形表现物体的构形及结构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
在这一时期，陆孝彭接触到了前掠翼飞机。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自德国开始研制世界上最早的前掠翼飞机Ju－287 重型轰炸机开始，世界各国便掀起了一股前掠翼飞机的热潮。由于前掠翼飞机翼尖在前，翼根居后，这种飞机在亚声速飞行时具有非常好的气动性能，从而大大提高其在迎角状态下的机动性。若前掠翼布局与推力矢量控制系统综合使用，还可使其在空战中更具优势，其近距空战机动能力将成倍地提高。同时，还有结构优势、起降优势和可控优势，这种飞机对当时的设计师们有着较大的诱惑。
1942年，第一飞机制造厂在邹文耀的领导下也开始了对前掠翼飞机“研驱一”型驱逐机的探索。“研驱一”机翼前掠，机翼内侧下反，外侧上反。前机身、中机身及内翼均为金属结构，后机身及外翼则采用木质结构层板蒙皮。尽管当时陆孝彭只是一个刚毕业的“新人”，但他对这型飞机持冷静的态度，他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前掠翼沿结构曲线方向的弯曲变形会使外翼沿气流方向增大迎角，增加外翼部分升力，进一步增加机翼的弯曲变形。在足够大的速度下，这种现象会形成恶性循环，直到使机翼弯曲折断。如要改变这种现象，需增加机翼抗弯强度。然而，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基础弱、底子薄，根本不可能提供满足要求的高强度材料，因此，在当时，研制这种飞机的条件并不成熟。
经过昆明一年的实践，陆孝彭初步体验到了与飞机打交道所带来的乐趣。然而，他也慢慢开始对现实与梦想的差距有了清醒的认识。1941年，陆孝彭写下了一首以乐府曲牌名为题的明志诗歌《梁父吟》，或许我们能从中体会到他当时愤世嫉俗，迷惘而又不甘丧志的心情。
梁父吟，一何悲，一声长啸陇云开。古来豪杰不知数，我欲从兮安适哉，君不见，淮阴少年本无赖，不惜羞颜出胯下。忽然南郑登将台，一日衣袍尽成赭。意气不作假齐王，七十二城一日降。将兵十万不为众，欲驱秦卒如驱羊。君不见，汉家宰相陈孺子，二十无妻不足耻。坐对胙肉兴长嗟，欲宰天下如宰此。天下神物有蛟龙，黄金为鳞铁为鬣。或而失水落平泽，曳尾泥涂笑鱼鳖。我欲乘龙上紫霄，风泠泠兮雷萧萧。风雷未至龙不起，世人笑我空徒劳。今日空徒劳，明日轻尔曹。渺渺乎鴳鷃藩篱鸟，孰与料九万里之厚高。
陆孝彭最终没能在昆明长待，他曾在《忆昔之三十三（昆明）》中回忆道：
忆昔昆明多良辰，金马碧鸡茶花春。滇池小舟芰蕖满，龙门巨浪碧海昏。
设计沉醉少年客，情场彷徨失意人。却因敌特暗查踪，不如北去到蓉城。
“情场彷徨失意人”“却因敌特暗查踪”，陆孝彭的诗句中隐约透露了他这一时期的真实生活状态，情场失意？敌特查踪？陆孝彭什么时候有了一段“失意”的感情？又是什么事情让敌特对他进行追查？
原来，陆孝彭在大学时，有过一段感情经历，他的大学同学陆元九证实了这件事情：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在南开中学读书，当时南开中学也在沙坪坝，离我们学校不远。我和孝彭比较熟，也谈得来，他的一些事情我也比较清楚。有一段时间他和那个女孩子接触得比较多。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但是一见到这个女孩子他就受不了了。我还笑话他。大概是1940年以后就没听孝彭提起过，估计是有了变化，这个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就走了。至于什么时候没在一起的，就不清楚了。这个女孩子我也认识，1947年，我在美国还遇到了她，那时，她已经与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结婚了，也是我们学校的。至于你（笔者）问到，是不是孝彭单相思，这不好说，因为当时他跟这个女孩子的确有过来往。说这段话，目的是想说，从这件事能看出来，孝彭在学校不是个书呆子。我记得，当时大家都不怎么有心思学跳舞，但他比较认真地学。
至于“敌特查踪”，笔者已经无法得知这件事情的原委，但据后来与陆孝彭共事多年的同志说，陆孝彭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直疑心国民党特务在跟踪报复他，因此，处处留意，事事小心，在生活上养成了一些特殊习惯。陆孝彭的这种心理阴影大概来源于这一时期的遭遇。
尽管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知道，陆孝彭在第二年离开了昆明，来到了成都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学习了一年。学成后， 1943年，陆孝彭又被分配到位于南川的第二飞机制造厂任设计员。
在今天的重庆市万盛区丛林镇西南2千米的山岭中，有一个由石灰岩层、钟乳石形成的天然大溶洞，名海孔洞。该溶洞高18～35米，宽18米，纵深210米，可容纳上万人，四周林木环绕，地形隐蔽。海孔洞一带以前属重庆市南川县辖地，洞旁曾有一座寺庙，洞口题有“豁然开朗”几个大字。清末民初，南川县著名文士韦麟书曾撰文称赞：“其地四面苍山复沓环拱，几疑无路。中一小村，平田十亩，溪流蜿贯，绿竹亘岭，红叶映山，风景幽绝……”
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地处偏远、风光秀美的大溶洞，在抗战时期竟然是中国第二飞机制造厂的所在地。该洞中曾经生产过近百架飞机，其中包括第一架国产运输机———“中运”1号。几十年前，陆孝彭就曾经在这里参与过“中运”1号的设计工作。
1935年1月2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意大利签订合同，拟在中国成立一家制造意式飞机的工厂，并将地点设在南昌，公司全名为航空委员会下属的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也称中意飞机厂。
根据中央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档案馆）史料记载：
中国政府兹愿于中华民国土地上设立一厂，专供制造意大利式飞机之用，意大利四公司，于是联合成立“意大利中国航空协会”……协会同意对于此项飞机厂之建筑及厂中各项设备及机器之装置均需布置完密，庶每年可制造各式飞机100架，该项飞机或木质或纤维或金属或各质和合而成……本厂的设立包括所有房屋机器及装置其创办费至多数目不得超过13500海关金单位（每金单位含纯金60）……本厂及初步设施即经政府与公司同意自核准之日起至多须于300日内完工……
本厂开工后12个月中其大部分制造飞机工作须为飞机之装配，但工作中至少须有20％为制造各个部分。在第二次12个月中，至多50％工作应为装配，至少50％工作应为制造。在第三次12个月中至少70％工作应为制造，30％或以下为装配，在以上36个月尾，本厂应制造所有飞机自各个部分起以至最后装配……
1936年，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首先修理了“美龄”号飞机和2架意大利制的菲亚特双翼战斗机。1937年开始，该厂按计划制造了20架教练机和6架大型S－18双发轰炸机。尽管中国只承担了约20％的生产工作，但设计制造这种双发动机大型飞机在中国还是第一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驻南昌的意大利员工纷纷回国，工厂开始疏散机器设备。这年8月，日机来犯，炸毁了厂房和还没来得及疏散的物资。1937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命令航空委员会接收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1938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将几个中外合办的飞机制造厂和其他军事航空工厂整顿重建。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从南昌撤退，人员和设备大多由鄱阳湖乘木船经九江、武汉，再历经艰难蜀道，到1939年上半年，人员设备才陆续撤到重庆，转至四川南川县建设厂房，改名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简称第二飞机制造厂，也称南川飞机厂，当时的第一飞机制造厂在昆明，第三飞机制造厂在成都），朱霖任厂长，逐步恢复生产。1941年冬季，该厂开始自行设计制造“中运”1号。
1943年，陆孝彭辗转到达南川，到了第二飞机制造厂，直到这时，陆孝彭才发现，飞机厂设在一个大洞里，洞外修了一些房子，外墙全部刷黑，洞口山上种了大量的青冈树，从空中根本看不出有洞。洞内设有机工、钳工、白铁、机身、机翼、电镀等车间，洞外建有铸锻、油缝、修配、木工、修理等车间，洞外车间全部用松枝覆盖。为保证安全，还派了一个营在此驻扎，洞口的坝子上架有机关枪，山顶设有岗哨，除飞机厂的员工外，任何人不准靠近洞口。
1944年11月，作为中国空军第四批出国实习生，徐舜寿与陆孝彭一同赴美。1946年秋，徐舜寿回国，后携带新婚不久的夫人宋蜀碧一起到达了第二飞机制造厂。后来，宋蜀碧在《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一书中记述了第二飞机制造厂的部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