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懋庸与鲁迅
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联成员，20世纪30年代初，曾编辑《新语林》半月刊和《芒种》半月刊。1935年6月，由生活书店出版杂文集《打杂集》（收杂文四十八篇，附录别人六篇），1937年7月又由上海千秋出版社出版《不惊人集》。1938年8月，经艾思奇和张庚介绍，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延安文化界抗敌协会、抗大、晋冀鲁豫文联、冀热辽军区政治部、热河省文化界建国联合会等单位工作，历任教员、主任、学院院长、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三分团政委、武汉大学秘书长、副校长，中共中南军政委员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1957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搞研究工作。不久，被打成右派。后平反。198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徐懋庸回忆录》，1983年，三联出版社又出版五十余万字的《徐懋庸杂文集》。
题目“敌乎友乎，余惟自问”八字，乃是徐懋庸在鲁迅去世时，敬献的一副著名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表达了他热爱鲁迅却受到误解甚或诬陷而问天无语的悲愤之情。
我们知道他，缘于鲁迅。年仅二十六岁的作家徐懋庸，不知深浅地写了一封与他一生崇敬的鲁迅意见相左的信，引来了鲁迅的一篇著名杂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从此，鲁迅的这篇杂文成了经典的战斗檄文而广为传颂；而小人物徐懋庸的名字，却作为作乱的小丑，同样布流世间。大凡要弄清这段历史的人，无人不识君。
（一）
鲁迅早就认识徐懋庸，而且颇欣赏这位年轻杂文家，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前的1935年5月5日，还为徐懋庸的杂文集《打杂集》作了序，发表在徐懋庸当编辑的《芒种》半月刊第六期（后收入《鲁迅全集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鲁迅为徐懋庸《打杂集》作的序看，鲁迅还是喜欢这位年轻人的。对这集子他说：“我希望一定能够出版，也给中国的著作界丰富一点。我不管这本书能否入于文艺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诗来比一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犹与梦时同。’”鲁迅引的这首诗，题为“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唐玄宗（李隆基）作。鲁迅是说杂文要比这等诗贴切、生动、泼辣、有益且能移人情。可见鲁迅对徐懋庸的杂文是肯定的。读《鲁迅全集》似未见其给其他凡夫俗子作过序。
那时朋友之间的往来，常以聚餐的形式。说徐懋庸与鲁迅熟稔，可举几次有案可查的聚餐：鲁迅的日记曾记，1933年9月11日，“曹聚仁邀晚饭往其寓。同席六人”。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说到他家中“同席六人”是曹礼吾、陈子展、徐懋庸、周木斋加上鲁迅与自己。饭桌上，曹聚仁还把鲁迅比作是嵇康，曹礼吾则为阮籍。1934年1月6日鲁迅日记：“午烈文招饭于古益轩，赴之，同席达夫、语堂等十二人。”《徐懋庸回忆录》记下了这次聚餐，他仍是十二人之一。鲁迅又在1934年9月13日日记中写道：“晚曹聚仁招饮于其寓，同席八人。”这八人中又有徐懋庸。此外，徐懋庸彼时还在编《芒种》，曾发表过鲁迅先生的《集外集 序》。可证徐与鲁迅很熟。还有《关于鲁迅与魏猛克的信》（龙泽巨）中说：“鲁迅给魏猛克的这封信是寄给徐懋庸托他转交给魏猛克的。”足见鲁迅对徐懋庸还是很信任的。
那么为何一年后，就与徐懋庸翻了脸呢？其背景是，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周扬等“四条汉子”，接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联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另筹建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期间，四条汉子执行“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不尊重甚至排挤鲁迅，打击与鲁迅交好的冯雪峰、胡风，鲁迅一直对他们的“左得可怕”本来就不满意，后来解散“左联”也未与鲁迅商量，只是派茅盾通知一下而已，这种不够尊重他的做法，更让他难以接受。不久，周扬又擅自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且在宣传中，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为共同创作口号，忽视了人民大众的抗战作用，鲁迅便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展开了激烈尖锐的论争。
就在鲁迅与周扬等围绕两个口号，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的时候，不谙世事的徐懋庸天真地给鲁迅写了封信，谈了他关于无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反对“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并说明“胡风是坏人”等。我们不妨摘录一些徐懋庸信中的文字：“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虚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暂作为上海文坛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的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信中又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也是胡风提出来与“国防文学”对立的。信后还准备将自己译的《斯大林传》给鲁迅“奉寄一册，此书甚望先生细看一下，对原意和译文，均望批评”云云。
鲁迅见信后，在给杨霁云的信中，针对8月1日徐懋庸给他的信说：“其实，写这信的虽然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
很明显，鲁迅判断徐懋庸给他的这封信，是代表周扬一伙的。从左联成立前后，周扬等非常不尊重鲁迅，有事很少向鲁迅请教，甚或以党的领导自居，约鲁迅谈话，并无中生有地造胡风的谣，说他是南京方面的人，理由仅仅是听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所云。对此，鲁迅以“四条汉子”称之。而尤令鲁迅所不容的是，他们提出“国防文学”竟连个招呼都不打。如今又写信批评自己，鲁迅自然气恼，便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诞生。
而事实是，徐懋庸给鲁迅的这封信，并非如鲁迅判断“代表着某一群”。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有“我看徐懋庸也下辈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等对徐懋庸的无端批评，徐懋庸便于9月20日的《社会日报》“星期论文”专栏里发表《关于小报的种种》予以反驳：
鲁迅先生也曾在《社会日报》上，用罗怃的笔名，把他写给别人的私信当作作品发表，别的许多高尚的作家也曾写过《星期论文》，他们都不怕发生“关系”，我怕什么来！责任分别，“罗怃”先生们不是并无“嘁嘁嚓嚓”之嫌么？
年轻的徐懋庸被鲁迅的某些不顾事实而伤害他的做法激怒了。连与鲁迅有很长交谊的曹聚仁也不得不为徐懋庸打抱不平：“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样破了脸，真会终身切齿成仇呢！”不久，鲁迅辞世，徐懋庸再无机会与鲁迅修好了。
曹聚仁早已过世，对他的毁誉参半，本文不介入其“史人”、“妄人”之争，仅引其文章史料而已。后来，又据当事人徐懋庸在1976年11月17日给陈漱渝的信中讲：“你问我的一件事，本来很简单，但被人们弄得很复杂了。事实是：我给鲁迅先生的信，完全是我个人起意写的，没有任何人指使我。”正是“文革”的岁月，六十六岁的徐懋庸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徐懋庸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现出的文人的良知，也是值得尊敬的。如果他真是受了周扬们的指使，他完全可以说出来。那时的“文化沙皇”早已被“四人帮”弄得如同过街老鼠一般了。
另，周扬的确狂妄自负，但他还不敢用写信批评的方式来训导鲁迅。他与鲁迅毕竟在政治上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与鲁迅的矛盾和分歧是局部的，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方面的意见不同，只是在这背后有宗派主义和个人意气，使并不复杂的问题，变得很复杂。1936年9月中旬，冯雪峰按照党的指示，指出在抗日联合问题中“首先不应从文学问题上去求统一，而应从抗日的政治问题上联合作家”，所以“关于口号的名词的争论应该即刻停止”（吕克玉［冯雪峰］《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就这么着，主要由革命营垒内部两部分有些意气用事而引起的一场热热闹闹的两个口号之争，便偃旗息鼓。
20世纪20年代末，阶级斗争日见激烈，导致了现代作家包括鲁迅、周扬等在内的作家急骤分化。30年代以后，民族危难，又要求作家重新组合，这促使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一次新的调整。在这种大背景下，周扬岂敢指使徐懋庸如同他们“四条汉子”一样，打到鲁迅门上去呢？
据徐懋庸讲，给鲁迅的信是他“个人起意写的”，“没有任何人指使”，但常在周扬身边的徐懋庸，也承认他信中内容“是周扬平时多次对我谈论的，所以不能说周扬对我的信毫无责任”（致陈漱渝信）。
鲁迅发火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后，周扬见鲁迅与自己的矛盾公之于世，自己成了臭名远扬的“四条汉子”，怕得要命，为了推卸责任，曾召集会议，批评徐懋庸的“个人行动”，是“无组织无纪律”。徐懋庸也作了辩白。后来还说：“周扬想把我当成肥皂，以我的消失洗净他的责任！”“以我的消失”定有隐情，不过徐公和周公早已升天，无法再问了。
按说，写到这儿，关于徐懋庸给鲁迅写信的来龙去脉，已交代清楚了，但问题又有了发展，让人始料不及。
（二）
岁月荏苒，到了“文革”后的1976年底，《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一则电讯，题为“新发现一批鲁迅书信”，编者按语曰：“这些书信，都是鲁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最后十年写下的，其中对徐懋庸伙同周扬、张春桥之流，‘以文坛皇帝自居’，围攻鲁迅的反革命面目的揭露，对我们今天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有重要意义。”
经历过“文革”炼狱之后的徐懋庸，刚刚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来了打倒“四人帮”的十月金秋。万万没想到，自己成为周扬同伙四十年之后，又成了“四人帮”军师张春桥的同伙。真是历史弄人，命运弄人。
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会从其间得知，徐懋庸是作为周扬的“打手”的面目出现在1936年的，那时“四人帮”的狗头军师似尚无资格露脸显名，即便偶见于资料，也与徐懋庸无关。
经查，《人民日报》所云“新发现的一批鲁迅书信”中，有一封鲁迅于1936年8月25日致小说家欧阳山的信。欧阳山的小说《一代风流》在20世纪60年代初颇有影响，此信是否是欧阳山提供，不得而知。按日期看，此信是鲁迅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后不久写的。欧阳山1928年曾到上海，写过几本小说，应与鲁迅有过接触。此信充满了怨怒，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的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
鲁迅对于徐懋庸的斥责，在他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已说得淋漓尽致了，又何故再骂徐懋庸“竟如此昏蛋”呢？鲁迅的名言是“辱骂不是战斗”。可以肯定，是鲁迅真的动了肝火。他性格的另一面，狭隘、偏激便占了上风。他本来是了解徐懋庸并为扶持他，亲自为这位年轻人的书作序，冯雪峰是鲁迅身边最可信赖者，冯也会告知徐懋庸的一些基本情况，而且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看那口气，即可了然”，他知道徐懋庸充其量只是周扬的打手而已。事隔几日，怎么徐懋庸就突然“以文坛的皇帝自居”了呢？这显然不合逻辑。然而又合鲁迅的性格逻辑，他与友人闹翻，比如同梁实秋翻脸，多因芝麻小事。骂沈从文，缘于道听途说，鲁迅的偏执，使他失了不少朋友。不然，如何解释以他的睿智会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说成是“以文坛的皇帝自居”？只能说是一种仇恨蒙蔽了他的双眼，而犯了一个极低级的错误。
如果我们理性看待“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原来是没有本质分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总口号，“国防文学”是一个具体口号，它们是一家，而不是对立的。闹腾得这般热闹，怕与人为因素不无关系。
就为鲁迅这句“以文坛皇帝自居”的话，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看到希望之时，将徐懋庸老人再度推向深渊，沉寂了四十年之后，又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尤为滑稽的是，还把徐懋庸和张春桥弄在一起，且名列周扬、张春桥之前，坐上了这伙人的第一把交椅。“四人帮”是倒台了，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1976年，这种荒诞自然不足为奇。但徐懋庸真真尝到“人言可畏”的苦头。早就作古的鲁迅，曾写过《论“人言可畏”》。他当然没想到他的言，尤为可畏，其杀伤力无法估量。
世上的社会批评家，不少人最容易势不两立，习惯凡事水火不相容，总是天下唯我独尊独醒。这样，也往往容易形成智力优越感，极容易在愤怒中轻视乃至侮辱别人。鲁迅也难于幸免，他对徐懋庸的做法便是。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学会对别人人格的尊重，对平等观念的实践，给一个即便你痛恨不齿的人以基本尊严。鲁迅真的做得很不够。虽然他口头上也说，论争“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见到鲁迅的这封散佚于《鲁迅全集》之外的信，徐懋庸百感交集，大病了一场。不久，于1977年2月9日含冤含恨，去了天国。距这封信发表不足一个半月！
1977年3月初，家属得到通知，“徐懋庸同志犯有严重错误”，因此不许开追悼会。徐懋庸一生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一身清白，所谓“严重错误”仅仅是因为他给鲁迅写过一封探讨问题的信。六月飞雪，千古奇冤，纵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论其奇其冤，有超过徐公的么？徐鲁二人倘在天国相遇，该是怎样的相对？
1979年在八宝山为徐召开追悼会，悼词说：徐懋庸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文艺界和社会科学战线的老战士”。“战士”的称谓，虽然来得很晚，但终于给了他一个交代。鲁迅对他的诬词，当然也就推翻。个人的尊严得到尊重，这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大进步。
重新读徐懋庸送给鲁迅的挽联，突然悟出，这或许是徐公给自己作的墓志铭：“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公”虽无言，清则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