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文学理论及流派
1.点缀风雅的玄言诗派
玄言诗是西晋末年的永嘉年问到东晋时期流行的一种诗派。钟嵘《诗品》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淡乎寡味。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恒、庚诸公诗，毕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指斥的就是玄言的诗派。这个以孙绰、许询等人为代表的诗歌流派，统治了两晋文坛达百年之久。
玄言诗派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早在魏正始年间，玄学已经兴起，汉末的清议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发展，因而在阮籍、稽康的作品中，便有浓厚的老庄思想，但仍不失健康充实的内容。
到了西晋时期，腐朽的士族阶级垄断了政治和文化，玄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学者们弃儒学而尚《老》、《庄》，奢谈玄理，成为风气，“因谈馀气，流成文体。”进而以玄理人诗。到了东晋时期，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更盛，使文学创作也背离了“建安风骨”的传统，成为表现狭隘思想感情和低下艺术趣味的工具。孙绰、许询等人的作品，大多以生硬、笨拙的形式来阐释老、庄的哲学思想，所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感情空虚贫乏，毫无新意可言。这种创作倾向在内容上是“世极而辞意夷泰”，严重地脱离现实，回避社会矛盾，以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掩饰精神上的空虚苍白。在艺术上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毫无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令人读之乏味生厌。
由于玄言诗违背了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其艺术生命就必然是短促的。玄言诗派的诗人大多被历史淘汰，湮没无闻，保留下来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相反，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批评玄言诗的言论，却俯拾皆是，除了前引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再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就抨击道：“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刘勰更是一针见血地讽刺玄言诗派“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随着晋末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出现，给空虚的东晋文坛带来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玄言诗派也寿终正寝，退出了历史舞台。
2.浮靡颓废的宫体诗派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南朝梁陈时代，形成了一个以宫廷文人为主要作者队伍而以绘声绘色地描写色情为主要内容的宫体诗派，为首人物是梁简文帝萧纲。
南朝诗人本来大多数是生活在宫廷、贵族周围的帮闲侍臣，他们的诗歌内容受这种狭隘生活的限制，他们的兴趣也以君主贵族的爱好为转移。南朝君主贵族的生活非常荒淫放荡，宫廷文人也就不免要用诗歌辞赋来给他们助兴。就连齐梁著名诗人沈约也未能免俗，写过《梦见美人》、《夜夜曲》等色情作品，可见其时诗歌的腐化堕落正成为一种风尚和必然趋势了。
梁简文帝萧纲，是宫体诗的积极鼓吹者和创作实践者。他自言：“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时号日宫体。”（《梁书·简文帝本纪》）“宫体”的名称就由此而来。简文帝不仅带头写出《咏内人昼眠》、《美人晨妆》等色情宫体诗，而且还提出公开的理论主张：“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与当阳公大心书》）在萧纲的积极提倡下，当时的宫廷文人庚肩吾、庚信、徐陵等人也就奉承他的旨意，大力扇扬宫体诗风。宫体诗的内容多为闺思和闺房生活，有时直接描写女色，甚至还写女人的衣领、绣鞋、以及枕席卧具等物品。徐陵甚至“撰录艳歌，凡为十卷”，编成一本《玉台新咏》，为之推波助澜。这种淫声媚态诗风和诗派的出现，是南朝贵族腐朽生活和变态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在它盛行时期，积极健康的文学传统遭到排斥和中断，不仅建安诗人被他们讥笑为“古拙”，就连谢灵运的山水诗也被认为是“酷不入情”。变态心理和低级趣味的宫体诗派左右着诗坛，自梁到初唐，影响延续了一百多年，直到陈子昂等人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才把这种淫靡颓废的诗风扫涤以尽。
3.隐逸脱俗的山水田园诗派
我国古代诗歌在东晋末年和南朝宋初之际，完成了由玄言向山水田园的转变。《文心雕龙·时序》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指的就是这一历史变革。陶渊明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田园诗人，以其《归园田居》、《渭川田家》、《新晴晚望》等一系列描绘农村风光、展现自然美色的著名诗篇，首先打破了玄言诗一统天下的局面，给空虚苍白的东晋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空气。南朝宋代的谢灵运，则热衷于山水诗的创作，他“肆意游遨”，每到一处“辄为歌咏，以致其意”，使自然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和表现对象。陶渊明和谢灵运所开创的这一崭新的诗歌创作领域和丰富的表现技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盛唐时期，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成绩斐然的山水田园诗派。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一方面，大唐王朝的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给诗人们提供了优裕闲适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笃信佛老，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政治局面：对于求仕困难的文人，可以由隐而仕，走一条“终南捷径”；对于有了高官厚爵的文人，又可以由仕而隐，边仕边隐，名利双收。因此，隐逸思想在唐代文人中广为流行，继承陶渊明、谢灵运的传统的山水田园诗便大量产生了。
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作家是孟浩然和王维，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
4.奇情异彩的边塞诗派
盛唐开元，天宝年问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崔颢等，以高适、岑参的成就最高，故又称“高岑诗派”。
隋唐以来一百几十年中，由于边境战争的频繁，疆土的扩大，以及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人们对边塞生活渐渐关心，对边塞的知识也丰富了，他们对边塞不仅不感到那么荒凉可怕，而且还感到新奇。一部分仕途失意的文人，更把立功边塞当作求取功名的新出路。
在这些社会历史条件下，从隋代以来，边塞诗不断增多，四杰和陈子昂对边塞诗又有新的发展。到盛唐时期，边塞生活已经成为诗人们共同注意的主题。但在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有边塞生活体验的高适和岑参，王昌龄、李颀等也有值得注意的成绩。他们从各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创造，大大地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但上述诗人的优秀作品也并不限于边塞诗。
边塞诗派属于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边塞诗人大多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热烈追求进步理想，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精神。他们的作品突出了将士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如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同时善于用丰富多彩的笔墨，描绘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和少数民族的习俗，读之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有些边塞诗反映了战士的思想之情、揭露了将士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如王昌龄的《从军行》、李颀的《古从军行》、王之涣的《凉州词》等，境界雄浑开阔，情调激越悲凉。在艺术上边塞诗派也富有创造性，他们大多采用七言古诗和七言绝句的形式，风格豪放悲壮，想像丰富，色彩瑰丽，形象生动，语言道劲，显示出奇情异采的艺术魅力。
对边塞诗的评价，学术界曾有过争论。客观地说，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少数边塞涛中难免流露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就总体创作倾向而言，它们主要歌颂卫国戍边的正义战争，歌颂了雄伟瑰丽边塞山河，充满了高昂的爱国激情和英雄气慨，真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反映了蓬勃向上的盛唐时代精神，奏出了不同凡响的盛唐之音。所以，这是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瑰宝。
5.通俗平易的新乐府诗派
新乐府诗派是由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影响和推动而掀起的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白居易的现实主义的诗论和创作对这一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的作用。新乐府运动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经宋代王禹傅、梅尧臣、张耒、陆游诸人以至晚清的黄遵宪，一直有所继承。白居易的另一种影响是形成一个“浅切”派，亦即通俗诗派。由于语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诗流传于当时社会的各阶层乃至国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谈到这一空前的盛况。他的《长恨歌》、《琵琶行》流传更广，并为后来戏剧提供了题材。日居易特别强调诗歌要反映民生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影响和政治、人民的生活密切结合，这是新乐府诗派的理论基石。自居易提出了诗的四要素：“诗者，根情、留言、华声、实义。”还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所谓“实义”或“深乎义”，就是要使具有真实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感人至深、感人为善。
白居易强调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服从于内容，所以“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力求做到诗的语言通俗平易，音节和谐婉转，一反“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元稹、张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诗友，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时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继承者。张、王年虽较长，写作乐府诗也较早，但诗名和政治地位都不及元、白；同时元、白既有创作，又有理论，而张、王则没有提出明确的文字主张兼作理论上的宣传，因此他们在新乐府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既远逊于白居易，也次于元稹。
新乐府诗派把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和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6.瘦硬峭拔的韩盂诗派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以著名诗人韩愈和孟郊为代表，贾岛、卢仝、刘义、姚含等是这一诗派的重要作家，韩愈曾概括他们的创作情趣和美学追求：以奇崛险怪的诗风为标榜，刻意求工，推敲文学，讲究瘦硬峭拔。
韩愈作为中唐文坛的一个领袖，不仅倡导古文运动，还致力于诗歌革新。他为了纠正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煞费苦心地探索诗歌的新形式、新风格，试图开拓一条新的道路，创造独树一帜的局面。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中常常表现出雄才博学、好发讨论、格调拗折、造语生新的特点，如《赠张籍》、《嗟叹董生行》、《谴疟鬼》等诗作，元和之后，韩愈的诗进一步向奇险的方面发展。以著名的《南山诗》为例，采用了汉赋的排比铺张手法来描述终南山的山势形态和景色变化，而且尽力搜罗奇字、押用险韵。受到韩愈推崇的孟郊，是以苦吟著称的诗人，对平庸浮艳的诗风也深表不满，因而作诗苦思锤炼，追求瘦硬奇警，入木三分的诗句。如《秋怀》中自述贫困穷态境遇，揭露的冷酷无情，读之令人惊心动魄。两人在长安时写过近十首长篇联句诗，互相夸奇斗险，不肯一字相让。在韩孟的影响下，贾岛也以“苦吟”著名，自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所以后人有“郊寒岛瘦”之称。还有姚含的《武功县中作》、刘义的《雪东》、卢仝的《月蚀诗》等，都显示奇崛险怪的创作倾向和创作风格。
韩孟诗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柔弱的诗风，发扬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传统，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新的局面，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引人诗坛，从而扩大了诗的领域，推动了多种艺术风格的出现，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是，这一诗派也有走向极端的弊病，他们过分追求僻字晦词、拗调硬语，有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呕心沥血的文字游戏；同时，还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散文化的不良风气，削弱了诗歌的形象和艺术性，给后世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7.柔弱雕琢的花间词派
花间词派是以晚时期著名词人温庭筠为代表的一个词派。晚唐时期的温庭筠在创造词的意境上表现了杰出的才能，他善于选择富有特征的景物构成艺术境界，表现人物的情思。如“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是一个色彩鲜明的小镜头，它不仅衬托出人物的如花美貌，也暗示她的命薄如花。又如“斜晖脉脉水悠悠”的凄清景象，也暗示行人的悠悠不返，辜负了闺中人的脉脉多情。此外如“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等，是同样的例子。
和上面的艺术特征相联系，他在表现上总是那么含蓄。这比较适合于篇幅短小的词调，也耐人寻味；但往往不够明朗，甚至词不达意。最后是字句的修饰和声律的谐协，加强了词的文采和声情。温庭筠在词艺术方面这些探索，有助于词的艺术特征的形成，对词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温词题材偏于闺情，表现得伤于柔弱，词句的过于雕琢，也带给后来词人以消极的影响，所谓花间词派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
五代时选录了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十八家的词为《花间集》，他们在词风上大体一致。陆游《花间集跋》说：“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至此。”
是对他们的反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一针见血的批评。他们奉温庭筠为鼻祖，绝大多数作品都只能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体态，题材比温词更狭窄，内容也更空虚。在艺术上他们片面发展了温词雕琢字句的一面，而缺乏意境的创造。花间词人这种作风在词的发展史上形成一股浊流，一直影响到清代的常州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