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青帮最后的大佬:“太爷”张仁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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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曹锟大贿选,孙中山讨伐;太湖帮毒弥,应桂馨讨死(3)

吴佩孚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待待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对抗冯玉祥。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三哥”。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组织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曹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是生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曹锟,其心情是不会好的。曹锟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

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

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夫人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曹锟的病情好转后,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曹锟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锟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红鹏高翔万里”的对联一副。

曹锟脾气一向随和,对待家人和侍从们很少发脾气。

据曹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

每到夏日的傍晚,曹锟院子里常常有些穷邻居来闲聊。这些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好不自在。此时的曹锟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乐趣。

曹锟常独自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分。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便命家人把卖鸟的叫到家中,把鸟全部买下,仔细端详着这些围居在笼中的鸟们,然后把鸟笼放在院子中央,打开鸟笼门,充满爱怜地看着这些小生命争先恐后地展翅飞向天空,良久地向鸟儿飞去的方向注视着。

曹锟晚年信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花重金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每天朝拜。

曹锟抽大烟,但不“困灯”,不上瘾。爱听河北梆子,每遇生日做堂会,总要点几出河北梆子听听。

曹锟下野后,身边无兵,来到泉山里后,身边只有两个侍从,一个先生(相当于秘书)。刘夫人花钱请了几个英租界的门岗。家中有三个老妈子及几个丫头,专门伺候夫人和儿女们,收拾屋子等。另外还有两个伙夫,一个司机,一个当差的。

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锟。这些人有时和曹锟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锟也不觉寂寞。吴佩孚与曹锟关系最厚,但他曾经宣布过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所以只是时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燮元没有再去曹家。

刘夫人见晚上常有日本人的说客来访,便立下一条新规定,晚9点钟锁大门,不许家人出去,也不许客人们来访。大门钥匙由刘夫人亲自掌管。

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关外,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曹锟的晚年,其家庭中有两件事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一是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贞(袁世凯的女儿)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怙贞住院后,袁家不甘罢休。此时虽然袁世凯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势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两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一“趣闻”。后来曹士岳被刘夫人保出与袁怙贞离了婚。这件事曹锟觉得丢了面子,每当家人提起此事,他脸上都现出一种愤愤之情。

二是曹锟的养子、曹锐之子曹少珊,虽在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后不久便认祖归宗了,但实际上他仍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曹锟子女们十分不满,常为此闹矛盾。曹锟看在曹锐的面子上,不忍心对曹少珊过于苛刻,所以曹锟也不能左右家里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常常唉声叹气,很是烦恼。

曹锟虽然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花大把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不过,曹锟却有着最低的底线,那就是不当汉奸,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的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

1938年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曹锟共有三个儿子,即曹士岳(陈夫人所生)、曹士岱、曹士嵩(均为刘夫人所生,士岱九岁夭折);四个女儿,即曹士×(郑夫人所生,名字不详)、曹士熙(高夫人所生)、曹士贞(陈夫人所生)、曹士英(刘夫人所生)。

宋教仁案是民国初期震惊中外的一桩大案,也是青帮参与的几桩最重大的政治性行动之一。刺杀宋教仁的主使者是袁世凯,而执行的杀手是上海的著名青帮分子应桂馨和其结拜兄弟武士英。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后表现出的独裁野心,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觉得必须有所行动。宋教仁意欲建立“责任内阁”,以约束袁世凯。当时宋教仁对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很有信心,他首先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接着领导国民党争取国会的多数席位,由于同盟会在革命中表现的政治影响,结果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得近半数票。宋教仁大有出马组阁,当国务总理的势头。袁世凯也知道,宋教仁是国民党核心,所以早已准备下手,欲除宋教仁。

宋教仁以理事长身份周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后,踌躇满志,决心登程北上一展鸿图。

宋教仁在杭州发表了竞选演说,到上海与诸位同人协商后,就准备出发。当时有人头脑比较清醒,劝其要注意安全。

宋教仁当时心绪正佳,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说,宋教仁哈哈一笑说道:“吾此行为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

陈其美甚至已对宋教仁明言:“小心他们用暗杀手段来对付你。”

宋教仁的回答就更豪迈了:“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搞暗杀,哪里还怕他们来搞暗杀。”他不听于右任劝告,不走海道,坚持乘火车北上。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半左右,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陪同下,来到上海沪宁车站检票口。突然,宋教仁身后蹿出一条汉子向其连发三枪,随即逃走。

枪声响过,宋教仁大叫“我中枪矣”,扑倒在前面的栏杆上。

众人急上前送宋教仁去铁路医院急救。虽经多方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次日晨不幸身亡。

陈其美抱尸恸哭,连呼:“此事真不甘心!”

国民党人更是痛感“斯人如此死,吾党复何言”。

孙中山的挽联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刺杀宋教仁,这头的联络人和主持者主要是青帮“大”字辈的应桂馨。

应桂馨,字夔丞,浙江镇海人。年少时即放浪于上海的妓院、烟馆之中,是个流氓习气十足的公子哥儿。

应桂馨出生在商人家庭,自小就不务正业,稍大一些就在上海狂嫖滥赌,吸毒狎妓。先是为雏伶小喜凤赎身并开设“桂仙戏馆”,串演淫戏,被租界捕房拘押。继而又谎称自己是安徽省筹赈委员,因大闹公堂而锒铛入狱,趁夜挖开狱墙逃之夭夭,流窜到外地,一年后才偷偷回到上海。

说到应桂馨后来如何参加了革命,还有一段趣事。

应桂馨逃难后先住在袁树勋那里,后到河南,最后被迫逃到乡间暂避,其父怕他再到外面胡闹,给了应桂馨5万银元,叫他在宁波办个学堂。但应桂馨这种人实在不是办教育的料,不久有3000族人告他强夺族祠公产。正闹得不可收拾时,该校教务主任因事来上海,碰到好友陈其美谈到此事。陈其美那时正在发展革命组织,对帮会人员极为注意。陈其美得知应桂馨在会党中有影响,便有意结识,遂出面为之调解。应由此十分感激,一时两人相交甚密。

应桂馨跟随陈其美投入革命后,非常卖力。他利用自己身在帮会,手里有些得力干将的优势,具体参与了一些重要活动。光复上海之战中,应桂馨亲自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因此,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特委应桂馨为谍报科长。后来孙中山来上海,应直接负责接待,由于应桂馨会办事,也很机灵,孙中山对应桂馨的印象不错,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特任命应桂馨为卫队司令,并令其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尽管应桂馨已混迹官场,但多年在黑社会中养成的流氓习气一时难改。他经常为一些小事寻衅闹事,甚至动刀动枪,所以虽几次做官,但每次都官运不畅。这回又是如此,本来他已取得孙中山信任,前途有望,可时间一长,便忍不住把江湖上的那一套又拿了出来。开始,应桂馨对孙中山由广东来访的亲朋故友还较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应桂馨时常恶语相向。孙中山对此并未深究,又因其为陈其美介绍,也不便说让应桂馨回家,仅将其改调下关兵站任职。谁料应桂馨竟不买账,无理取闹要将他从上海带来的卫士带走。卫士的直接上司(时应已改任政府庶务长)侍从队长郭汉章不愿回上海,应桂馨竟找了几个亲信,让他们杀害郭汉章。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孙中山只好打发他回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