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9年评上院士的。当时“飞豹”的国家特等奖还没有颁布。国家特等奖的评选结果一般是当年评上第二年才公布，有时候可能到第三年才发证。
1999年我申报了院士，有关部门给我出具了一个证明，是“飞豹”评上特等奖的证明。这是一个有利条件。第二个，正好是国庆50周年大庆，“飞豹”参加阅兵的消息一登报，新闻上一报道大家都看到了。所以评委们一讨论，投票通过了。那一年三喜临门，的确很开心！
为大飞机立项奔走呼号
当选院士之后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论证会、评审会，参加了各种新型号的论证、评判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以及最后的投票评分。还有比较大的跟型号有关的项目，像空天技术、超声速飞行器，每一阶段评审都叫我去。再有比较大的像水上飞机，我从头到尾参加了立项会议。我还参加了风洞试验基地、结冰风洞建设等一些决策会，航空口的项目我参加了很多，这也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
大飞机立项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工作。
大型飞机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工业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就有了研制大飞机的愿望。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大飞机几经周折仍然是举步维艰，一直未能完成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直到2007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关于大型飞机方案论证工作的汇报，原则上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至此，中国的大飞机梦想重新起航。
我以前也说过，20世纪80年代，我和高占民等四人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的道路》，我们坚持“先支线后干线”。
21世纪初，中科院的王大珩院士，大家都知道他是“863计划”的倡导者，还有一位师昌绪是两院院士，加上顾诵芬院士和我这些主要航空部门的院士，再加上科学院搞发动机的、搞热的、搞力学的院士，大家一起开了多次会议，论证航空工业搞大飞机是不是一个战略方针，以及是战略方针应该怎么做。
由于社会上关于大飞机的争论很激烈，这里面既包括航空人士也包括非航空人士，他们通过写文章以及网络宣传造了很多舆论。我想大家对这些事情应该是有目共睹的，这里不再多说。
像我这种不太爱说话的人不喜欢无谓的争论，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愿参与。说话和做事都要有根据，以理服人——我坚信这一点。
我们两院院士首先论证得出：大型飞机是必需的，而且要搞的话必须集中全国的力量。
我们大概开了七八次论证会，给国家领导人写过三封信。
院士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有个“绿色通道”，能很快送到领导人那里。一封信不到三四天就批复下来，三次都是支持。看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确实想到了国家的战略和发展航空工业的战略。这令我们十分感动，也更增加了我们搞大飞机的决心和信心！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尽力往前赶，正好趁这个机会在2020年以前把中国的航空工业向前推进一步。这一点，中央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绿色通道”，就不会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到了“十一五”开始的时候，国家提出发展十六个重大专项的战略，其中发展大飞机被列为国家发展的重大专项。
国防科工委召集一批院士论证大飞机，同时让我当组长，为的是向国务院提出大型飞机的发展规划。
我们干了一年，准备了三个方案，是我们一飞院20多位同志帮我搞的，一个方案一厚本。最后交给了国务院。
后来国务院成立了大型飞机论证委员会，由一位副总理负责，活动中心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论证委员会有19位委员，其中有7位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未是组长，顾诵芬、张彦仲是副组长。
按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对干什么大飞机和怎么干大飞机，经过几轮论证，终于有了明确的结论。
在国务院大型飞机论证委员会的汇报会上，我用一整天介绍了三个方案。温家宝总理很关心大飞机的发展，对我们技术上有没有困难做了询问。
150座和250座两个方案我都作了介绍，我倾向于大型客机可以搞250座。虽然250座的需要量比150座少，但是它的价值比150座大。我们做了一些统计，国外也是这种意见，航程稍微长一点还是250座好。但就市场需求的统计来看，150座使用量较大，大概占60%，250座只占不到20%。
我们还聘请了国内外很多飞机公司以及民航、汽车等领域的大型企业的领导给我们作报告，几个省、市的领导也作了争取任务的介绍，他们也说，最需要的还是150座级的中短程客机。
我的表态很简单，我说我们做民用飞机就是为民航服务的，你要什么我们给你做什么。250座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可以保留。第一步搞150座的，我们没意见。第二步就是250座的，我们是讲科学的，讲求国家利益的。最后就达成一致，很快就定下来了。
后来向总理汇报的时候，我们写了汇报提纲。第一次汇报，总理就很满意，他作了六条指示，提出了具体方案、原则、安全性、四性等，其中有一条就是组织原则，成立一个民用的飞机公司。
第二年年初，温总理又召开了第二次汇报会，最后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正式立项、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并尽快开展工作。
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研制大型飞机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全国人民多年的愿望。我国航空工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发展大型飞机的技术和物质基础。自主研制大型飞机，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航空产业，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动科学技术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现代化步伐都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指出，实施研制大型飞机的重大科技专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认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以百折不挠的决心和意志，坚持不懈地努力，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
当院士这十年来，我在大飞机立项论证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最多，起码有五年都在论证这件事。
成立民用飞机公司是从市场经济角度出发的，我给它加了个“国家所行，社会所利”的市场经济。就现在看来，全球金融危机下只强调市场经济而忽视社会主义是不行的。一些人那时候就说市场经济万岁，包括一些经济专家也认为，市场经济可以主导一切，航空工业也是一样。我就在会上强调市场经济前面得加四个字——“社会主义”。
航空工业这么大一个系统工程，完全靠市场不行，需要有国家的干预和支持，就像温总理讲的“要有立法”才能搞好航空工业。大飞机整个方案很齐全，包括费用、研制周期之类的估计以及发动机的安排等。
国务院的一位领导找我个别谈话，他说我是老航空了，想要多听听我对大飞机发展的看法，让我把会上没有说完的话告诉他。国家领导人的水平就是高！他们可能估计到有很多知识分子爱面子，有话说不出口，单个谈话效果会好一点儿。
我把大飞机的来龙去脉，包括人才培养都说了。我说现在有一些人只考虑到怎么样去请外国人给我们干飞机，我赞成这一点，是应该利用国外资源和人才，但是研制的主要力量应该是中国人。虽然我们的人年轻、没有经验，可以让国外有经验的人参与进来，但是领导权要在中国人手里，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年轻的一代带出来。飞机干出来，研制经验也吸收了，你走了我也不怕。
有些话确实是会上没讲的。主要涉及组织机构、航空工业发展、人才培养、材料、设备、发动机等问题。
关于发动机我认为，民用飞机发动机现在不可能自己做，但我们应该安排力量赶紧做。发动机研发难度大，我们应该把国内的科研人员派到国外去。另外，还有资金，我估计现在的资金肯定不够。我还说了对航空工业现状的看法，我认为大飞机无论采取什么组织形式，都要发挥航空工业现有资源的作用，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
除了大飞机立项论证，大的型号论证我参加了很多，特别是国家评审。
机关有人说我，反正你是敢讲话、说真话的人。我有什么顾虑呢？只要符合真实情况，怎么对国家有利我就怎么说！说一些话的时候我知道要得罪人，我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听的我也要讲。
从总师到教授
当选院士后没几天，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到我家里，说想聘请我当教授。我说你们看得上我就干。
做了教授主要是带博士、硕士，再一个就是讲座。在西北工业大学我一个学期开一两次讲座。因为年龄的关系，我不可能再去编讲义、讲课，只能开讲座。每次讲座满屋子都是听众，报告厅里站不下，很多人就站在外面听。我是尽我所有，把自己了解的行业内外的科学技术现状、发展方向以及多年的飞机工程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