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论牛人的自我修养(不可错过的历史人物系列全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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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通达权变,主动躲开沟坎以防摔倒(2)

曾国藩最担心的是一旦鲍超北上,则势必会被留在咸丰皇帝身边护驾。这对曾国藩及湘军来说,是最坏的结果。对湘军来说,与太平军的决战才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对待调兵之事,要慎之又慎。

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派鲍超北上,无异于自毁长城,自蹈死地,曾国藩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左右为难。

曾国藩急得夜不能寐,于是令幕僚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幕僚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

只有李鸿章不同意北上,他给曾国藩献了一个计策,让曾国藩一下子从两难中解脱了出来。

李鸿章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十分精准,他同时进一步论述了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

但形势如何大家都明白,关键是怎样做才能既不北上,又不抗旨呢?李鸿章主张对北上驰援应“按兵请旨”,也就是曾国藩立即上一封奏折,就说:鲍超不够资格,请皇上在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酌派一人入京护卫。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足够,那时候,再根据情况,酌情处理。

这样,不仅可以让鲍超不用北上,还可以把抗旨的罪过消弭。而且主动请旨北上,等于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拳拳忠诚之心:一听到皇上有难,立马主动请缨,要求亲自赶去保护皇上。咸丰皇帝收到这个奏本,心里肯定也很欣慰,即便咸丰识破了曾国藩的伎俩,在情理上,曾国藩做得也无可指摘。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把曾国藩从两难的境地中解脱了出来,还让曾国藩赚了一笔。

曾国藩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曾国藩和胡林翼一面按兵不动,拖延时间,一面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种请示的结果也很明显,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当然不同意他们二人进京。

这么一拖,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曾国藩不必北援,专心消灭太平天国的命令。

李鸿章不仅用拖的办法,让自己的老师曾国藩走出了两难境地;而且后来,李鸿章不断地利用这个策略,帮自己解决危机。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处理“天津教案”,不过这次被他拖进去的,恰恰是上次被他救出来的曾国藩。

天津教案发生时,李鸿章正在剿匪。由于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国藩上奏身体状况不尽如人意,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当然是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则被派去干原来干过的两江总督。

对于天津教案,李鸿章知道那是一个大坑,谁进去都会弄一身脏水。既然当时曾国藩已经弄得民怨沸腾了,那就让老师再牺牲一下吧。所以,在接到去往天津的任命后,李鸿章立即行动起来,不过他没有去天津,而是去了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先占了位置再说。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李鸿章并没有急于去接这个烫手山芋,看到老师曾国藩为了这事那叫一个为难,他也心有余悸,静观其变。他又很聪明地以身体有恙等理由,上疏让曾国藩先行处理完天津人犯后,自己再前往天津。清政府同意了李鸿章的请示,让曾国藩继续在天津处理未完事宜。

李鸿章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势必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曾国藩已经坏了名声,那没办法,只有让他做出处置决定,而李鸿章只承担执行者的角色,会被骂得少些。如果经过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比如说少杀了人,那就能得到国人的一致赞扬。不得不说,李鸿章的这次阳奉阴违,在成全了自己的同时却把曾国藩害苦了。

等第一波人犯的处置有了结果,李鸿章也来到了天津。而他来天津之后,最艰巨的工作已经由曾国藩完成了,恶人也由曾国藩当了,他来天津,顺理成章地做起了好人。

曾国藩是老实人,但他的原则适宜于治国,但处理具体事情,在时效上的确比李鸿章的手段要稍逊一筹。

拖,从贬义的层面上看,有不诚实的意味。但“兵不厌诈”,作为一种权术应用在政坛上,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拖,从心态上来讲,说明了一个人的淡定,从现实上来讲,可以静观局势的变化,为自己随形势应变赢得时间和空间。通过拖,让别人等,等得迫不及待却又无可奈何,等到局势出现最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这个时候,自己再出场,一定能获得满堂彩。

李鸿章善于拖,善于等,更善于让别人等,所以,他总能把握住政坛上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或让自己避祸,或让自己名利双收。

4.好马也吃回头草

很多人只看到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的合作,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合作也是伴随着斗争的。尤其是合作开始的时候。

李鸿章与曾国藩第一次合作的时候,还有点年轻气盛。

李鸿章对曾国藩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两个人之间经常因为不同意彼此的意见而发生争执。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里的时候,有点不甘心,于是向曾国藩提出要离去。

可没想到,曾国藩早就知道李鸿章不会受自己的约束,事先请来了圣旨,不允许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幕府。李鸿章索性破罐子破摔,在曾国藩幕府寻衅滋事,故意找湘军大将彭玉麟的麻烦,两人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打作一团。

再后来,朝廷传旨,授李鸿章福建延建邵遗缺道。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李鸿章去福建等着看有没有空出来的官位。但曾国藩说还是别去福建了,还是留在这里吧。

于是,曾国藩上奏,以襄助需人为理由,要求李鸿章继续留在自己的幕府,帮助自己,不过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

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又处太平军攻击下,移营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但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这次的争吵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久之后发生李元度事件导致李鸿章负气离开了曾国藩。

李元度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进入曾府,参赞军务。李元度是追随曾国藩最久的幕僚,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国藩的恩人。因此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

虽然李元度战功累累,但是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却不敢回来,躲藏了一段时间,然后逃到了曾国藩的政敌、浙江巡抚王有龄处,于是王有龄上疏,要求重用李元度。李元度此举,无异于吃里爬外,分裂湘军。曾国藩怒不可遏,立即上疏弹劾,以申军纪。

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

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

经过这次争吵,李鸿章果然负气离开了曾国藩。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离去非常痛心,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

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

李鸿章离开祁门一年多来,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李鸿章都不为之动心,宁愿在江西赋闲,在李鸿章看来,这些人都不是能成事之人。

为了谋个一官半职,李鸿章写信给林则徐的女婿、主掌福建的沈葆桢,希望能够在沈葆桢处谋职位。

沈葆桢断然拒绝,回信称: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

沈葆桢的意思很明确,意思无非就是说:“曾国藩那里都容不下你,我这里更不行。”

李鸿章从曾国藩处出来之后,处处碰壁,这年,李鸿章三十九岁,一事无成的李鸿章开始反思。虽然在曾国藩处有种种不如意,但不管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未来发展上来讲,曾国藩处确实是最合适最可靠的地方。

李鸿章的离去,让曾国藩也非常郁闷,李鸿章虽然有很多毛病,但不论文采还是见识,都有过人之处,更可贵的是李鸿章在性格和能力上有很多地方弥补了曾国藩的缺陷。

于是曾国藩找了郭嵩焘。

郭嵩焘与曾国藩同时赶考,曾国藩上榜,他却名落孙山,后来居然和李鸿章同时考中。所以他和曾国藩还有李鸿章的关系最是要好,这时,他站出来说话自然最有资格。

于是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说:

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

收到郭嵩焘这封信,李鸿章真的想回来,那时的曾国藩已经打下了安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李鸿章借这个机会给曾国藩写信,对老师取得这么大的功劳表示祝贺。曾国藩借此机会,给李鸿章回了一封亲笔信,力邀李鸿章回来。

李鸿章见信大喜,尤其是在沈葆桢处碰壁之后,才知道这天底下真正愿意帮助自己的,只有老师曾国藩,于是他就佯装无事地回到了曾国藩幕府。

从曾国藩幕府的出走与回归,是曾李两人关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过了磨合期,而进入了稳定期。曾国藩的接纳,说明了他的大度,而李鸿章的主动回归,则说明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圆滑和老练。

从曾国藩幕府出走的李鸿章,还是个性十足的李鸿章,而回归之后的李鸿章,则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上那个圆滑老辣的李鸿章了。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是那个动不动就与人斗气,甚至跟人抡拳头的李鸿章了。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用理性来对待这个事情,而不是用情绪;是强调事情的效果而不是强调手段;是用长远的战略眼光而不是眼下一时的得失。回归后的李鸿章成熟了。

经过失败的历练,经过曾国藩的调教,此时的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已经难逢敌手了。

5.装聋作哑,屹立官场的必备技巧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满清的存在与发展,成为晚清政坛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晚清政权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作为满清忠臣的李鸿章是左右为难的。

义和团运动中,当民族和朝廷再一次发生矛盾的时候,李鸿章站在了民族利益这边,拒绝了朝廷,而是倡导了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

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攻打各国使馆,六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当时的问题是:如果剿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和;若抚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战。

光绪皇帝问内阁学士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告诉皇帝:“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据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之心,在稍后的会议过程中,皇帝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并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据说,皇帝的态度赢得了大批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伏地叩头,大呼:“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但此时实际掌权的慈禧,对这个结果却不满意,因为她与洋人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洋人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六月十七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

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在电报里,这些人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张之洞告诫朝廷: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而若对外宣战,则后果难以预料:“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地方督抚的反对,迫使慈禧太后在六月十八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此时的主战派也已经丧失了理智,老太后甚至对反对开战的王文韶与联元拍了桌子:“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慈禧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是强迫朝廷通过宣战的决定罢了。

在这场争论中慈禧将自己的愤怒和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充分说明了她对各国开战的真正目的:“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慈禧的这一决定将把整个民族拖入战争的深渊。

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意识到满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荣禄把抵制宣战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抚身上。“宣战”刚一决定,他即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