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时候我姑姑还小，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着问：“怎么想起来问这些？”因为不应当跟小孩子们讲这些话，不民主。我几下子一碰壁，大概养成了个心理错综，一看到关于祖父的野史就马上记得，一归入正史就毫无印象。
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书摊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没有买。又说正在给《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写篇文章，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我后来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录，看有没有登出来，工作忙，也没看。
感恩节那天，我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人很多，一顿烤鸭子吃到天黑，走出来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乐，但是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刚巧胡适先生打电话来，约我跟他们吃中国馆子。我告诉他刚吃了回声吐了，他也就算了，本来是因为感恩节，怕我一个人寂寞。其实我哪过什么感恩节。
炎樱有认识的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出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唯有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餐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The Bowery）的流浪汉，她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头子，蓝眼睛白镑镑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
有一天胡适先生来看我，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干事们鼓励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谁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进去，看着只好无可奈何的笑。但是适之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我心里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坐了一会出来，他一路四面看着，仍旧满口说好，不像是敷衍话。也许是觉得我没有虚荣心。我当时也没有琢磨出来，只马上想起他写的他在美国的学生时代，有一天晚上去参加复兴会教派篝火晚会的情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我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几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请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会去住半年，那是AP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是海边山谷里一个魅丽的地方，前年关了门，报上说蚀掉五十万。我写信请适之先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写了封短信去道谢后，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胡适与小贩
在胡适晚年的孤寂境遇里，有一位卖麻饼的小贩竟做了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一点意外的安慰和快乐。小贩名叫袁瓞，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英美政制哪个更好一点？他比较倾向于崇拜美国，但理论上说不明白，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这是1959年10月间的事。
胡适接到这封信，知是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精神可佩；问的又是胡博士最热衷的英美政治问题，更觉十分高兴，便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信中说：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从此，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带来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10个芝麻饼，黄灿灿的，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捧到胡适面前，胡适接过芝麻饼，笑眯眯地拿起一个便吃，嚼得支咯支咯地响，脸上现出近几年来才见的欢愉。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畅快，胡适仍不忘对他的年轻朋友宣讲杜威哲学和改良主义，随后，他们又谈到幼年生活。胡适说，他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适听他说，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封信，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由我负担。胡适尽管经济并不是那样富有，甚至连自己住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诚心给一个好学的年轻人以帮助，在他的心灵上是一种极好的安慰。
胡适常记着这位小贩朋友。有一次他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胡适也够天真，以为那么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白话电报
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说“文言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
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始终关注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学史》。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姓魏的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扶扶眼镜透露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说完这段话后，整个教室顿时紧张沉寂起来，每个同学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
十五分钟过后，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恰当地反映，所谓研究，就是细心琢磨问题的中心所在，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白话文较文言文是更可省字的。
胡适作品精选
差不多先生传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
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
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