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继续是纯粹的（当然不是粗糙的）自然，他就会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感性的统一体、一个和谐的整体发生作用。感性和理性，接受的能力和主动的能力，在它们的活动中还没有互相分离，更没有彼此对抗。他的感觉不是偶然事件的没有定形的游戏，他的思想不是想象力的毫无意义的游戏。他的感觉导源于必然性的法则，他的思想产生于现实。如果人进入了文明状态，如果艺术亲手扼杀了他，那么他的那种感觉的和谐就消失不见了，他就只能作为道德的统一来表现自己，即表现为力求达到统一的。他的感觉和思想的一致，在第一种状态中是实际发生的，现在只是观念地存在着；这种一致不再存在于他的身上，而是存在于他的身外；这种一致不再作为他的生命的事实而存在着，而是作为首先必须加以实现的一个思想而存在着。诗的概念只不过是给人性提供尽可能完满的表现，如果我们现在把诗的概念应用到上述那两种状态中，那么就会发现，在自然的素朴状态中，由于人以自己的一切能力作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发生作用，因而他的全部天性都完全表现在现实中，所以诗人就必定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相反，在文明的状态中，由于人的全部天性的和谐协作仅仅是一个观念，所以诗人就必定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表现理想。事实上，这是诗的天才借以表现自己的仅有的两种可能的方式。它们显然是极不相同的，但是有一个把它们二者都包含在自身之中的更高的概念，而且毫不奇怪，这个概念与人性的观念都是一致的。
这里不是阐述这个思想的地方，只有一篇专门的论文才能把它充分阐明。不过，任何人只要懂得依据古代诗人和近代诗人的精神，而不是仅仅依据偶然的形式，把他们加以对比[11]，就会相信它是正确的。古代诗人用自然、感性的真实、活生生的现实来打动我们，近代诗人用观念打动我们。
文化人与自然人的对比
近代诗人所走的道路，就是人不仅作为个人而且作为整体都必须走的道路。自然使人自我同一，艺术则把人分而为二，通过理想他又恢复到统一体。但是，因为理想是人无论如何达不到的无限的东西，所以文化人决不会在自己的种类中变成完全的，至于自然人却可以在自己的种类中变成完全的。因此，如果考虑到这两类人对各自的种类和最高限度所处的关系，那么文化人在完全方面比起自然人就永远逊色得多。相反，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种类本身互相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人凭借文化去努力实现的目标，比起人凭借自然去达到的目标，可能永远更受偏爱。因此，自然人通过绝对地达到一种有限来获得他的价值，文化人则通过接近无限的伟大来获得他的价值。但是，因为只有后者才有等级和进步，所以正处在文化之中的人的相对价值就整体来说是决不能确定的；虽然处于文化之中的人，如果单独来看，比起自然在其身上发生完美作用的那类人来，一定居于不利的地位。但是，人类的最终目标只有依靠进步才能达到，而自然人除了接受教育使自己成为文化人以外，就不能够取得进步，所以只要考虑到那个最终目的，二者之中哪一类人占着优势，就不成问题了。
我们在这里关于不同的两类人所讲的话，也可以应用到相应的两类诗人身上。
古代诗人和近代诗人的素朴形式和感伤形式
因此，古代诗人和近代诗人———素朴的诗人和感伤的诗人———或者完全不能加以比较，或者只能在一个更高的普遍概念之下加以比较（实际上是有这样的概念的）。事实上，如果有人首先从古代诗人的作品中片面地抽出一个诗的类概念，那么把它们同近代诗比较，并且贬抑后者，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可也是最浅薄不过的了。如果有人仅仅把对单纯的自然始终产生同样作用的东西叫做诗，那就必然不会把诗人的雅号给予创造了独特而崇高之美的近代诗人们，因为他们仅仅向受艺术陶冶的文化人讲话，而对于单纯的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12]。对于心灵没有准备从现实世界进入观念王国的人来说，最丰富的内容不过是空洞的外表，最高的诗的热情只是十足的夸张。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想到把任何一个近代诗人与荷马并列在一起，摆在荷马成为伟大诗人的地方；如果有人把弥尔顿和克洛普施托克尊称为近代的荷马，那听起来是十分滑稽的。但是，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古代诗人，连荷马也包括在内，能够在近代诗人表现得十分卓越的地方同他们较量一番。我要说，古代诗人凭借有限物的艺术而成为强有力的，而近代诗人则凭借无限物的艺术成为强有力的。
古代艺术家的强大力量（因为这里所讲的关于诗人的话，在本身作一些限制的情况下，可以同样地应用到一般艺术家身上）是建立在有限上面的。这个事实可以说明古代造型艺术对于我们时代的造型艺术仍然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而近代诗歌和近代造型艺术对于古代这两种艺术则处于价值完全不相等的关系之中。一个仅仅为了眼睛创造的作品，只有在有限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完美；一个为了想象力创造的作品，可以通过无限达到自己的完美。因此，在造型艺术的作品中，近代艺术家在观念上的优越对于他没有多大帮助；在这里他不得不以精确测定的空间来规定他的想象力所产生的形象，并且在古代艺术家占有确实优势的领域中同他们较量。在诗的作品中情况就不同了，如果在这里古代诗人以形式的单纯、以从感觉上描绘的具体的对象占有上风，那么近代诗人则以质料的丰富、以无法具象和难以描绘的对象，总之，以称为艺术作品的精神的东西胜过了古代诗人[13]。
素朴诗人相同的感受方式和感伤诗人不同的感受方式
因为素朴的诗人仅仅追随素朴的自然和感觉，也只限于模仿现实，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对象只能有单一的关系，鉴于此，他在处理上就没有选择的余地。素朴的诗所给予我们的不同程度的印象（假定我们抛开一切在这里属于内容的东西，而只把印象当做诗的处理的纯粹成果）只取决于同一性质的感受方式的相异程度；甚至外在形式的差别也不能引起那种审美印象的任何改变。形式可以是抒情的或叙事的、戏剧的或描述的，我们的感动可以强烈些或微弱些，但是（假定我们抛开题材不谈）这种感动在性质上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感情是始终不变的，完全由一种要素构成，所以我们在构成要素中看不出任何差别。甚至语言的差异和时代的不同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原因和结果的这种绝对的统一正是素朴的诗的特点。
关于感伤的诗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诗人沉思事物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印象；他的心灵中所引起的感动和他在我们心灵中所引起的感动，都是以他的这种沉思为基础的。对象在这里是联系着一个观念的，而它的诗的感染力就仅仅以这种联系为基础。因此，感伤的诗人经常打交道的是两个互相冲突的表象和感觉，是作为有限物的现实，和作为无限物的他的观念。他所引起的混合感情始终证实这种源泉的双重性[14]。既然这里包含着不止一个原则，所以问题是，二者之中哪一个在诗人的感情中和他所创造的形象中占据优势，因而可能有处理的差别。于是出现这个问题：诗人留恋的是现实还是理想———他是想把前者当做一个厌恶的对象处理，还是把后者当做喜爱的对象来处理。因此，他的描述不是讽刺的，就是哀歌的（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往后将加以说明）；每个感伤的诗人都将倾向于这两种感受中的一种。
讽刺诗
讽刺诗的两种可能的处理方式
如果一个诗人把同自然的隔离和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作为他的题材（在对心灵的作用上两者都是同样的），那么他就是讽刺诗人。根据他留恋于意志的领域或者理解力的领域，他可以用严肃和热情的方式来描写，或者用戏谑和愉快的方式描述。前者产生惩罚的或激情的讽刺，后者产生戏谑的讽刺。
严格地说，诗的目的不论同惩罚的调子或娱乐的调子都是不相容的。前者对游戏来说太严肃了，而游戏始终应当是诗的特性；后者对严肃来说太轻浮了，而严肃是一切诗的基础。道德的矛盾必然使我们的心灵感兴趣，从而就使精神丧失它的自由。然而一切个人的兴趣，即一切同个人需求的关系，都是应该从诗的感动中驱逐出去的。相反，智力的矛盾却使心灵冷淡，不过诗人所处理的是心灵的最高兴趣，是自然和理想。因此，他的重要任务就在于，在激情的讽刺中不要破坏诗的形式，而诗的形式就存在于游戏的自由之中；在嬉戏的讽刺中不要失掉诗的内容，而诗的内容永远应当是无限的。这个任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决：使惩罚的讽刺逐渐变为崇高而达到诗的自由，使嬉戏的讽刺优美地处理它的题材而获得诗的内容。
激情的讽刺
在讽刺中，不完满的现实是和作为最高现实的理想对立的。如果诗人知道如何在心中激起理想，那就没有必要用字句来特别表现理想；然而诗人应当知道在心中激起理想，否则他就不会产生任何诗的效果。因此，在这里现实就是厌恶的必要对象，但最关键的是，这种厌恶本身应当来自和现实对立的理想。这种厌恶也许来自纯粹感性的源泉，并且建立在同现实冲突的需要上面。我们对于世界往往还充分感到一种道德的愤怒，而世界对我们的倾向的反抗只会使我们感到怨恨。平凡的讽刺作家所利用的正是这种物质的利益；由于他的确能用这种办法打动我们的心，他就以为他控制了我们的感情，并且是激情的大师。然而来自这类源泉的激情，都是不值得诗去描写的，因为诗只应该通过观念来感动我们，并且只应该通过理性而进入我们的心中。这种不纯洁的和物质的激情，总是通过心灵的过分痛苦和烦恼而显现出来，而真正诗的激情则是通过强烈的主动性，通过在感动时也发生的心灵自由，才可以认得出来。如果感动是从理想同现实的对立产生的，那么理想的崇高性质就会消除一切狭隘的感情，而我们心灵中所充满的观念的伟大就会把我们提高到经验的限制之上。因此，在表现令人反感的现实的时候，关键就是使必然性成为诗人或散文家描述这种现实的根据，就是他必须懂得使我们的心灵对观念产生某种情绪。倘若我们在批评中站在很高的地方，那么对象的卑微和庸俗就无关紧要了。当历史学家塔西佗向我们描述1世纪罗马人的堕落时，他是从崇高的精神俯看这个卑劣现象的，而且我们心中之所以产生真正诗的情感，是因为他从之向下俯视的并且能把我们提高到的高度，使他的对象具有这个卑劣的外观。
因此，激情的讽刺在任何时候都一定是从深深渗透着理想的心灵产生的。只有趋向谐和的主要的冲动才能够和应当产生对道德矛盾的深刻感觉和对道德邪恶的强烈愤怒，这两者曾经大大激动了裘维纳尔、琉善、但丁、斯威夫特、杨格、卢梭、哈勒尔和其他的人。如果不是偶然的原因在早年时期使他们的心灵转到别的方面，这些诗人是会在柔和、动人的诗中取得同样成就的；事实上，其中有一些人曾经成功地创作过这类诗。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诗人，有的生活在颓废的时代，亲眼看到了令人可怕的道德败坏状况，有的亲身遭遇了种种不幸，因而他们的灵魂充满了悲痛。哲学的头脑，在以无情的严厉态度把假象和本质分割开来，渗透到事物深处的时候，就倾向于卢梭、哈勒尔和其他人在描述现实上所采用的冷酷严峻的精神。但是，这些总是起限制作用的外在的和偶然的影响，最多只决定热情所采取的方向，而不能给热情提供内容。内容应当永远保持不变，不掺杂任何外在的需要，并且应当从对理想的热烈冲动中产生出来，这种冲动就是讽刺诗人，甚至一般感伤诗人所必须具有的唯一真正的使命。
嬉戏的讽刺诗
如果激情的讽刺只是适合于崇高的心灵，那么嬉戏的讽刺只能由一颗优美的心来完成。因为前者早已借助他的严肃的题材而避免了轻浮；但是后者只能处理道德上无关紧要的题材，如果在这里不使内容的处理高尚化，如果诗人的主体不能代替他的客体，那就必然会陷入轻浮，就会丧失任何诗的尊严。然而只有优美的心才能不依赖于它的活动的对象，在它的任何表现中显示出它自己的完美形象。崇高的性格只有在对感官抵抗的个别胜利中，只有在情感激昂的片刻和瞬间的紧张之中，才能表现出自己。相反，在优美的心灵中，理想作为天性发生作用，即始终如一地发生作用，因而可以在一种宁静的状态中把自己表现出来。深深的海洋在波涛汹涌的时候显得是最崇高的，清沏的小溪在平静流淌的时候显得是最优美的。
从这个观点看悲剧和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