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拿破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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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江(19)

第二天,塔列朗直接跟沙皇提及此事。沙皇还未完全摆脱拿破仑昨晚忧郁情绪的影响。“没有人能真的懂他,”沙皇动情地说,“所有由他引起的不安,是他所处的地位导致的必然结果。没有人知道他其实多么善良。你对他了解甚深,你怎么看?”

塔列朗无论如何都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过他很聪明,知道现在应该让沙皇知道他主子的想法。“我本人很乐意促成此事,”沙皇马上表态,“但是,如果没有我母亲的首肯,我也不能擅自将妹妹许配给他。”

此后是两位皇帝之间的长谈,内容不得而知。沙皇又跟塔列朗一起饮茶密谈了几个晚上。不过,无论是联盟的扩大还是婚事,都未能在埃尔富特做出决定。尽管受到沙皇的敬重,拿破仑还是大失所望,因为他一无所获——既没有签订法俄条约,也没有俄国新娘。满载而归的是塔列朗,他侄子的新娘有数百万家产。

与此同时,38位王公贵族被皇帝及其随从或是笼络,或是恫吓,或是褒奖,或是冷落,遭遇大相径庭。“在埃尔富特,”塔列朗写道,“我看到没有人敢得罪这头狮子……最后一天,那些王公贵族簇拥在他周围。他们的军队或是被他俘获,或是被他歼灭,他们的国家和生存受到他的侵害。但是没有人敢提出任何请求。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被拿破仑看到,而且尽可能成为最后一个被看到的,这样才能使自己留在他的记忆里。”

不管怎样,拿破仑都觉得,奥地利会认为他与沙皇之间已经缔结了盟约(可惜他们并没有),从而感到恐惧,而恐惧能够完成条约不能完成的事。他不知道塔列朗已将他出卖给梅特涅:“现在只有您能将俄奥两国关系恢复到奥斯特里茨之前的亲密状态。只有俄奥两国结盟,才能挽救欧洲的独立。”这位奥地利人当然会将这句令他狂喜的话写到报告中去:“终于,我们进入了新纪元。已经有盟友在法兰西帝国内部为我们效劳了。”

是告别的时候了。皇帝当着王公贵族的面吻别亚历山大,如同兄弟一般。在场的人都为这两个统治世界的巨人间的友谊而感动。只有塔列朗手里拿着礼帽,嘴角挂着令人难以察觉的微笑。因为在德意志公主家喝茶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破坏了这个友谊的基础。

只要四年,他的所作所为便会开花结果,而拿破仑会受这些果实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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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意志天才的敬意 与维兰德的谈话 赢了诗人

耶稣与恺撒 与歌德会面 “好一个人才!” 皇帝的攻击 诗人的计策 无法收买的人

虽然德意志的王公贵族们微不足道,可是德意志的精神却光芒万丈。“这里只有一样成就我可以带回巴黎,那就是:你们将会愉快地想起我。”皇帝在临行前一晚对魏玛的知识界说了这一席话。在魏玛和埃尔富特,他与这些真正的德意志王公贵族一起度过了几个晚上。他们没有显赫的祖先,只有自己的天赋。对同样没有显赫祖先的皇帝来说,只有这些知识界的名流才让他感到亲切。虽然他在这两个星期里经历的一切使他蔑视的人更多了,但他对日耳曼精神却赞赏有加。其实他对德意志大师们的杰作并不熟悉,只知道他们的名声及他们在德意志和法兰西帝国的地位。他就是以此为标准把他们选出来的。

早在两年前,他就在波茨坦召见过约翰内斯·封·缪勒。最能体现此次会谈重要意义的,当属这位替普鲁士效力的瑞士人对此事的低调态度了。当时皇帝离开将领们,直接接见缪勒。凭着善于区分所有材料的精确思维,他没有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令所有历史学家、尤其是眼前这一位感兴趣的问题。三分钟后,两人已在讨论最深层次的历史问题。

他谈起塔西陀,之后概述了人类文化的几个重要阶段。他热情地谈到,当罗马文化没落时,希腊文化却借助基督教而得以复兴。这需要很大的技巧。希腊一度被罗马占领,却能凭借精神力量恢复其统治地位。拿破仑在耶拿战役结束后不久曾跟一位普鲁士学者谈起过这一点,它包含了承认,也包含了要求。随着谈话的深入,皇帝表现得越来越和气,他向缪勒提出了一个他从未向任何法国人提起过的建议:替他写传记。接着他又谈起了所有宗教的基础和宗教存在的必要性。“谈话的内容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他的谈兴越浓,声音就越低,以至于我都快要贴着他的脸了。房间里的其他人很可能什么都没听到。至于我们谈话的内容,有些我永远也不会透露。”

从缪勒这句令人惊讶的结束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历史学家的严肃、谨慎,同时也可推断出皇帝在社会名流面前谈话的坦率。

如今,拿破仑在魏玛特别关注年迈的维兰德,将他比作伏尔泰,同时也不客气地问他为什么将历史与小说混在一起。“像您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应该知道如何区分历史与小说。如果把两者混淆的话,很容易造成混乱。”

然而他要说的并非仅限于此。因为当维兰德机智地替自己滥用历史辩解,开始谈论道德典范时,皇帝打断了他:“您难道不知道,那些在创作中颂扬美德的人会怎样吗?最终人们会认为,美德也不过是文学作品中才有的。”

之后他又谈起塔西陀。他一直都关注这位罗马史学家,似乎他现在还可以像施泰尔夫人那样让沙龙无法安宁。在舞厅中央,他以批评为工具,发表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宏论:“塔西陀没有充分研究过事物的起因和内在的动机。他对人类行为和思想意识的神秘性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调查,以至于未能使后人对他做出不偏不倚的评价。要想做出这样的评价,必须将人和民族置于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我听到有人赞赏塔西陀,因为他使专制君主害怕人民。但这对人民而言将是不幸的!我说得不对吗,维兰德先生?可能我让您觉得不快了,我们来这里并不是要谈论塔西陀。您看,亚历山大陛下的舞姿多么优美啊!”

维兰德等的就是这一刻。在一篇精心准备的讲稿中,他替这位古罗马人辩护,来反驳眼前这个新罗马人。精彩的发言使在场的魏玛名流及其他人听得出神。

皇帝认真地听完维兰德的讲话。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揣测着他会说些什么。他会彬彬有礼地退出这场辩论吗?如同在战场上一样,拿破仑沉思片刻,分析着对方出乎意料的攻击基于什么情报,他又该如何回应。毫无疑问,这位老先生的演讲并不是即兴而作的,但他为何恰恰在塔西陀这个话题上发动攻击呢?刹那间,皇帝想起了两年前与缪勒的那次谈话,尽管这两年中他与数百人做过交谈。

“我真是遇到了劲敌,”当这位老学者发表完演说后,皇帝说,“您充分利用了您的每一个优势。也许您跟我在波茨坦见过的缪勒先生通过信?”

在场的人都笑了,包括维兰德,这位偏爱智慧更甚于自己的人很坦率地承认:

“是的,陛下,我从他那里听说您不喜欢塔西陀。”

“那么,我觉得我还没有输。”皇帝说。接着他回到了他对希腊和基督教的认识,这次他更大胆、更淋漓尽致地做了发挥,因为他觉得这个维兰德总是持怀疑态度。“而且,”他靠近对方,用手捂着嘴轻声说,“而且耶稣是否存在过,这还是个问题。”

征服者和诗人。他们两人中一个是正当壮年、在理性的废墟上进行基督教革新的统治者,不过现在与教会有些小小的不和;另一位是诗人,也是一位异教徒,刚刚还被拿破仑比作伏尔泰,主张以理性对抗宗教,属于被征服民族,因为年老体衰而在谈话过程中一再寻找椅子靠背。皇帝跟他耳语,说世上可能从未有过耶稣。但这位老先生不愧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德意志国家里最机智的。他将向皇帝证明,在知识界,日耳曼人完全有能力跟法国人抗衡,因此他立即回答道:“我知道有些想法荒唐的人怀疑此事。但是这就跟有人怀疑恺撒是否真有其人,或是怀疑陛下您是否活着一样荒唐!”

就这样,维兰德以一个法国式的说辞,既维护了德意志的礼貌,也维护了耶稣的历史性。皇帝对这两件事都没有表态,便把话题岔开。他拍着老学者的肩膀说:“好,妙,维兰德先生!”然后他大声向在场的听众讲述基督教在维护国家稳定方面的价值。据目击者报告,他很想与维兰德继续谈下去,但后者显然已站不住了,于是这场景不得不提前结束。假如准备两张椅子,谈话将会越来越精彩。

默默地倾听了这场谈话的人中,有一个就是歌德。

几天前在埃尔富特时,拿破仑曾经在一个大厅里跟歌德单独谈了一小时。那是拿破仑用早餐、接见宾客、发布命令、进行思考和签署文件的几个大厅中的一个。这是两名智者之间的对话,也是两股不同力量的碰撞与平衡。两个当时最伟大的人物得以彼此观察。对话中两人并未流露出多少内心的想法,更多的只是互相敬佩。歌德从大自然中学习一切,但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往往只能发现他所预见的图像得到证实。他把这次谈话看作平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皇帝的评价却没有这么高。

十年来,歌德一直关注着波拿巴的奋斗旅程,并为之惊叹不已。在晚年的时候,他关于拿破仑所说的那些深刻的话,一个世纪中无人可及。另一方面,拿破仑对歌德知之甚少,更不知道后者内心对他的敬仰,因为歌德只在跟友人谈话的时候透露过这一点,在他本人面前只字未提。皇帝虽曾读过很多遍《少年维特之烦恼》,但现在的他已全然没有这种心绪,这种少年的心绪只能用来填补虚空的幻想。虽然歌德现在举世闻名,但当时看出其价值的人在德意志不出100个,在法国则几乎是一个都没有。由于他在本国的名声并不怎么响亮,远未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因此皇帝对他缺乏了解,只知道他写过几部有影响的作品,而皇帝身边的人对这些作品都不了解。他还知道歌德在耶拿战争那年就已是卡尔·奥古斯特手下的大臣,皇帝当时对这个萨克森统治者非常愤怒。可以推断,皇帝召见歌德时,他对后者的期望肯定不如对缪勒或维兰德。

但是,像拿破仑或歌德这样的天才,只需看对方一眼就能知道他的分量。那天,皇帝坐在一张大圆桌边用早餐,右边是塔列朗,左边坐着达律。歌德走到门口站住了,皇帝请他走近一点。当时歌德年约60,潇洒俊逸、精神矍铄。他正处于最泰然的时期,处于一种好不容易达到的、之前未曾有过、之后又很快消失的和谐状态。皇帝看得惊叹不已,一时说不出话,过了片刻,他才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好一个人才!”

这如同一支金箭,照亮全场。这句感触颇深的赞叹之语不大像评价,更像是第一印象。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位世界的统治者不知道,在他面前的也是一位世界统治者。皇帝发出了过去从未对任何人发出的感叹,此后也未再做过如此评价。这两位天才似乎有着神只般的血缘关系,仿佛两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拨开浮云,各自伸展臂膀,直至指尖相触;接着,时间之雾又将两人重新分开。眼前的这一时刻是千年难遇的,只有亚历山大大帝与第欧根尼的会面才堪与之比拟。

因为谨慎,歌德很多年后才记下这次谈话的内容,而且并不完整。在别人的回忆录里,人们也只读到些片段。

拿破仑称赞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不过补充说:“您这部小说的结局我不喜欢。”

“这我相信,陛下,您不喜欢小说有结局。”

皇帝平静地接受了这句近乎威胁的讽刺,但还是指责说,维特的爱情并非这场不幸的唯一原因,野心在这里也起了作用。歌德听了大笑(后来他在两封信里证实了这一在皇帝面前很不寻常的放肆举动),承认皇帝的批评是对的,但是他也认为,艺术家采用一些读者难以察觉的技巧,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皇帝对自己能在陌生的领域里取得小胜而感到满意。接着他又谈论起戏剧。他做出了“极为精彩的评价,就好像一位专注于研究悲剧的人,并且带着法官审讯案件时的精神。他对法国戏剧背离自然和真实而深感惋惜”。他并不喜欢命运剧,觉得这应该属于黑暗的时代。

“今天谈论命运还有什么用!政治就是命运!”

话音刚落,他就以自己的方式将这句话变为现实:他转向达鲁,跟他讨论征税事宜;接着又跟刚进来的苏尔特说了几句。之后,他继续跟歌德谈话,很有技巧地阻止他与别人交谈,问起他一些个人问题。然后他又转为进攻:“您喜欢这里吗,歌德先生?”

歌德也懂得如何抓住政治机遇,回答道:“非常喜欢,我希望这几天的日子对我们小小的国家有些帮助。”

“你们的人民幸福吗?”皇帝问道,不过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像是向一位君主提的,他在接见各国君主时肯定经常这样发问。事实上,他眼下对萨克森并不感兴趣,他心里想的是:我如何才能使这位天才为我所用?真可惜,他不写历史书。不过他可以作为小说家描写这次会议,或者作为剧作家写一出戏。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剧本,他肯定比我们法国人写得好。而且,如果是一个外国人写的话,会更有价值。因此他说道:“您应该在整个会议期间待在这里,并且记录下您对这伟大一幕的观感。歌德先生,您觉得呢?”

拿破仑用这个问题结束了对这位诗人的进攻,这与他一贯的专横态度迥然不同。而歌德不为所动,小心翼翼地说道:“我并没有古典作家的文笔。”

“这听起来挺有政治意味的,”皇帝暗自思量,不过他却这样说:“你们的公爵邀请我来魏玛。他有一阵子不太高兴,不过现在他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