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首先拦下每天给汪精卫送面包的人，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还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3天没进浴室，计划再次意外失败。
几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孤注一掷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深夜直捣汪宅，实行武装袭击刺杀。1939年3月20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做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唐英杰等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
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特务们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而汪的侍卫们出境后因为无法携带武器，所以也无可奈何。
同时，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他们以为是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有一男一女，遂把枪伸进洞里对准床的方向开枪，汪精卫的追随者曾仲鸣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腰背，他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
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于是携枪准备下楼离去。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但其余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原来，高朗街27号洋楼的三楼有4个房间，当晚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而把最好的一间主卧让给了刚从郊外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军统突袭时，汪氏夫妇就睡在隔室，虽然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
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而陈恭澍也因此被雪藏了一段时间。
六
尽管屡有失败，但陈恭澍在军统内部还是慢慢有了“军统第一杀手”的称号，人称“辣手书生”。
与赵理君、王天木、沈醉并称军统“四大金刚”。不久，陈恭澍再度奉命潜伏上海，履职军统上海区区长，这是至为危险的中日汪暗战第一线。
1939年初夏，陈恭澍来到了上海滩，担任上海区区长。他的对手，是奸猾的军统叛徒李士群。此间，策划了多起锄奸行动，尤其是成功暗杀了两个著名的大汉奸后，大小汉奸人人自危，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青帮流氓头目张啸林，公开投敌做了汉奸，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并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
鉴于张啸林丧心病狂的恶劣行径，戴笠向潜伏在沪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陈恭澍随即建立行动组。行动组先后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都没有成功。
而遭到几次暗杀后，张啸林也希望能找到几个枪法好的人来当保镖。在张啸林司机阿四的介绍下，林怀部进了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但在他林怀部展示了精准的枪法后，便成了张啸林的保镖。
1940年8月14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不曾想，楼上的赌局饭局一直到深夜。林怀部始终无法下手，焦急万分。这时，他看见阿四在院中擦车，就故意凑过去说：“有些私事，请师傅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准我五天假。”
阿四摇摇头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怀部故意刺激他：你平时常说张先生如何如何地看得起你，看来和我没什么两样，吹牛。阿四一听火了，两人吵了起来。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吵什么？
张啸林怒骂林怀部：你这小赤佬，吃饱了不干事还吵架，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林怀部也毫不示弱地还嘴，张啸林于是探身窗外怒吼：阿四，把这小赤佬的枪卸下来，让他滚蛋。
林怀部随即说道：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说着，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所有人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抬手一枪，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
陈恭澍在上海做的另一起暗杀事件，是制裁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上海沦陷后，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市长，于是上了军统的死亡名单。但因傅筱庵防范严密，陈恭澍一时难以得手。
最终，陈恭澍策反了傅筱庵府上的仆人朱升源，对其晓以民族大义，希望其协助军统除掉汉奸傅筱庵，朱升源表示同意。
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参加了一个日本人举办的宴会，喝的得烂醉如泥，回到家里倒头便睡。朱升源觉得时机已到，他拿起一柄早已准备好的菜刀，悄悄的走进傅筱庵的房间，见举起菜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连砍三刀，顿时鲜血飞溅而出，傅筱庵当场毙命。
七
1941年10月29日，陈恭澍终于行踪暴露，被汪伪特务绑架，押至极司非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在李士群的利诱之下，陈恭澍“投敌”了。这件事颇多可疑。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囚羁中，和李士群交了朋友，于是利用其政治野心，“诱使他接受了我的远大之计”。按照他的说法，自己其实是“卧底”。
其后，陈恭澍担任“汪伪特工总部处长”，却是不争的事实。抗战胜利后，陈恭澍因此入狱，不过后来幸运地被释放了，任“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去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1960年晋升“陆军少将”。
退休以后，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77年，陈恭澍开始撰写回忆录，并刊登在《传记文学》杂志上。1981年，陈恭澍《英雄无名》系列回忆录的第一辑《北国锄奸》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陆续又出版了四辑，直到1988年，最后一辑《平津地区绥靖戡乱》出版。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毕竟于大节有亏。
所以，军统很多人都耻于与陈恭澍为伍，甚至连提都不愿意提起他。后来到了台湾，经常与陈恭澍来往的，也就是他早期交的几个好朋友，比如王天木、毛万里、王鲁翘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老人搞了多次比较大的聚会，也没人请陈恭澍。
这段经历，成了他“烙在身上的疤痕”。抗战胜利后，陈恭澍曾任“0760部队”大队长，他回忆说：“每逢集会，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以服式分，军服和警察制服最多，中山装和西装次之。有一次正赶上是国庆节，不期然，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一样东西，这又使我大受刺激！原来有些人在他们所穿的制服上，别着一两排五颜六色的‘勋标’，其中有一节‘胜利纪念章’，是表彰抗战有功的，我看在眼里，辛酸在心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而我没有。”
陈恭澍当过汉奸，抗战之后，差点就给枪毙了，他当然不可能有“胜利纪念章”。陈万分痛悔地说：“想到抗战，我的确也出过力，就是事到临头舍不得一死，不仅应该得到的得不到，而且落得个终生不名誉。这怎么能够叫我在众家弟兄面前抬得起头来。少一颗纪念章，原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可是烙在身上的疤痕，将永远挖不掉。”
另一方面，陈恭澍始终保持着杀手见不得光的职业习惯。
“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地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
至今无人知其生死，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