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我有多害怕地下室。那里潮湿而阴冷，几乎没有光。我们用它来储藏不用的东西，冬天时拉根绳子晾衣服。在更远的一边是煤窖，我觉得那儿有鬼魂出没，它恶毒而阴险，一直躺在那儿等我。父亲让我背靠着煤窖站着。我觉得那鬼魂正看着我，而我却没有能力看到它。在我来找你之前，你要一直站在这儿，父亲说。我一动不动地在那儿站着。
部分的我记下了父亲对我的这种抛弃，尽管难以理解，但它不仅影响了那一刻，也影响了我们未来的关系。
我对母亲最好的回忆，来自我们在德黑兰大街上的闲逛。那里有条街特别能代表我深爱的德黑兰。直到此刻，坐在这个对我宽容得多的城市的书桌前，我仍然渴望回去那里。因为在这里缺少回忆。当我想起它时，我惊讶地发现，这条街竟然有个和我先生一样的名字：纳德瑞。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纳德瑞街以及它延伸出去的几条街上度过。那儿有饺子形小馅饼店、卖坚果和调味品的店、鱼市，还有个叫吉拉的香水店。母亲在吉拉总会买莲娜丽姿的比翼双飞香水。店员每次都会送我几个小样（“小样”这个词，我们会用法语说，也就是échantil-lons，因为这种商品都是法国货）。街上还有个咖啡店，有着外国名字。这样说起来，我突然想起它的名字叫作爱贝塔。母亲会在那儿买杯巧克力。在这条迷人的街上所有的气味和香氛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巧克力的味道，我们会用法文来发音：chocolat。在我接种疫苗的诊所边上，有间小小的巧克力工厂。每次从诊所出来，母亲都会在那里买一块巧克力奖励我。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白巧克力。相对于黑巧克力，我更喜欢它。不是因为它更好吃，而是因为它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纳德瑞街通向伊斯坦布尔街，伊斯坦布尔街向左延伸至拉勒萨尔街——郁金香大道。在卡扎尔王朝统治的19世纪后期，这条街上充满了浩瀚无边的郁金香花园。政府在花园中间开辟出一条大道，这条路变成了德黑兰最繁华的商业街，散布着许多剧院和电影院。这条商业街有个多好的名字呀！拉勒萨尔街上总是充满着皮革的味道。我和母亲会在拥挤的内衣店、布料店以及皮革供应店进进出出。每到一处，母亲都会和店员打招呼闲聊。我则四处闲逛，偷看店铺后面的房间，想要在那昏暗的工作间里，瞥见布料和皮革是如何变成文胸、睡衣、鞋子和皮包的。每个月，我们都会去一次名为“伊朗”的玩具店。这家店也在纳德瑞街上。母亲认为这是德黑兰最好的玩具店。她会给我选一个新玩具或者新娃娃，回家后就把它和其他玩具一起锁在柜子里。我清晰地记得那家玩具店门上头的霓虹灯招牌：一个很大的欢快的圣诞老人，驾着他的驯鹿。这些外来词并没有让我们吃惊，街上很多饭店和电影院的名称也是里维埃拉、尼加拉、雷克斯、大都会、无线电城、红磨坊、查塔努加。“圣诞老人”这个词和“伊朗”这个词对我来说一样熟悉——“现代化”又是另一个外来词。父亲曾经略带讽刺地说，这就是波斯语言令人惊叹的灵活性，借此比喻波斯人民的灵活性。但是我们究竟有多灵活？我们又为这种灵活性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
在纳德瑞街及其周边地区，大部分商铺的店主都是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或者阿塞拜疆人。许多亚美尼亚人是在16世纪萨非王朝的阿拔斯大帝统治时期，被迫搬来的。一部分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在改革后从俄罗斯迁入，一部分来自波兰及其他二战后的苏联卫星国。就像从亚美尼亚人店里买糖果和冰淇淋，从犹太人商铺买布料和香水一样自然，许多家庭会躲避少数民族，因为他们“不洁”。小孩子们会一边敲他们的门，一边唱：“亚美尼亚人是亚美尼亚狗！亚美尼亚人是地狱清道夫！”犹太人则不仅不洁，他们还喝无辜小孩的血。拜火教教徒是火的崇拜者，也是异教徒。而脱离了伊斯兰教的巴哈伊信徒，不仅是异端分子，还是英国的特务和间谍，应该被处死。母亲却几乎完全不理会这些。尽管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偏见，母亲只遵从她自己宇宙里的准则。在她的标准里，一个人的好坏在于对她幻想世界的接受程度。大部分人似乎都接受了自己在等级划分中的角色地位。只不过，暗藏的紧张关系不时会浮上水面。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这种隐藏的不和谐关系的血腥本质才完全爆发出来。伊斯兰教徒攻击、囚禁、谋杀了许多的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巴哈伊教徒。如果饭店的店主不是穆斯林，他们就被迫要在窗户上挂上“宗教异教徒”的标识。但我们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伊斯兰共和国。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其实是本来就存在的偏执和盲从的爆发和放大。
星期四晚上——我们的周末开始——我会和父亲在这条街上闲逛。我们一般会去皮革店边上的大型熟食店买香肠、火腿或者摩泰台拉香肚，作为星期五的特别早餐。然后，我们会四处闲逛，找找看有没有电影和戏剧。那些街的声色模样一到晚上就变了。在纳德瑞街、伊斯坦布尔街和拉勒萨尔街沿途有许多餐馆、剧场、电影院，以及波斯式卡巴莱夜总会，各自都有来自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顾客群。我们最常去的是纳德瑞咖啡厅，老板是亚美尼亚人。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每到夏天，花园里就会歌舞升平。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们去那里。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的父母一起跳过舞，尽管母亲不时会跟我说她多么会跳舞。不过有时候，我和其他孩子会加入舞台上的大人，随着音乐跳恰恰或者稍慢一点的探戈。
在几个街区之外，有另外一家更加传统的咖啡店，名字我已经忘了。它的客人主要是男人，播放的多数是波斯音乐，有时候是阿塞拜疆曲或者阿拉伯曲，远比纳德瑞的恰恰和探戈性感得多。这家咖啡店和许多类似的其他店一样，生意总是很红火，主要供应啤酒、伏特加，配烤串。常光顾这些店的男人都迷恋一两个特定的女歌手。在这些女歌手中，有些人已经成为传奇人物。在YouTube 上，现在还能找到她们的表演，提醒着我们被压抑却尚未消失的过去。但是，再往南走几条街，却是另一个德黑兰——谨慎、虔诚，憎恨一切他们眼中过度的异教文化。
这条街上迷人的吵闹声，逐渐消退为父亲给我讲故事时的轻声细语。我被带入另一个世界，那里有菲尔多西的英雄、魔鬼，还有头发黑亮的女英雄，他们和顽皮的匹诺曹、汤姆·索亚、拉封丹的小动物、安徒生笔下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并排生活在一起。在我心里，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鬼魂还活着，因为我无法相信她在经受那么多痛苦之后，上天只是以死亡作为她的回报。
在我四岁时，有一次我和母亲在芭蕾课结束后走散了。我们驻足在不同的商店门口，不知怎么的，在某个地方我继续往前走，一转身她已经不见了。我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悄悄地哭。我很熟悉这条街，每一家店就是一块面包屑，将我带向安全的地方：玩具店、巧克力店、鱼铺、鞋店、电影院、珠宝店，一直抵达我最喜欢的酥皮点心店，店名叫作诺欣。我喜欢这家店的一切，特别是它的巧克力脆皮冰淇淋，我们叫它维他冰淇淋。每当我们光顾这家店时，快乐的亚美尼亚店主就会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他还会逗我玩，说要我将来做他的儿媳妇。这次，当他还没来得及跟我打招呼，我就大哭起来，告诉他我找不到妈妈了。他试着安慰我，还给了我一个免费的维他冰淇淋。但我是个懂礼貌的小女孩，不会未经父母允许就接受别人的东西。不过，反正我当时也已经害怕得什么也吃不下了。
母亲眼中的焦虑，抵消了她唤我小名“阿扎尔”时的激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副焦虑的表情，因为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次遇到比那次小得多的事件，那种表情都会再现：当我和弟弟稍微晚归，当父亲没有准时打电话，或者当她从派对回来时，发现我们不在家。后来她的孙子孙女也遭遇了同样的悲惨状况，因为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将母亲的这种焦虑内化为我自己的焦虑了。
革命后，当我返回德黑兰，首先去重游了那些街。我觉得我好像走进了菲尔多西《列王传》的书页中——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是，主角去参加一个热烈的盛宴却发现自己受困于巫婆的陷阱中。即使在最离谱的梦里，我也不会想到有一天纳德瑞街和拉勒萨尔街会沦为血腥游行的现场，我会为了躲避民兵队和治安团而奔跑，我会路过玩具店、巧克力店、坚果和香料店，还有我看第一部电影的影院旧址，却完全没有时间停下脚步重温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