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经讲过，单是轻快与温和的性情，如果没有内在的观念的丰富作它的基础，就完全不适合于戏谑的讽刺，虽然普通流行的看法认为它是合适的。同样，单是温柔的感情和忧郁的心境也完全不适合于哀歌。两者都需要真正的诗的才能，需要强有力的原则，从而使质料富有生命，以便产生真正的美。因此，这类柔和的作品只能软化我们，并且只是迎合我们的感觉，而不能使我们神清气爽，不能使我们的心灵全神贯注。持续不断地倾向于这种感受方式，最终必定会使性格丧失活力，使一个人陷入消极状态，从这种状态中完全不能产生现实性，无论对于外在生活还是对于内在生活都是如此。因此，人们以无情的讽刺来打击多愁善感[30]和哭泣行为的恶习，是做得非常正确的。这种恶习大约在十八年前，由于人们曲解和愚蠢模仿一些杰出的作品，就开始在德国蔓延开了。但是，人们对于并不比哀歌式漫画更好的东西，对于戏谑的作风、冷酷的讽刺和无聊的诙谐[31]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充分清楚地表现出这种打击并不是出于非常纯洁的动机。用纯正的审美趣味来衡量，不论哪一个都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两类作品都缺乏美的内容；只有在心灵和题材的紧密结合之中，在作品同情感能力和观念能力的联合关系之中，才包含着美的内容。
米勒尔的《西格瓦特和他的修道院故事》受到嘲笑，而蒂默尔的《法国南部游记》却受到赞扬；然而这两部作品同样应该获得一定程度的重视，同样也不应当受到绝对的颂扬。使第一部小说有价值的是纯真的然而夸张的感情，使第二部小说有价值的是轻快的幽默和敏锐而精细的理智；但是前者完全没有理智的严肃冷静，后者则缺乏审美的尊严。前者一和经验对比，就显得有点可笑；后者一和理想对比，就显得几乎是可鄙的。既然真正美的东西必须一方面跟自然一致，另一方面跟理想一致，那么这两部小说中哪一部都不能擅自称为优美的作品。但是，蒂默尔的小说读起来十分愉快，这是自然和公正的，我根据自身的经验也知道是如此。这部小说仅仅挫伤理想所产生的要求，这种要求绝大多数读者是不会提出的。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精神和肉体的其他要求；因此，只要人们写美的作品是为了令人高兴，而人们读书仅仅是为了得到快乐，那么这部小说一定是而且会始终是一部现存和将来都受人们喜爱的作品。
但是，难道古典文学中就没有一些作品同样地损害理想和高度纯洁性，并且由于内容的物质性而远远脱离了我所要求于一切真正艺术作品的那种精神性吗？ 如果允许诗人———缪斯的宠儿———这样做，那么小说家既然是诗人的异母兄弟并且更加接近尘世，为什么就不应该这样做呢？ 在这里我越来越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了，因为不仅在哀歌诗中，而且在讽刺诗中也有一些杰作，它们所寻求和推荐的自然似乎与这篇文章所论述的迥然不同，它们维护自然与其说是反对恶劣的习俗，还不如说是反对良好的习俗。因此，或者应该指责这些诗的作品，或者应该承认我这里所提出的哀歌诗概念是过于武断的。
讽刺处理中的礼节规矩，举例
我问：容许诗人做的事情，难道散文作家就一定不可以做吗？ 答案就包含在问题本身之中。容许诗人做的事情，并不能意味着也允许不是诗人的作家去做。诗人所享有的自由起源于而且只起源于“诗人”这个概念本身，这种自由如果不能追溯到那构成诗人的最崇高和最高尚的东西，那就是一种单纯可鄙的特权。
礼节规矩与天真无邪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它们产生了有关邪恶的经验。但是，一旦这种经验形成了，一旦自然的天真无邪从道德中消失了，它们就成为道德感不能触犯的神圣法则。它们在虚伪的世界中具有权威，就像自然的法则在天真的世界中一样。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就在于他在自己身上消除一切令人想起虚伪世界的东西，使自然在他身上恢复它原初的素朴。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他便摆脱了一切人为的法则，而被诱惑的心就是凭借这些法则来保护自己不犯过失的。他是纯洁的，他是天真无邪的，凡是允许天真的自然做的事情，都同样允许他去做。但是你，他的读者或听者，如果不再是天真无邪的，而且在出现他的净化作用的那个时刻你也不能再成为天真无邪的，那就是你的不幸，而不是诗人的过失；你离弃他，他就已经不为你歌唱了。
因此，关于这样的自由，我们可以确定下面的各点。
第一，只有自然才能证明这些自由是正当的，所以它们一定不是选择出来的，也不是故意模仿出来的。因为意志总是按照道德的法则来判断的，我们决不会宽恕包庇肉欲的行为。因此，他们一定具有素朴性。但是，为了能够深信它们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认为它们是被其他一切也根植于自然中的东西所支持着和伴随着的，因为自然只有从它表现的严格的一致、统一和完善之中才能被认识。只有那反对一般矫揉造作，甚至在它们有用的时候也加以憎恶的心灵，我们才允许它从礼节规矩中解脱出来，如果这些礼节规矩压迫它和限制它的话。只有那服从自然的一切约束的心灵，我们才允许它享有自然的一切自由。因此，在这样一个人的一切其他感情上都一定打上了自然的烙印；他一定是真实的、素朴的、自由的、公正的、充满感情的、坦白直率的；一切的伪装，一切的诡计，一切的任性妄想，一切的卑鄙自私，都一定从他的性格中驱逐出去，这些邪恶的一切痕迹都一定在他的作品中消失不见。
第二，只有美的自然才能证明这些自由是正当的。因此，这些自由一定不是欲望的突然任意发作，因为一切产生于单纯需要的东西都是可鄙的。这些感性的力量也一定是从人性的完整和充实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一定具有人性。但是，为了能够判明它们是完整的人性所要求的，而不是庸俗的和片面的感性需要所要求的，我们必须看到形成它们的个别特征是人性整体的表现。就其本身而言，感性的知觉方式是天真无邪的和漠不关心的。我们不喜欢一个人身上的这种感性的知觉方式，因为它是动物性的，并且表明这个人缺乏真正完全的人性。它在诗作里刺伤我们，因为这样的作品既然要求使我们感到愉快，就一定认为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对这种知觉方式感到惊异的人身上，看到人性在他全部其他方面都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在一部人们得到这类自由的作品中，发现一切人性的真实性都表现出来了，那么，使我们不愉快的那些原因就一扫而光了，我们也就能够以纯真的快乐来欣赏真实而优美的人性的素朴表现了。因此，同一个诗人既然敢于使我们参加到人的低级感情之中，另一方面就应该善于再把我们升高到一切宏伟、优美和崇高的东西面前。
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检验一切反对礼节规矩而他的自由在描绘自然中达到这个境界的诗人。他的作品只要是冷冰冰的和空虚的，那就是庸俗的、卑下的和绝对可鄙的，因为这种作品一定产生顽固的偏见、庸俗的需要和对我们的欲望的无耻挑逗。相反，只要它是素朴的，并且把理智和感情结合起来[32]，那么它就是优美的、高贵的和值得赞扬的，不管冷漠的礼节规矩所提出的任何反对。
如果有人对我说，用这里提出的标准来检验，法国的大部分这类小说，以及德国人模仿它们的最成功的小说，不可能得到赞赏，甚至我们的最优雅和最聪慧的诗人[33]的大部分作品，连他的几部杰作也包括在内，也不会得到赞赏，那么对于这些话我是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我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不过是论证一下感觉细致的人们对这个问题早已下了的判断而已。这些原则，在用来考察那类作品时，也许看来是太严格了；可是在用来考察另一类作品时，就会觉得太宽大了。事实上有一些理由使我认为，罗马的和德国的奥维德，以及克里比仑、伏尔泰、马孟特（他自称是道德小说的作者）、拉克罗斯和许多其他作家所描绘的诱惑人的画面都是不可宽恕的。现在我并不否认，这些理由使我跟罗马的和德国的普洛佩尔茨、哈格多恩所写的哀歌，甚至跟狄德罗的名声不好的作品也和解了；因为前一类作品仅仅是机智的、散文化的和刺激肉感的，而后一类作品是富有诗意的、合乎人性的和素朴的[34]。
牧歌
以牧歌的例子论牧歌的本质
关于这个属于第三类感伤诗的牧歌，我还要讲几句话，仅仅讲几句话；因为对这类诗进行详尽的阐述首先是必要的，但仍然得等到将来有机会再说[35]。
这类诗的一般概念是，天真而又快乐的人性的富有诗意的表现。因为这种天真和快乐看来是与比较成熟的社会的各种虚伪关系不相容的，是与一定程度的造作和雕琢不相容的，所以诗人们把牧歌的场面从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搬到了素朴的牧人环境，并且使它在文化开始以前的人类童年时代中占有了一个位置。很明显，这些安排是偶然的，它们并不构成牧歌的目的，而仅仅被看做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自然的手段。目的到处都是一样：表现处于天真状态的人，也就是，表现处于同自己和外界的和谐与和平的状态中的人。
但是，这样一种状态不仅在人类文化开始以前是存在的，而且也是人类文化———如果它到处都只有一种确定的倾向———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这种状态的观念以及可能实现这种状态的信念，可以使人同他在文化的道路上所遭遇的一切困难和解起来；如果这种实现仅仅是一种幻想，那么这样一些人的抱怨就完全有根据了，他们诬蔑比较成熟的社会和智力的培养是十足的邪恶，把那种被离弃的自然状态冒充为人类真正的目的。因此，对于正处于文化之中的人来说，极其重要的就是获得在感性世界中实现这个观念和可能实现这种状态的感性的确证。由于实际经验远不是支持这一信念，反而总是否定它，所以在这里，正如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诗的才能总是来援助理性，以便把这个观念带入直觉之中并且在个别场合加以实现。
牧歌的诗的效果的局限性
虽然牧人生活的这种天真无邪也是一种诗的意象，虽然想象力在这里也一定创造性地表现出来了；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人生问题解决起来毕竟简单得多，容易得多，而且就在经验自身中就已经存在着个别特征，所以想象力只需要把他们加以选择并结合成一个整体就够了。在幸福的天空下，在原始状态的单纯关系中，知识还极其有限，本能的冲动容易得到满足，人只有受到欲求的折磨，才变得野蛮起来。凡是保存有自己历史的民族，就有一个乐园，就有一种天真状态，就有一个黄金时代；甚至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乐园，有自己的黄金时代，按照他天性中有多少诗意，他就以多少兴奋来回忆起它们。因此，经验本身就充分提供了牧歌的描绘所必需的特征。正因为如此，牧歌始终是美的和鼓舞人心的虚构，诗的才能在表现这种虚构时实际上是为理想工作的。因为对于一个曾经脱离自然的素朴并且听任自己理性的危险指导的人来说，无限重要的是在一个纯正的样本中重新直观到自然的立法，并且能够在这面忠实的镜子中给自己洗刷掉艺术所造成的种种腐化。但是有一种情况大大减少了这些诗作的审美价值。由于植根在文化开始以前的时代，牧歌在排除文化的弊害的同时，也排除了它的优越性；所以牧歌就其本质而言是与文化处于一种必然的对立之中的。因此，从理论上说，牧歌使我们后退，但是从实际上说，牧歌又引导我们前进，使我们高尚起来。可惜，牧歌把它应该引导我们去争取的那个目标放在我们后边，因而只能引起我们一种对于损失的悲伤感情，而不能引起一种对于希望的欢乐感情。因为这些牧歌仅仅通过否认一切艺术和使人性简单化而达到它们的目的，所以它们对于感情具有着最高的价值，而对于理智则没有什么价值，而且它们的单调的领域很快就完结了。因此，只有在我们需要宁静的时刻，而不是在我们的精力需要活动和起作用的时刻，我们才喜爱和寻找牧歌。它们只能给予病态的心灵以治疗，而不能给予健康的心灵以滋补；它们不能使人生气蓬勃，而只能使人性情柔和。这一根植于牧歌本质的缺点从未被诗人们的全部艺术很好地调理过。诚然，这类诗也有它的热烈的赞赏者，而且有些读者宁肯要阿孟图斯和达弗尼斯[36]，而不要史诗和戏剧的最伟大的杰作；但是，在这些读者那里判断艺术作品的不仅是审美趣味，而且是个人的需要。因此，他们的判断就不能认为在这方面有任何重要性。诚然，一个聪明而又热情的读者不会无视这类作品的价值，但是他很少被它们所吸引，反而倒很快地对它们感到厌倦。在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刻，它们可以发生很大的作用，但是，真正美的东西决不需要等待这样的时刻，相反，这样的时刻应该是它所产生的。
牧歌的素朴处理和感伤处理，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