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王国维讲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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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王国维谈文学: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4)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王国维首先是一个物质上的人,他时刻生活在物质世界里。在创作《人间词话》的时候,他也合着世俗成了家,有了家累。他本该继续合着世俗,为了家业,为了家庭的利益,为了物质上的富足去拼搏,去奋斗。可是,这时他再没有妥协于世俗,而是钻进了故纸堆中,于古人过起了招。其实,这一切看似反常之处,恰是最合理之处。

王国维选择了不妥协于世俗,选择了与功名利禄无关的文学研究事业,事实上就是选择了气节坚守,选择了与个人心性相符的精神追求。他选择研究的词,尽管可归于享乐消遣的范畴,但其中却有着符合人的心性或精神追求的高尚成分。试看一些词作,“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其中哪来所谓的靡靡之音,从中分明看到的是一种排兵布阵、捐躯报国的豪迈情怀。又比如,“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这当中,哪来半点儿女情长,分明是对舍生取义、报效祖国的鼓与呼。又比如,“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这当中,哪来半点苟且偷安之意,无处不透着驰骋疆场、为国杀敌的壮烈情怀以及时不我待、报效无门的深沉叹息。这类的词举不胜举。

山有山的境界,水有水的襟怀。人,自然也有人的情怀。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年代,人性中的那些美好的诉求不得不让位于承受灾难的奴役。国家的没落崩溃,强敌侵凌,恶人当道,人心涣散,道德沦丧,价值体系紊乱,社会秩序失控,一切的一切,不由人不迷惘,不由人不茫然。然而,希望在何方,出路在何方?好在现实的残酷阻挡不住人对美好的向往。王国维选择与古人为舞,并不是消极避世,看破红尘,实是一种大无奈过后的平静,一种看似与世无争,但其实是一种不妥协于时世的生存勇气。它实是一种锲合人性的对现实的曲折诉求——渴望社会和平,渴望家庭幸福,渴望国家繁荣富强,渴望人间祥和安宁。

如果普天之下不再有国难家苦,不再有荼毒伤害,不再有流离失所,不再有失意哀嚎,人人都能遂着自己的心性,安居乐业,过起自由自在、清静无为的生活,那这人间无异胜似天堂,该是多么的美好。可见,王国维选择研究古典诗词,实是选择不苟且于时世而为永葆文人的气节操守;选择“人间”作为名号,实是体现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兼济天下的普世情怀。

为什么说文绣的文学不是真文学?

王国维说:“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哺啜的文学同。”这些话可简单地理解为,“世人有说法:名,是利的座上宾。因而,依靠文学来求名的人所创造的文学,不值得称为真文学,而和那些混饭吃的文学相同。”这些话,实和他所说的“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异曲同工——真正的文学,是与名利无关的。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对此,先还是就事说事一番。

名利,可简单地理解为名声和利益,在现实中它们往往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同胞兄弟。名,一旦拥有,可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利,一旦拥有,在满足生存和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能带来身心的愉悦和舒适感。名归虚,属精神范畴;利为实,属物质范畴。它们往往互相砥砺,得到了名,利往往不请自来(名者,利之宾从也);拥有了利,名也会不期而至;名能为利保驾护航,利能让名巩固提高。

文学本是来源于生活并反映生活的。王国维说了上面那些话,定有它的现实之源。其实,不必拘泥于他生存的那个乱世。纵观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最终还是跌倒在名利面前。在有生之时,为了名利,他们中有蝇营狗苟的,有铤而走险的,有大打出手的,有丧格变节的……可是,这些人真的能名利双收吗?历史是一位公正的判官,它会公正无私地还原真相,将一切牛鬼蛇神击碎并扫进垃圾填埋场中,哪怕他的名字已刻进了不朽的石头中。

文学本身应是与名利无关的,是圣洁的。说到这,有人可能会表示不敢恭维。的确,现实中有多少人打的就是文学的主意。他们通过操作文学,从而让自己名利双收,从而大红大紫起来,以致声名如雷,财源滚滚。不过,那要靠敏锐的嗅觉、洞察的眼光去捕捉市场的瞬息万变,去满足千奇百怪的胃口,去迎合五花八门的需求,必要时还要到人前大肆宣扬卖弄一番。由此,也就不难发现,这些人并不热爱文学,只不过打的是文学的幌子,博的是名利。试问这些人,从事一项与自己的志趣无关的事务,你的内心感受到了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快乐了吗?

真正的文学,应是心灵之歌,远离物欲,远离虚名,是健康身心的灵丹妙药。不求名利,是能够创作出真正文学作品的前提。可是,现实中世人能做到这一点吗?或者说有做到这一点的人吗?

其实,不用找,王国维就是最好的例证。

王国维的名利观和处世态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在与文学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对名利一以贯之地表现得不屑一顾,丝毫不顾及古往今来的告诫:无财莫论才。从现实的层面来说,他是靠别人(主要是罗振玉)的大力相助才解决了生活中的物质需求并得以与学术结缘的。处在这样的境遇,搁在平常之人,应该不会去玩什么“游戏的事业”,而是将满足生活所需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可他是个另类,偏偏远离尘嚣,寄情淡泊,从事起了与名利无关的文学事业。

是王国维无能力去追名逐利吗?还是他生存的环境容不得他去追名逐利呢?当然不是。他的境况,他的生存条件,更利于他去追名逐利,而且他也有能力去做这些。只是,他不愿意。由此,也就只能把他归为迂腐的老夫子行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他主动放弃了对名利的角逐。而他的如此不通人情世故之举,恰是他的可贵之处,人格的完美之处,人品的高尚之处。他始终认为:“个人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文学本身,应是远离市场、远离功利的,更不能拿它来作为混饭吃的工具。“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文学是不能拿来混名声的。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伴此身。这当中的“行乐”,决不是贪图享受的寻欢作乐,而是顺应人的心性的一种自然乐趣。做学问是清苦的,但当面对物质世界的诱惑表现出顺应心性的无欲无求时,它又是快乐的——真正意义上的快乐。王国维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有了常人体会不到的快乐。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哺啜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哺啜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在王国维眼里,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应该是为文学本身而活着,而不是靠文学来养活着自己;他除了拥有文学天赋外,还应有高尚伟大的人格,怀有真诚之心;他不能把文学当作混饭吃和求名声的工具。失去这些,王国维宁愿听“征夫思妇”的声音,也不愿让那些混饭捞名的所谓的文学家来污染自己的耳朵。可见,在他的心目中,传统文人的清操雅洁观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他的这种认识,他的这种操守,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不应沦为湮没于风尘中的无用的化石,而应成为陈年佳酿,愈久弥香。

王国维埋头学问,看似避世,实是一种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无宁静不足以致远。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知到,在他的内心,那种无尽的忧患意识,那种坚定的文人气节,让他何尝不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面对名利,他选择了淡泊也做到了淡泊,超然于物外,保持着文人的气节操守,兀兀穷年,至死不渝。也正因为他做到了这一点,从而让他的学问,成为了真正的学问,成为了一座丰碑,具有不朽的价值。这既是他本人之幸,也是中国文学之幸。

有理由相信,终有一天,人们会回过神来,让文学不再成为“文绣的文学”,而成为最真的心灵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