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白崇禧传
443500000053

第53章 白崇禧伙同何应钦炮制“皖南事变”

处分白崇禧,撤销桂林行营,这两大事件据当时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说,是他向蒋介石建议的。张治中认为:“要严明赏罚,非从上面做起不可;所以先从行营主任、部长降级。”“自此项命令颁布后,士气为之一振。”(《张治中回忆录》,第二九七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张治中又说:“我还有一个动机:认为在这个时候(当时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程潜任西安行营主任),为充实统帅部阵容,提高统帅部威权,必须负有声望的高级将才集中于中央,以便顺利地统率全国军队。我这一个大胆的建议,当初蒋表示犹豫,经过多少次的考虑,终于决定先后撤桂林行营和西安行营。”(《张治中回忆录》,第二九七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白崇禧调回重庆以后,为形势所逼,他不能再如在桂林当行营主任时那样,倚靠地方实力为后盾,保持其中间的政治立场了。

一九四〇年十月,国共两党关系严重恶化,核心问题是军事问题,例如:十月十四日,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遣数万大军,向苏北新四军陈毅部作武装进攻,陈部一再忍让,自动退出姜堰战略重镇,以求息争,一致对外。但韩部仍继续前进,陈毅遂被迫自卫,发生黄桥战斗。

蒋介石利用此一事件为突破口,派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中共中央派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协商,要求江南新四军和华北八路军限期集中黄河以北,几经会谈,未取得任何协议。

七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表了“皓”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这些指责并不公允,八月下旬起,华北五省八路军发动了有名的“百团大战”,它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怎么能说他们“不打敌人”呢?!

何、白“皓”电根据《中央提示案》作硬性片面的规定,限电到一个月内把(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撤到划定的作战地区内(即黄河以北)。到了这个时候,白崇禧已身不由己作为蒋的政策工具了。

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十四两日,就发生历史上有名的“皖南事变”。新四军一万余人在江南泾县、太平一带被顾祝同指挥上官云相所部突然围攻,几乎全部被消灭,项英战死,**被俘。重庆军事委员会发表新四军“叛变”经过,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将**交军法审判。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仅为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大阴谋中之一个步骤而已,全国人民应亟起制止。同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名单中没有提到白崇禧,这表明中共中央对白氏还留有余地。

在桂林行营时期,白崇禧是一方重镇,讲话很有分量。例如:白崇禧警告过在行营担任第二处长的杨继荣(军统分子),军统组织不能进入广西,杨氏诺诺连声,不敢违抗。中统见军统如此,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桂林行营撤销以后,中统收买了国民党广西省党部调查科长梁学基(原来是黄旭初的秘书,黄兼广西省党部主委),利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在广西猛抓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一九四二年制造“七九”事件,使中共广西工委负责人苏曼等三人受迫害致死;知名人士萨空了(1907—1988,蒙古族。1949年在北平协助胡愈之创办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任秘书长,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建国后历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也于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间被逮捕,黄旭初派梁学基告诉萨氏,他是奉命办理的,但安全没有问题。暗示若交给中统直接处置,那就不能保险了。

随着桂林行营的取消,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也奉到军委会政治部命令,着于一九四一年年底办理结束,程思远调到重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