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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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督豫

奉军进攻的部队共分两路:东路侧重津浦线,取攻势,张作霖自兼总司令;西路侧重京汉线,取守势,张作相为总司令。直军则分三路迎敌:东路以彭寿莘为司令,与奉军争夺津浦线;西路吴佩孚自兼司令,倾全力以争取保定以北的京汉线;东西两路之间,以王承斌任司令,为中路。那时形势,西路成败关系全盘战局,最为重要。而长辛店战发,直军屡次进攻,均不获利,反使奉军步步紧逼,战况激烈,情势异常吃紧。故吴佩孚不得不改变命令,调我火速出潼关增援。

却说我在陕西接到洛吴发来的急电,叫我们部队火速集中洛阳,我在三小时内便把队伍调度完毕,开始出发。因为我们驻在陕西,日日准备着作战,毫无过太平年的心意。开拔之前我把陕西的军政全部交给了刘镇华。同时召集部队讲话,详说这次出征的意义,我们不是为私人权力,而是讨伐媚贼卖国的奉系军阀,救我千疮百孔的国家。讲着话,我抬腿把穿着的一只布鞋抛掷了两三丈远,我说我看督军的位置,如同这只敝屣;我们这次参加战事,完全为尽我军人保国爱民的神圣天职,个人的富贵利禄算个狗屁罢了。

走到临潼,遇着几个外国朋友,他们问及我们士兵臂章上写的“害民贼,瞄准打”字样的意思,我又把上面的话向他们详细讲解一番。自长安直至潼关,因为我们早已把路修好,虽非水门汀或柏油的路,但一样平平坦坦,行军时省鞋袜、省气力、省车力、省骡力。既迅速,又顺利。到了观音堂,又接到吴佩孚电报,说他已不能在洛阳候晤,任我为后方总司令,将后方责任完全交付给我。我知道前方情形已经紧急。那时李鸣钟一旅走在最前,集合全旅官兵讲话后,即以石敬亭为其辅,令沿站不停,星夜兼程,飞驰前方增援。并叮嘱他,第一必须整旅地开上去使用,不可一营一营地增补递加,致实力分散;第二必须派在侧面,方更为有效力。他们直到良乡,把我的意思和吴佩孚陈明。李鸣钟即率领孙良诚、赵席聘两团和孙连仲的炮兵团绕向奉军右翼(地在戒台寺附近之大灰厂)抄袭,大破之。这一战役,在整个战局中实起有决定作用。

我从观音堂上火车,到了洛阳,思及此次战役关系重大,时刻惦念着他们开上前线,是否能够打上侧背,常终夜绕室彷徨,不能自释。一晚做梦,见院中上水寸许,我和李鸣钟、孙良诚、孙连仲、张维玺等打着赤脚,在院中蹚水,蹚完水,坐在凳上谈练军的事。看见他们坐着,不住地摇晃着腿和脚,我怒其太随便,而他们竟对我笑着。继而将此梦谈给刘菊村听,戏问是何吉凶。菊村说,无所谓吉凶,只是你对他们过于惦念的缘故。过了两点钟,便接到李鸣钟告捷的电报,同时也接到吴佩孚电告奉军溃退的消息。于是有人附会,说我做的梦正是喜兆。我方庆这次战争可以迅速地宣告结束,不意河南督军赵倜窥伺郑州防务单薄,又听信奉军战胜的谣传,遂即乘机捣乱后方。命他的弟弟赵杰率兵大举进攻。于是又爆发了肃清后方的郑州的战役。

那时豫督赵倜早有附奉之说,但战争发生后,他却派员向洛吴表示绝对服从,愿共同铲除媚日误国的奉系。等到长辛店战发,直军有不利之讯,又见驻郑州的我军,仅有张之江两营,王文蔚一团和靳云鹗一营,势力极其薄弱,因此观风转舵,立刻派赵杰率军四十营,如疾风暴雨星夜进袭郑州,以为奉军声应,欲收前后夹攻之功。我在战事发生的前一天,曾赴郑州视察防务,看不出一点动静。可知赵等此次行动实甚秘密。因为赵部有团长某之太太住在郑州,和王文蔚的太太同住一个院中,相处得很好。忽那团长派了马允来接太太离郑。说一二日内将袭击郑州,团长太太把此话告诉了王太太。王太太告诉了王文蔚,故而我们预先知道了消息。到夜间我刚刚转回洛阳,便接到赵部已和张之江两营接触的消息,靳云鹗的告急电也如雪片般飞来了。我一方面急调刘郁芬、宋哲元两团东进,迅速策应已经苦战一昼夜的前方部队,一方面乘车亲赴郑州前方督战。两军接触是在二里岗和魏庄一带,那儿发生了剧烈的争夺战,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当刘郁芬、宋哲元援军开到,正在酣战的时候,不意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又率部沿黄河绕袭郑州,靳云鹗部彭开乾团长一战阵亡,形势极为紧张。恰好胡笠僧部邓宝珊、弓富魁、李虎臣各团营陆续开到,立刻增调上前迎击,始把绕攻的鲍部击溃。

正面的战事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到前线督战的时候,敌方的枪弹如急雨似的嘶嘶打来。我调傅建恒向枪弹的来处连轰数炮,敌炮也给我们以猛烈的还击。两方激战甚久,最后,我看出敌势渐有软弱的征象,心想乘机再予以突然冲击,他们势必不支溃退了。便把冯治安、张自忠带着学兵连调遣上前,李向寅手枪队亦同时调上,猛烈冲锋。这几支如龙如虎的生力军往前冲杀,一个中央突破,敌人立刻招架不住,当时像摧枯拉朽一般,打得他们溃乱不复成军,满山遍野地逃窜。我即迅速派队跟踪追击,一直追到开封,再没有遇见顽强的抵抗。

这次战役,胡笠僧部队出力很大。他们器械不全,饷项不足,竟能够奋勇参加斗争,实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他的部队平素缺乏训练,处处脱不掉所谓乡下气,作战的时候有许多可笑有趣的干法。比如那些弟兄们在正在与敌打得热闹的时候,一听到吃饭的军号,便不顾一切,呼啦一下子全部都退下来吃饭,三口两口把饭吃完,又一窝蜂地上去厮杀起来。那作风,完全像乡间农民们在田中收割麦子的情形,真是令人惊奇。赵倜虽然看不起这般含有原始意味作战方法的部队,但在全部战争过程中却吃了他们的大亏。

我的参谋长刘骥沉着坚毅的精神,在战场上充分表现了出来。有一次,我邀他同到前线视察,我们刚一走出村子,敌方的炮弹密集地迎面打来。在我们前面走着一排士兵,眼看着被打伤了几个。他们一面好好地走着,一面便接二连三地突然躺到地上。我回头看看刘骥,他不慌不忙,仍照老样子稳步走着。我大声嚷道:

“当心炮火,你快点儿走啊!”

他抬头闲闲地说:“你看在前头的有倒下去的,在后头的也有倒下去的,横竖是一样,不必着忙,还是这样子走的好!”

古人处变如常,临危如安,刘骥的确有这种勇毅的精神。在这次战争的试验中,我觉得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训练士兵精神教育最重要。每次作战之前应当使官长士兵确实明了,这次我们是同谁作战?为什么作战?为什么必须以武力打倒敌人?官长士兵对这些都能切实了解,作战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否则,短时间的一冲一击,还可勉强应付,时间一长,必不免崩溃败北,无法支持。而且这种了解要透彻,要普遍,若一二个长官不明作战意义,便会影响全体士兵的战斗精神。

第二,行军驻军以及战斗动作应注重日常的训练,虽至细至微的地方,也要一一做到,到作战时才能随时随地纯熟应用。一味地凭借勇气,而漠视技术,是决不能取胜的。为将领者尤须有一种刚胆,一种热心,一种沉着勇毅的精神。刘汝明守祭城,那是一个凸出点,四面受围。刘死守不退,手已受伤,仍能保持镇静,敌人六七营来攻,连续猛扑多次,刘极力鏖战,毫不着慌。若遇撑不住气的将领,不说心馁溃退,也一定不知告急多少次了。

第三,为将领者体力精神不足,嗜好太多,绝对担负不起统兵之责;身冒矢石,披坚执锐的士兵,当然更需要精神体力充足。靳云鹗倚仗他兄长总理之力当了旅长,然身体羸弱,精神委顿,鸦片瘾又太大,躺到灯下就起不来,以致事事荒废,处处涣漫,无怪他镇守不了郑州。赵倜抓住这个弱点,险些儿毁了全局。

第四,用兵固当讲究虚虚实实的战术,但总须先有实在的力量为基础,否则即无从讲虚实变化的妙用。靳云鹗的部队从信阳到彰德,沿途各站都分驻一小部分,致实力分散,郑州只剩下一营多人,犹存一侥幸之念,虚张声势,以为恐吓,心想赵倜必不敢动。可是你指着赵倜不敢轻动,赵倜却明明知道你实力单薄,结果即有突破猛袭的危局。若不是后方队伍增援得快,那不但驻军将全被牺牲,郑州亦必不守。

第五,缺乏经验的将领,往往不善运用战术,一上战场,就滥施射击,不计效果,弹药既计算地消耗,只有忙着补充和准备。他们常常每枪已经领了二百子弹,还要再请二百作为准备,这种弹药的浪费,都是不明白战术所致。

第六,将士须人人有必死的决心。这次我的部队中很有些人表现出惊人的勇猛,谷良友部冒着敌人的炮火,屡次冲击,杀了个七进七出,使实力充厚的敌人亦为之丧胆。冯治安、张自忠带着学兵营的几连人上前冲锋,犹如饥饿已极的猛虎一般,风驰电掣只顾向敌冲去,使敌人如干草触快刀,一溃不可收拾。

此外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战事正激烈的时候,在常德因贩运烟土被我开缺的韩占元,忽然回来见面,到了营门,便双膝跪下,和我说:

“我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人,旅长过去撤了我的差,一点都没冤屈我。但我现在很知悔悟。请饶恕了我的过错,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

这时正好谷良友退了下来,韩占元见状,就自告奋勇,要求给他拨六个手枪队,上去替补。我要试试他的能耐,很爽快地答允他。他带着六个弟兄上去,果然一下子把敌人打退,赶回来,复请求我饶恕他的过去。我因他既知悔悟,又当面奏得功劳,便委他为营长,令其痛改前非,从此努力上进,好好报效国家。

韩占元是保定东面四十里安新人,民国二年时候在北京补兵,擅长拳术,为人机敏,刚入伍时为左哨正兵,后来升为排长,在常德时调到差遣。不想他竟在外边包庇贩烟,从中获利。一次不知道他用什么法子,包庇一个烟犯偷从桃源过来,从张家湾闯过沅江,直把船开到陬市地方停靠,他指着那个烟犯骂道:

“我韩某本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军人,都是你们这批烟贩引诱我,叫我吃上了大烟,现在又让我做这种丧尽天良的包运烟土的买卖。归根到底,都是你们陷害的我!我想起来,恨得牙根发痒! 我这次定把你这些烟土拿了,上常德告你去!”

那烟贩听说,慌了手脚,只有跪在地上向他求情。韩占元把他放走,却自己把那些烟土赚了,偷偷运到下游变卖上腰。我查知这事,立刻将他撤差,驱逐出去。

他过去曾犯这么一个大过,所以这次见了我,便跪下讨饶,我因知他悔悟,故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可是他始终没有多大的建树。他的弟弟韩德元,民国十五年时升至师长,亦因嗜好多端,没有建得功业。

这次进攻郑州正面的总指挥是赵倜的老弟赵杰,抄袭郑州后背的是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这鲍德全,本和曹、吴有旧,直奉之战初起,他也曾声明决不会策应奉军,牵掣直军之后。但后来竟也跟着赵倜背弃了自己的诺言,担任了攻击郑州的有力部队。我军经他的凶猛抄袭,猝不及防,故死伤很是惨重,孔营副、王兆乾等将领都于此役受了重伤。郑州之役结束,赵倜逃到上海租界躲身,鲍德全恃着与曹、吴的关系,不但不知引咎深藏,反倒做了维持省城的负责者。当我率领部队追击赵部残余,进到开封车站的时候,城内一班一班的文武官员都来相见,最后,这位为虎作伥的鲍德全竟也大模大样地跑来接迎。我心里想,你帮同赵倜,依附奉贼,我们多少将士牺牲在你手里,你也能到这里来见我吗?我能接受你这无耻之徒的投诚吗?立刻命令手枪队长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枪决了。

我带着队伍进城安民,过了几天,便接到任我为河南督军的命令。我接篆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没收赵倜的家产,全部拨作河南的教育经费。过去河南各学校经费拖欠甚多,现在我一下子都给发放清楚。赵倜历年在河南剥削及搜刮所得,重复归到河南人民的手里,大家都引为非常痛快之事。同时又规定某数项税收专作教育经费,使之完全独立,不再受任何政治影响。至此河南教育乃得有保障,至今仍沿此传统。后来我看到吴稚晖先生的一本日记,上面记着他在西山访晤我,见我如何得兵心,于是说,想我没收了赵倜的财产二千万,定都是发给了官兵,若不然,官兵心里一定不平,对我不满云云。我看吴先生写这一段,意思是夸奖我,可是与事实相差太远。又有一位同在陕督任上做事的刘先生私下问石筱山,说:“咱们老总到底有多少钱?”石说:“他哪里有钱?”刘道:“连你也被瞒过了。我听人说,他今年汇到美国的就有三千七百万。”石时为我参谋长,把这话告诉我,说这简直是有计划的造谣,我也一并写在这里,看读者信是不信。

其次河南的庙宇很多,佛道在民间的势力本来很大。赵倜督豫期间,又从而大事提倡,使河南民间更是弥漫着浓厚的迷信烟雾。听说赵倜的一个儿子患病,督署总参议信阳人裴某为要逢迎督军,便发起全署甚至全城各界都去求救苦庙替少爷敬香添寿。这人许个愿,给少爷添寿三岁,那人许个愿,给少爷添寿五岁,最后竟为少爷添到一百五十多岁。但害得人家不知烧了多少香,磕了多少头,那孩子终不免病死。其可笑如此!“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愚弄人民,耗费时间金钱,莫此为甚。昔清朝汤斌(即有名的豆腐汤)为南京总督,到任后将淫寺尽皆毁去,仅把文庙及武庙保留。城中善男信女闻信,相率前去跪求,谓如此办法必受天谴。汤斌曰:“有祸我自当之,与你们无涉。”我看河南的庙宇多半堂皇敞大,殊可利用,因亦本汤公之意,拿来尽可能地改作开办学校之用。虽然那些僧尼到处造谣,说我坏话,吴佩孚亦对我大不满意,看做所谓“赤化”行为,不久终将我弄掉。但是化腐朽为新鲜,变废物为有用,对于社会毕竟是有很大裨益的。

此时我即利用庙宇办了一座培德学校和一座军官学校。培德学校中所收学生完全是本军文武人员的眷属子弟,有成人班,有儿童班,半工半读。两校因为负责者能力相当,又肯用心办事,我常去察看,觉得蓬蓬勃勃,很有朝气。

但我对教育也并不是一味地盲目提倡,那些骗人钱财误人子弟的学校,自然是要设法取缔的。比如有一位记不清是原籍合肥抑或是桐城的基督教徒某君,在开封办了一个学校,他以同乡和教友的两重资格为口实,跑来请我为他学校的董事长,要求种种补助。我告诉他说:“对于办学校的事,我极乐意帮忙,是不是同乡或教友,那倒没有关系。但须等我调查一下,我才能给你答复。”

我正要派人去调查,不想竟有人把他告发了,说他学校的教员不是他的舅父,便是他的表弟,会计庶务则是他的侄子,学校办得是一团糟糕,不过骗取学生的学费,维持他的亲族的饭碗而已。我接了诉状,即派余心清前去调查,把告发的各项劣迹一一察查属实以后,立即转知教育厅勒令其学校停办,学生所缴费用也着他清算发还。不足的六百元,由我抽出款项垫补清讫。

开封城北一带可说是个满族同胞的居住区。清室推翻,这些满人的生活失去凭借,他们游手好闲,都弄得穷苦不堪。我看这种情形,决定介绍他们到郑州工厂里去学习工艺,一来为他们个人谋一条生活出路,二则可以减少游民宵小,社会亦受很大的惠益。我指派专人办理此事,详加调查,分别安置,结果办得很好。

河南经过赵倜几年的压迫和搜刮,一般人民困苦达于极点。此次战后,兵匪纵横,哀鸿遍野,地方更形凋敝,我为要切实改进人民生活,整理紊乱已久的豫政,到任之初,便详审地方实际情形,拟定治豫大纲十项,作我最低限度的施政标准。那十项大纲是:

一、赈恤战区灾政,俾免流离。

二、清理财政各税,期除苛敛。

三、彻办户口登记,以杜盗源。

四、整饬巡缉各队,以维治安。

余心清(1898-1966)安徽合肥人。17岁时,考入金陵神学院。1922年夏,入冯玉祥部任随军牧师。曾任冯创办的军官子弟学校校长、开封训政学院院长、铭义中学校长等职。1933年,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务处长兼察省民政厅长,后代表冯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工作。1939年,到重庆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1947年因参加策反孙连仲的工作被捕,后被我党营救出狱。建国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央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身死。

五、查拿贪官痞棍,以安善良。六、筹设实业工厂,以纳游民。七、普遍浚河筑路,以利交通。八、推行义务教育,以开民智。九、严禁烟赌娼妓,以淳风俗。十、厉行剪发放足,以除陋习。这末条中所说的剪发,是指男子留发

辫而言。那时北方各地守旧,男子沿因清制,仍多强辫者,固定此项以纠正之。至如女子剪发,其实则尚未盛行。

我除按照这简单的施政纲领按步分头施行而外,对于清乡剿匪一事,尤为注意。河南民情蓄悍,多年受政治及天时之影响,

素来多匪。这次赵倜败退,部队溃散,尤多流为土匪。我率队伍先驻朱集,着手肃清豫东的溃军,命孙良诚等分头剿击。豫东平靖后,又从安徽窜过来一股,费了好多日子,才次第肃清。

在施政剿匪的当中,于所辖部队的训练和补充也下了一番工夫。自离陕西,我的部队又有八九个月没有领着饷。官兵们都困苦不堪。到河南后,便在两月之内连续发了五个月饷,以济他们的穷困。我们由十六混成旅改编为十一师时,有不加枪不加饷的限制,故不足的额数尚多,也在这时补充齐全。我一面这样整理,一面即规定课目,大加训练,俾旧有军风纪得以不堕。

此时于公事而外,我也抽空办了一件多年牵肠挂肚、迄今未办成的私事,那就是迁葬我的父母的骸骨。读者想必还都记得,我的父母弃养时,因为无力好好安葬,只买了几块薄板,送埋在保定府的安徽义冢上。此事在我虽觉得无足轻重,但老人家在日时,却是讲究这些的,因此我也感觉无以对父母,很是不安。此次我特意回到保定,同我的兄长商议着,在保定西北买了五亩空地,把父母的骸骨由义地乱冢中迁葬过去。此事我什么人也没通知,迁葬的那天,我自己帮着抬棺,我兄长在前面打幡,很快便很简单地完毕了迁葬的手续。我父亲的棺材由坟堆中掘出,因是一百五十两银子置办的好棺木,故还没腐烂;母亲的是柳木棺,乍出土时看了还好,但一见空气,就朽坏得不堪抬动了。事先我已预备好两口套棺,这时便把旧棺套放进去,一如重新装殓一次。我素来反对世俗对于婚葬的繁文缛节,招摇铺张,所以我这次将父母简单移葬,任何亲友都没惊动。第二天曹锟知道,便埋怨我不告诉他。

此次在保定逗留数日,办理迁葬之余,也常常出外走动。我的家住在馆驿街,每次到巡按使署去,我都是步行。走过街上的时候,人家以为我不够官派,都看不顺眼。他们说:“不坐汽车,也应当坐顶大轿,做了督军的人哪儿有在街上步行的道理! ”

我从保定回到河南,便听人告诉我说吴佩孚已向中央提议,强迫调我为陆军检阅使之职。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我一点都没惊异。赵倜在河南的时候,每天午后三四点钟方起床。我在那儿,大早上便骑着脚踏车各处办事。吃饭时一菜一汤,客人来了,每位加一个菜,也不预备烟酒。在曹、吴他们一般人,简直看我为活妖怪!本来在那样的年头,什么事都是讲究夤缘手段,论不得什么功勋劳绩的。我调河南督军的时候,若是论功绩,陕西督军的遗缺自应由胡笠僧继任。但是曹锟、吴佩孚却授意中央竟把此职让给会送礼会奉承的刘镇华署理了。功绩哪里论得呢?我听到这消息一笑置之,一面照常办理职内之事。

不久吴佩孚便来电报给我,叫我替他在河南筹措八十万元的款子,并且以后要每月经常划拨二十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我连思索也没有,马上复电说我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钱,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他接我这电,更把我恨入骨髓。那时他打退了张作霖,自以为再无内顾之忧,便专心致力要对付几个不肯随便附和他的人。胡笠僧、孙岳和我都变成了他心中之刺、眼中之钉,每时每刻都在想方设法要把我们弄掉。

我原先是希望吴佩孚往好道上走的,曾经很诚恳地对他上了二十条条陈,详抒我对于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意见与办法。但他觉得没有恭维他、奉承他,不但不被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那时他在得志之余,真是骄横恣肆、妄自尊大,什么人也没看在他的眼里。对上把长官看做傀儡,对下把朋友部属都当做奴才,人民士兵则一律视如草芥。那时的朋友中,王承斌可算得第一流人物,孙岳是极可倚重的俊杰,但他都不能容纳。他所能接受的,一是谄媚巴结,二则挑拨离间者,因此张福来、萧耀南之流,倒成了他亲信之人。对国家大事其迂执与悖谬,尤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程度。有一天,我到洛阳和他晤谈,我说对日的外交应该确立方针,严切注意,日本国内的情形应该努力设法详加调查。他却说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的移民,听他们说话,就是吴音,和我们江苏口音一样。他自己是吴太伯之后,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辈,若有交涉,他只要发一电报去,以此段历史说之,无事不可成。也许人们会以为他是说笑话,后来“九·一八”事起,他真有这样一封信发到日本,可以证明他那时决不是说着玩的。我又说我们此时当倾注全力建立国防,而创办空军,培育航空人才尤为切要。他却说我国自古就放风筝,这种风筝即足以制御飞机而有余,敌人若以飞机作战,我们只要放上风筝就可以把他们挂下来。最后我又谈及河南的旱灾,以为此事可忧,当设法防救。他马上把桌子上的签筒拿过来,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嘴里还唧哝了一会,一连下了六七卦,和我说,不要着急,明天午后二时定要下雨。我觉得好笑,问他哪方面下雨,他说在西北方。我那时住在他的巡阅副使署里,到了第二天午后三时,天上仍是蔚蓝的晴空,不见一块云、一丝雨意。我去问他何以不下雨。他说已经下了,还正在下着。我问在哪里?他答道:在莫斯科!我的意思是要请他设法开渠筑坝,而他却来这一套,真是活见鬼!

我拒绝洛吴筹款的要求以后,不久,有一天熊秉琦到开封来见我。我和他谈了半天,究竟不明白他的来意。最后我忍不住了,直接问他,才知道他是奉了洛吴之命,和我传达让开河南的意思。我告诉他说,我不是为做官而来,只要中央有命令,我随时都可走开。

中央调我为陆军检阅使的命令,果然在洛吴示意保系阁员高恩洪向黎元洪总统提议与威逼之下,这年( 民国十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颁布下来了。我接到命令,三天之内便把部队全部调完,转赴新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