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思想留给小曼，把小曼的爱揣在自己的心间，志摩于1925年3月10日离开北京，经哈尔滨搭上国际列车到前苏联赤塔，由赤塔经过西伯利亚赴莫斯科访问。
西伯利亚在志摩原先的想象中，是一块不受上帝恩赐的地方，“荒凉，严肃，不可比况的冷酷”。但车窗外送来的一幕幕景象却使他惊喜、雀跃：春夏间的西伯利亚草茂、树绿，一望无垠的绿洲上滚动着牛马，赤皮松红得像无数身穿赭衣的战士，白杨树皮白得如霜似雪，仿佛是森林中仙女的舞衣。
就这天——这天也不是寻常的开朗：
看，蓝空中往来的是轻快的仙航，——
那不是云彩，那是天神们的微笑，
琼花似的幻化在这圆穹的周遭……
这西伯利亚异样的风光，改变了他原来对西伯利亚的成见。
“一人不是伴，两人正是伴，三人便成群，满四就是乱。”志摩常常喜欢单独旅游，一个人可以节省唾液，腾出时间来可以多看多读多想多写，没有人来分占他的时间，没有人来掐断他的思路，好在西伯利亚旅客不多，他一个人占了一个包厢。这首《西伯利亚》就诞生在颤动的车桌上。
西伯利亚无边的赤松与白杨，西伯利亚密密森森的灌木林，又使他想起了杭州西湖秋雪庵前白茫茫的芦苇。他认为“数大”便是美。绿坡上成千的绵羊挨成一片雪绒，是美；一天繁星在无极的夜空闪亮，是美；泰山顶上的云海挤挤挨挨翻滚，是美；万顷绿浪戴着白帽在日光中动荡，是美。“数大”了，似乎按照着一种自然律，自然的会有一种特殊的排列，一种特殊的节奏，一种特殊的式样，激动我们审美的本能，激发我们审美的情绪。所以他认为西伯利亚无边的绿原与西湖茫茫的芦苇也都是一种“数大”的美。他捡起一枝肥圆的芦梗，吹响了《西伯利亚道中忆西湖秋雪庵芦色作歌》：
我先吹我心中的欢喜——
清风吹露芦雪的酥胸；
我再弄我欢喜的心机——
芦田中见万点的飞萤。
我记起了我生平的惆怅，
中怀不禁一阵的凄迷，
笛韵中也听出了新来的凄凉——
近水间有断续的蛙啼。
他想“谱一折人生的新歌”，可惜柔嫩的芦苇碎了，“再不成音调”。他想起囚在笼中的小曼，心中惆怅而凄迷，他的心也像芦苇似的碎了。
车过贝加尔湖，这是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湖大得像一个无边的云海，天阔得一青到底，湖岸是重峦叠嶂的山岭，峰顶戴着雪帽，在这伟大雄壮的自然面前，他感到有一股抑止不住的思想感情要冲破躯壳，“向没有遮拦的天空飞去”。他飞，飞回北京，飞向“新月”，飞向“新月”的同伴身边去谈谈心。于是，《欧游漫录》首篇《给新月》就在这震颤的包厢里，用震颤的笔写成了：
“‘新月’志愿虽有，到现在为止却并不曾有相当的事迹来证实我们的志愿，所以外界如其不甚了解乃至误解新月社的旨趣。”
“同时神经敏锐的先生们对我们新月社已经发生不少奇妙的揣详。因为我们社友里有在银行里做事的，就有人说我们是资本家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有一两位出名的政治家，就有人说我们是某党某系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不少北大的同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北大学阀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男有女，就有人说我们是过激派。”
“假如我们举措的目标只是有产有业阶级的先生太太们的娱乐消遣，那我们新月社岂不变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这petty bourgeois的味儿我第一个受不了。”
闲话他并不怕，他怕新月露不出清光来才是可怕可耻的。
列车在贝加尔湖周围行驶，他在列车上给新月同伙打气，他要新月露出棱角，他盼望新月发出清辉。
晚送夕阳，朝迎彩霞，3月16日列车爬过乌拉尔山脉，驰进了伏尔加河流域。这条欧洲最长的河流，养育了俄罗斯民族，但多少世纪来，伏尔加河流着血，淌着泪，发出声声悲鸣。他面对严冰初融的伏尔加河，耳畔仿佛响起了苏联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列亚平唱的《伏尔加河船夫曲》，那是“用回返重复的低音，仿佛伏尔加河沉着的涛声，表现俄国民族伟大沉默的悲哀。”这使他回想起去年暑期，他与张歆海住在庐山小天池时，所见到的那些“在山坳间结茅住家，早晚做工，赚钱有限，仅够粗饱”的石工们，在浓雾凄迷的早晚，所发出的“唉浩！唉浩！唉浩！”的号子声，他感到这与伏尔加河的船夫们所发出深沉的呼喊是一样的，都是痛苦人间的呼吁，于是，他作了《庐山石工歌》：
唉浩！唉浩！唉浩！
唉浩！唉浩！
我们起早，唉浩！
看东方晓，唉浩，东方晓！
唉浩！唉浩！
鄱阳湖低！唉浩，庐山高；
唉浩，庐山高；唉浩，庐山高；
唉浩！庐山高！
唉浩！唉浩！唉浩！
唉浩！唉浩！
……
这沉着悲凉的“唉浩，唉浩”之声，一直在他灵府里动荡。因此他在途中致信给北京《晨报》编辑刘勉己，在发表《庐山石工歌》时，后面再加上一段文字，盼望他的《庐山石工歌》将来能有音乐家来谱成歌曲，就像《伏尔加河船夫曲》那样，用庐山石工们沉着的呼声，“谱写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当年罗素访苏之后，他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写了批评苏联的文章；志摩却写了文章去批评罗素的文章。谁知他到了莫斯科之后他也与罗素一样，被一些因战乱所造成的困难而困惑了。他一方面承认“在这大火中最先烧烂的是原先的俄国：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 regime，全没了；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全没了；托尔斯泰与屠及尼夫小说中的社会全没有了。”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莫斯科写得阴森、可怖：“莫斯科，集中你伟大的破坏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这些文字写在他《欧游漫录·莫斯科》里。总之，他访苏之后，尤其是到了莫斯科之后，对十月革命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此之前他对苏联表示过赞许，直到他自英回国时仍说：“直到我回国，我自问是个激烈派，一个社会主义者，即使不是个鲍尔雪微克（现通译为布尔什维克）”，他又说：“在报纸上看劳工，就比是看《三国》看到诸葛亮、赵云；《水浒》看到李逵、鲁智深总是‘帮’的。……贵族、资本家这类字样一提着就够挖苦！劳工，多响亮，多神圣的名词。”
他思想的弯子转得似乎太急太快了。先不妨看他在《南行杂记（二）》——劳资问题一文中的一段回顾：“我同情社会主义的起点是看了一部小说。”这部他没有指出名字的小说描写了一个童工，他的手臂和着猪肉一起碾进了机器，成了肉糜，这家肉厂造的肉糜罐头是行销东方的，至少有几万人分尝了这小孩的那条手臂。他不得不恨资本家，不得不同情社会主义。但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慈善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三者的混合体，因为这三者混合体很适合他以爱为核心的理想主义的脾胃。他希望用道德的力量，用爱心，来纯化人们的灵魂，他希望有一个和谐的，没有纷扰的，充满爱心的，没有怨仇的，自由的，能充分发挥个性的理想社会。但严酷的现实击破了他的理想，所以他要求彻底反过来，把一切再颠倒过来。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有不少相似之处，十月革命彻底推翻了沙皇统治的专制制度，把颠倒了的一切再颠倒了过来，这一切都适合他的脾胃，所以他一度对十月革命发出过欢呼。
但革命进程中所造成的流血、斗争、纷扰及贫困，这又与他理想中的爱心、人道、和谐相抵触，革命中的集体主义又与他尊奉的个人自由相悖。他认为要到达共产主义彼岸，中间隔着一道血海，要泅到彼岸就要花很大代价。
他歌颂过列宁，认为列宁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但他对列宁主义却又怕又恨，他在《列宁忌日——谈革命》中说：“但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播。我怕他。”他认为“列宁许了解俄国，在事实上他的确有可惊的驾驭革命的能力，但他决不是万应散，在政治学上根本没有万应散这样东西。”
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同样采取怀疑的态度，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他认为“马克思的革命论的前提是一个纯粹工业主义化的社会，这就是说社会上只有劳工与资本的分别，两者的利害是冲突的，态度是决斗的；他预言中等阶级的消灭，这一来工业社会的战场上只有一边是劳工，一边是资本，等到壕沟设备齐全以后劳工这边就可以向资本那边下总攻击令——最后的胜利。他更侧重的预言，当然是劳工的。但至少就近百年看（以后我们不知道）就在马克思时代最工业化的国家，他的预言——资本集中、中等阶级消灭——并不曾灵验。”所以他的结论是“我个人是怀疑马克思阶级说的绝对性的”。
显然，他是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他的理想主义作显微镜，用他的民主个人主义作标尺，来寻找和衡量适合他自己脾胃的东西。他把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割裂开来，把列宁个人和列宁主义分割开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马克思主义在一国的胜利宰割开来。同样的原因，他极端痛恨资本家，但不是把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而把资本家看作颟顸、自私、贪婪的典型。他同情劳工，主要是出于人道的立场。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纷杂的、紊乱的、甚至矛盾的种种说法。但透过这些表象，还是可以理出他思想发展的经纬脉络。他访苏前后成了他思想上的一座分水岭。
志摩曾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当然不是我们目前通称的一切以一己为私利的利己主义者。他所称的个人主义是伦理学中一派，重视个人的独立自由，欲以自身为基础，来规定一切的行动。因此在当时有他进步的一面。他强烈的不满现实，迫切的要求重新来过。他有爱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有争民主、要自由的强烈愿望。这些都与“五四”精神是一致的，也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