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其演场大，入场券也可以卖便宜些。最好各校爱音乐的人都出来帮忙，宣传，我很希望我们这次能做到这件事。
徐志摩在文中对“欧化的菁华”的西方古典音乐大加推崇，对中国古代音乐不以为然，批评“我们是没有真音乐的社会”，若放在“五四”反传统的大背景下，当不难理解。但他认为“真音乐是人类理想思想和情绪最高粹的外现”，确实不无启发。他主张应让国人接触真正的西方优秀文化，历史剧《林肯》在北京演出时，他就以未能实现此剧“专为学界再演一次”的愿望而感到“真太可惜”。因此，这次“真大艺术家”克赖斯勒到京，机不可失，他再次“提议”，在克氏已安排的“座位颇贵”的为外国人的专场演出之外，“最好道[设]法请喀拉司拉君特别为我们学界演艺一次”，并且提出了如何实施的具体办法。
此后未见《晨报》的后续报道。直到十天之后，《晨报》第六版又在显著位置刊出报道《今日之喀拉士拉提琴演奏会中国人听真正音乐之唯一机会》。文中详细披露了徐志摩等人为争取克氏在北京为中国听众演出所作的种种努力：
喀拉士拉提琴Violin演奏会，居然今天下午五时至七时，在真光剧场，可以开演，真为中国人莫大幸福！此事经过情形，记者得诸发起人方面消息甚多，今略为读者谈谈。当一部分爱音乐者，闻喀氏将由东京来京时，即曾开一小小谈话会，商量聘请喀氏演奏事。后因喀氏住址不明，只得待其来京后再议。迨喀氏到津，某君即赶赴磋商，前日与喀氏同道来京，始知喀氏一切行程，均已安排妥帖，不能更改，只有今日下午，尚有余暇，如中国人盼其出演，渠亦极愿意。但据喀氏之书记司脱克云：当喀氏月初在上海演奏数次，听者除外人外，未见一华人影子，甚以为怪。何以中国人对艺术趣味如是之薄？及抵日本，在东京大阪各处演奏八日，无日不满座，且听者十分之九为日人，喀氏因此感觉中日文化程度，相差如是之远。故在日时因平安戏院来电相约，拟来京一行，同时始电询真光剧场，有无意思聘请，不幸真光又无复电，故喀氏遂决定在京只留三天（即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抵津之后，始知中国人方面，亦有切望其为华人演奏者，但现时只剩二十八日（即今日）一日白天有时间，如真光能腾出场所，则喀氏当然亦愿将欧洲文化之精粹，介绍华人云云。某君得此消息，立刻走商真光，幸真光主人慨然允诺，谓喀氏既有此盛意，则彼亦愿提供场所，不收费用。两方面既已说妥，此事自可成功。唯其中又生一困难问题，即喀氏之酬金是，喀氏在日本每次出演得酬金三千五百元日金，此次在京津两次，则为三千元华币。嗣经某君与司脱克磋商结果，喀氏愿减价至二千五百元，为华人特演一次。而真光座位尽量不过六百人，每位平均以二元计，得价仅一千二百元，所差尚巨。（而酬金以外之各种费用，亦非五六百元不可。）当由某君及某某两女士竭昨日一日之力，向各方面劝募结果，始能勉强凑成此数，而兹事总算成功。吾人今日得晤此钧天之音，不能不感谢此几位奔走之人也。
之所以不厌其烦录下这段文字，无非为了尽可能真切地还原历史。从中至少可以了解六点：一、为了克赖斯勒此次演出，当时召开过“一小小座谈会”，“爱音乐者”徐志摩既“提议”此事，理应参加。与会者还有谁？不得而知，但林徽因很可能在内。二、“某君”曾特赴天津拜访克氏及其助手，并陪同他们到京。L.P.洛克纳1950年在纽约出版的克氏英文传记中专门提到克氏对此事的回忆，中文《小提琴之王克莱斯勒画传》中也有所反映，只是细节上有所出入，访问地点不在天津而在北京：
在北京，我的第一场音乐会在大使馆里举办，听众基本上都是当地最杰出的白人居民。后来有位中国青年来找我，他的英语说得很好，而且一望而知并不属于高级阶层。他说：“我们获悉你只为外国人演奏，请你答应也为我们中国人表演一场。”我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三天下午，我就为这个中国人专场演奏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音乐。在我的演出经历中，很少能为一个如此高雅的听众群体演奏。
“某君”，也即“英语说得很好”的“中国青年”，应该就是徐志摩。至于到底到哪里拜访，则待进一步查考。三、克氏对其上海演出没有中国听众深表失望，因而虽然北京行程已经排定，仍对“某君”的恳请欣然接受。四、能否争取克氏为中国听众演出实际已经涉及民族情感，必需以此证明中国人也具有“艺术趣味”。五、经“某君”多方奔走联系，终于妥善安排克氏演出地点、时间。六、“某君及某某两女士竭昨日一日之力”，又解决了演出减低酬金和募集一应费用等事宜，而“某某两女士”之一，也很可能就是林徽因。有趣的是，这篇报道还特别提醒观众“听时千万静肃，演毕始可鼓掌”，大概也是首次对中国听众普及聆赏古典音乐会的常识。
在徐志摩的不懈努力下，克赖斯勒小提琴独奏会终于于1923年5月28日下午在北京真光剧场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5月29日《晨报》第六版又以《满场心醉喀拉士之妙技》为题作了详细报道。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夫妇出席了演奏会。在包厢就座的“概系送赠此次捐款援助之人，如冯耿光，王家襄，王敬芳，林长民，曾牗，卓定谋，梁启超，张嘉璈，章士钊，谈荔孖，邓君翔，钱永铭，张嘉森等”文化界和商界著名人士。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演出之前的开幕式：
五时十分喀拉士拉及其夫人莅临……当由梁启超林长民徐志摩林徽音女士等导其入台后休息室。少顷林徽音女士复导其登台，全场鼓掌雷动，良久始止。由林女士报告聘请喀氏演奏之旨趣，及说明音乐与文化之关系。介绍毕喀氏复向听众道谢由德人某翻译。五时二十分开演，琴声一响，万籁俱寂。
关于克赖斯勒的答谢，音乐会后有人追忆，克氏强调：“中西文化很有接近的希望，现在西洋人都很研究中国底哲学和艺术了。”总的说来，这段报道可圈可点，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徐志摩与他老师梁启超、亦师亦友的林长民以及心仪的林徽因一起，在克氏演奏会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林徽因担任的其实是司仪，这应该是她在北京中外文化交流公开场合首次正式露面。《小提琴之王克莱斯勒画传》中对此也有如下记载：“在音乐会开始演奏之前，一位曾经留学伦敦的华人女青年站在台上，向听众讲解了聆听西方音乐会的行为规范和注意事项。”以前一直认为“林徽因的才华首次展示于社会是泰戈尔访问北京的那些日子，一九二四年的四、五月间”。这个结论现在要改写了。因为早在一年前，林徽因就在克氏演奏会登台亮相，而且这也是徐志摩回国后两人首次成功的合作。
该篇报道以杜甫的名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来形容克赖斯勒的精妙琴技。演出结束后，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及该会发起人等，特赠送喀氏三个大花篮，喀氏极为满足”。报道的结尾意味深长，作者认为克氏演奏会获得如此成功，“亦足见近来中国人已一扫其数千年来崇拜官僚军阀之心理，而渐知尊重艺术家矣”。这段话与徐志摩佚文《为什么不？》所提出的观点正相呼应。
到底克赖斯勒在这次演奏会上演奏了哪些西方古典名曲？据后来发现的外文“节目单”，依次计有：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格鲁克的《旋律》、莫扎特的《C大调回旋曲》、勃拉姆斯的《圆舞曲》第十五首、斯科特的《安乐乡》，以及克氏自己创作的《维也纳狂想曲》（op.2）和《中国花鼓》。但是，按照该篇报道，音乐会“五时二十分开演”，中场“休息十五分钟”，“七时十分演毕”；按照林徽因的回忆，音乐会只有“一个多钟头”，因此，是否全部演奏是个疑问。
克赖斯勒这次小提琴演奏会是1920年中期北京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努力体现中国人“艺术趣味”和民族情感的颇有意义的活动，徐志摩策划和促成之功不可没，林徽因积极参与也必须提到。遗憾的是，徐志摩与克赖斯勒从此再无交集。他生得比克氏晚，走得却比克氏早。而克氏直到去世，也不知道那位说动他专门在北京为中国人举行一场小提琴演奏会的年轻人是未来的中国新诗祭酒徐志摩。毕竟，克赖斯勒已是名扬四海的小提琴家，而徐志摩还刚刚在中国新诗坛崭露头角。
（原载2013年6月3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