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
契珂夫在东方很受人爱好。他的作品无论在中国或日本差不多全部都被翻译了，他的读者并不少于屠格涅甫与托尔斯泰。
他的作品和作风很合乎东方人的口胃。东方人于文学喜欢抒情的东西，喜欢沉潜而有内涵的东西，但要不伤于凝重。
那感觉要象玉石般玲珑温润而不象玻璃，要象绿茶般于清甜中带点涩味，而不象咖啡加糖加牛乳。音乐的美也喜欢这种涩味，一切都要有沉潜的美而不尚外表的华丽。喜欢灰青，喜欢忧郁，不是那么过于宏伟，压迫得令人害怕。
契珂夫特别在这些方面投合了东方人的感情，在我们看来他的东方成分似乎多过于西方的。他虽然不做诗，但他确实是一位诗人。他的小说是诗，他的戏曲也是诗。他比屠格涅甫更为内在的，而比托尔斯泰或杜斯托奕犬斯基更有风味。
在中国，虽然一向不十分为人所注意，他对于中国新文艺所给予的影响确是特别的大。关于这层，我们只消举出我们中国的一位大作家鲁迅来和他对比一下，似乎便可以了解。
鲁迅的作品与作风和契珂夫的极相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弟兄。假使契珂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
（“Still and sad music of humanity”），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他们都是平庸的灵魂的写实主义。庸人的类似宿命的无聊生活使他们感觉悲哀，沉痛，甚至失望。人类俨然是不可救药的。
他们都是研究过近代医学的人，医学家的平静镇定了他们的愤怒，解剖刀和显微镜的运用训练了他们对于病态与症结作耐心的无情的剖检。他们的剖检是一样犀利而仔细、而又蕴含着一种沉默深厚的同情，但他们却同样是只开病历而不处药方的医师。
这大约是由于环境与性格都相近的原故吧。两人同患着不可治的肺结核症而倒下去了，单只这一点也都值得我们发生同情的联想。这种病症的自觉，对于患者的心情，是可能发生出一种同性质的观感的。内在的无可如何尽可能投射为世界的不可救药。就这样内在的投射和外界的反映，便交织成为惨淡的、虚无的、含泪而苦笑的诗。
但两人都相信着“进步”。这是近代生物学所证实了的、无可否认的铁的事实。故虽失望，而未至绝望。在刻骨的悲悯中未忘却一丝的希望。
契珂夫时时系念着“三二百年后”的人类社会光明的远景，他相信“再过三二百年后，全世界都要变成美丽而可爱的花园”（库普林：《契珂夫的回忆》库普林（A·M·Kyпpии，1870—1938），俄国作家。著有小说《凶神》、《决斗》等。《契诃夫的回忆》一文，赵景深译，载于一九二七年上海《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五号。
），“经过三二百年之后，世界上的生活都要变得十分美丽，不可思议的美丽”（《三姊妹》中韦士英所说）。这希望给予契珂夫的作品以潜在的温暖，就象尽管是严寒的冰天雪地，而不是无生命的月球里的死灭。
鲁迅的作品也正是这样。但鲁迅比契珂夫占了便宜的，是迟来世界二十年，后离世界三十年以上。鲁迅得以亲眼看见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革命势力的联带着的高涨，光明的前景用不着等待“三二百年之后”，竟在契珂夫去世后仅仅三二十年间便到来了。
在这儿鲁迅便和契珂夫分手了。希望成为了现实，明天变成了今天，“进步的信仰”转化为了“革命的信仰”。“做得更象样一点吧”——在契珂夫所“不能够高声地公然向人说出”
的，而在后期的鲁迅却“能够高声地向人说出”了。鲁迅是由契珂夫变为了高尔基。
但是毫无疑问，鲁迅在早年一定是深切地受了契珂夫的影响的。
因而前期鲁迅在中国新文艺上所留下的成绩，我是这样感觉着，也就是契珂夫在东方播下的种子。
1944年6月14日作于重庆，为纪念契珂夫逝世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