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女婿刘铮
前些时候，作家余玮同志送来这部有关爹爹朱德的长篇传记，请我们写序。让我心痛的是，相亲相爱近60年的老伴朱敏前不久因病不治离开了我。加之自己身体不怎么好，余玮同志的书稿压到现在才看完。
我清楚，这是余玮同志继《敦厚朱德》之后的又一部写爹爹的传记。在建军80周年的时候，我在军事博物馆举行的大型展览上曾看到《敦厚朱德》作为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推出的重点图书展出。老伴曾为这本书写过序，如今她走了，余玮同志的这部沥血之作《从琳琅山到中南海》写序的事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抽空看了厚厚的书稿，看得出余玮同志在采访与创作中花了大量的精力，总的感觉真实、有感染力，说得上是一部红色题材方面的佳作。
读到这些文字，让我不免想起爹爹的一些革命经历，还有我与爹爹相处一些往事。爹爹出生在四川仪陇一个叫琳琅山的地方，出身是贫苦佃农，从青年时代他就萌发了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立下了拯救民众于水火的志向。他曾远渡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并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伟大道路。
南昌起义、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爹爹都参与领导或指挥过，与战士生死与共，靠前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以高超的智慧和卓著的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和朱敏是1950年在苏联认识的，当时我在驻苏联使馆工作，她在苏联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们两个慢慢就产生了感情。1952年结婚的时候，爹爹特地写了封信表示祝贺，并托人为女儿捎来了嫁妆，就是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
1953年，我们从莫斯科回国。第一次要见到朱老总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紧张的，毕竟对他的脾气不了解，只是知道他身经百战，现在又是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还是非常愉快的，我也不知不觉就放松了。其实，他是很慈爱、和善、朴实的。
爹爹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说起过去那些战斗的岁月，即使他偶尔会去回忆，但说得不多，他更多的是在谈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这些才是他更关心的。
尽管爹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但是在“文革”期间他还是受到了冲突。不过，爹爹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
在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之下，贴出了第一张打倒爹爹的大字报。我记得，几乎一夜之间，对爹爹的批判蜂拥而至。
一下子，原本熟悉的中南海在我眼里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那时起的长达4年内，我们再不能像从前一样见到爹爹，只能在中南海的传达室内和他见面——那时候老人家处境很困难。在那非常岁月里，黑白一夜之间就被颠倒了，在铺天盖地对爹爹的批判当中，有人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是林彪而不是朱德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甚至在当时的教科书上将《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也被改成了《林彪的扁担》。朱敏告诉爹爹这些情况后，他相反显得十分平静，反过来劝她不要在意，说：历史终究是历史，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朱敏跟爹爹说：可是已经改了，就连书上都改了。这时候，爹爹提高了声音对朱敏说：那不叫历史。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们才能够像从前一样回到中南海爹爹的家里。有些内容，在余玮同志的这部书里都写到了，那些文字让我把思绪带回到了那段艰难的日子。或许，这就是文学带来的一种无形力量，让你不得不回忆过去。
朱敏从小在苏联学习成长，在那里学的是教育心理学专业，回国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爹爹对她的专业选择，没有过多干涉，只是强调你在苏联要好好学习，学出本事，学成归来后报效自己的祖国。至于如何报效，由她自己决定。对于女儿的婚姻选择，做父亲的很关心，但是没有干涉。1952年，爹爹委托率团访问莫斯科的康克清妈妈顺便“考察”我这个未来的女婿。康妈妈离开苏联时对朱敏说：“刘铮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代表你爹爹表态，同意你们的婚事！”爹爹就是这样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特别是婚姻，让我们自己做主。
正如这部书里所说，朱敏“与爹爹共存的50年生活长河里，分离的时间远远多于团聚的日子”。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怀念爹爹，每每看到门厅显要位置安置的那尊身着军大衣的半身塑像，我们就想起了跟“元帅爹爹”在一起的宝贵时光。
作为长辈，爹爹在我们眼里很慈祥、可亲、可爱，生活也十分简朴；作为伟人，爹爹在我们眼里非常崇高、杰出、卓越，可以用“德高望重”和“丰功伟绩”来形容。他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我一辈子也读不完。
一贯严于律己，这是爹爹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爹爹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外事活动很多。他一生行伍，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接见外宾，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接见地点。一次，我于心不忍，根据自己做外交工作的经验，便在时间的安排上给爹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不料，在一次接见活动中，客人率先到达了。事后，一向和善的爹爹对那位工作人员发起火来，狠狠地批评道：“国家不论大小，我们都要尊重，在外交礼节上绝对来不得闪失……如果这是打仗，就要付出流血的代价！”主意是我出的，虽然爹爹没有直接批评我，但是我的内心非常愧疚。
然而，这一愧疚最后竟变成了终身的遗憾。1976年6月21日上午，爹爹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他踏进大会堂，来到预定的会见地点——迎宾厅时，却没有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原来，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把时间推迟了，可是爹爹没有得到通知，于是在放冷气的房间里等候了近一个小时。会见结束后回到家里，90高龄的爹爹便感到身体不舒服，因为感冒，后又转为多种病症并发。仅仅两周的时间，就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们永远的痛。看到书里这部分文字，我十分难过。
的确，正如作家余玮在书中所写的：爹爹病逝前，他看到我们在跟前，张了好几次嘴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当时，朱敏泪水扑簌簌地往下掉，俯下身子在爹爹的耳边轻轻地说：“爹爹，您别讲了，我明白您的意思，要我们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您放心就好了。”听到女儿的这些话，爹爹十分欣慰。
1963年，爹爹专门给朱敏书写过一张条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字里行间，凝聚着爹爹对女儿对我们的教导和期望。在爹爹的教育和影响下，我们并没有躺在他老人家的功劳簿上生活，而是平平淡淡生活，扎扎实实地工作，我们的几个孩子也是这样。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了，国家富强了，社会小康了，人民幸福了。不论时代如何向前发展，爹爹那些开国元勋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他们的风采将永远留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前几年，我身体还好，曾多次到好些地方看过，还重走过长征路，我看到人民的生活很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得又好又快。这么好的时代，我们的爹爹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他一定会欣慰的。朱敏现在也离开了我，我想她肯定与爹爹在一起，正告诉他老人家：如今的国家重视科学发展，正在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有这些是当代中国人对爹爹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这是新时期中华儿女正在书写的一部历史性传记，更值得边写边品味……
就写这些，要说的话太多。说到底，只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研究爹爹，研究爹爹那一代的开国元勋。感谢余玮同志为读者提供了这么好的精神食粮。
二OO九年六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