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王国维讲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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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王国维谈教育:怎样培养“完全之人物”(2)

其四,体育。

王国维并没有单独阐述有关体育的观点,只是用一语带过,“加以身体的训练”,随后就将它与心育并列一起。其实,体育恰恰是教育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门学科。因为身体属人行走于世当中基础中的基础,属于人立身之基、立世之本。人类从事任何活动,其前提都少不了身体的支撑。包括王国维所提倡的智育、德育和美育的施教,都有赖好的身体。没有好的身体,往往很难有所成。

体育,包括体育一词本身,都是近代才有的,对于中国来说其属于舶来品。其被当作教学内容,可行的前提应是,人的体质是可以通过锻炼来提高的。中国人的传统教育当中,完全侧重于“德”的方面,漠视“体”的方面,这几乎融入了国人的潜意识当中。王国维没有将体育与德育等放一起来作阐述,恐怕也是受这种心理影响。由此,可以感知他的矛盾心态。

一方面,王国维看到了国民体质的孱弱,以致被人冠以“东亚病夫”的侮辱称号。他的内心当中,出于一种爱国情怀,一定非常希望国民的体质普遍得以提高,以一种健康的体魄来应对各种挑战。另一方面,“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传统无为思想又扎根心灵深处,从而因喜静而不喜动的偏好而拒绝体育锻炼。另外,长久以来,国人当中形成了一种以柔弱为美的病态审美情趣,这些都极易影响一个受过传统教育之人。

体育,应该受到重视。从小处来说,锻炼出好的体质,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坚强支撑;从大处来说,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有效保证。也许正因如此,理性才最终支配着王国维将体育列于其教育新思想当中。

但不管怎么说,王国维将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并入其教育新思想当中,四育并举,不仅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人,也超越了当今时代的许多人。

存于教育界的陋劣根性指的是什么?

1906年,王国维写成《教育小言十二册》,其中有针对学生的狭隘之举而对中国的教育现状陷入忧思的文章。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去岁之冬,我中国学界最多事之时代也。于东京,则有留学生多数之停课。于南京,则有苏学生与赣、皖学生之争额。于苏州则有苏、松、太学生与常、镇、淮、扬、徐海学生之争……南京之事所争者,犹省界也。苏州之事,则浸而及府、县界矣。曾谓我国最有望最可爱之学生,而量如是狭隘乎?”

在该文中,王国维所谈的事发生在1905年。其中的东京停课之事指的是,1905年8月13日,由黄兴、宋教仁等发起的欢迎孙中山大会在东京举行,受到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当时到会1300余人,还有许多留学生被警察拦于门外,未能入场,可谓盛况空前。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革命演说,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群情激昂,气氛活跃。但是,这次会议引起了日本政府和清庭驻日使馆的注意。由此,日本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并准备颁布《清韩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和通信等予以取缔或横加限制。消息被披露后,引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不满。于是,东京各高校留日学生八千六百余人以罢课来抗议。南京之事指的是,在南京的学生中,江苏籍的学生与江西、安徽籍的学生为哪省的名额多而争执。在苏州,又有苏州、松江、太仓的学生与来自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徐州的学生为各自的府界和县界而起争执。王国维为此感到痛心,并发出疑问,都说是中国最有希望最值得爱护的学生,为什么他们的气量和眼界如此狭隘呢?他认为,天下都是兄弟的思想,在今天尽管还行不通,但中国人的思想中,但凡读书人,都应该有(天下都是兄弟的思想)。可是,在中国,这些最有前途的读书人,所争论的竟是“各自为政”这样的事,这就不能不替中国教育的前景感到担忧。

而不仅在学生中,在教育界,王国维还发现,如果学校的管理者是湖南人,那么该学校所招的学生中湖南籍的就会占半数;如果是福建人、浙江人,那么所招的学生中,福建或浙江籍的学生就会占半数;学校的管理者凭同乡的情谊来对待学生,学生们以同乡的力量来对抗学校,十七省中不设同乡会的唯独江苏学生,而这江苏学生即使没成立同乡会也已成事实上的同乡会了。为此,他感叹道,在我们中国没有中国人,只有湖南人、浙江人、江苏人……而已。人们初次相见,必问来自哪省、哪府、哪县,这种“陋劣根性”,可谓源远流长,有千百年的历史了。

王国维说“欲一旦扫除而廓清之,吾知其难也”,为此他呼吁:“是在有教育之责者有以渐而化之矣”。

王国维所忧心和批评的存于国人及学生中的“陋劣根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以裙带关系露面的地方保护主义下的产物。他的担忧,放在逐步全球化的今天,仍未过时,且具有现实意义。

裙带关系,已由最初的因自己的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转变为泛指因亲缘、乡缘或友缘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工作、事业上的利益,包括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照顾、庇护、提拔和奖赏。裙带关系牺牲的是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破坏的是社会的公信力。当它扩散开来且不能得到有效抑制时,就会引发社会动乱,从而动摇政治稳定。从性质上来看,它危害的是社会。地方保护主义,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指的是,地方政权机构及其成员,违背国家的政策、法规,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权力以维护或扩大该地方局部利益。往小了说就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漠视或不顾整体利益。地方保护主义牺牲的是整体利益,破坏的是整体赖以生存的土壤,带有全局性。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它带来的是整个国家的消亡,危害的是整个国家。因而,正如王国维所指出的那样,它是一种“陋劣根性”。因其“根柢远存于千百年以前”,也就可以说它是造成国人沦为“一盘散沙”的罪魁祸首。

作为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且有投身事业之志之人,王国维的洞察力显然超出常人,故能够看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并且能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通过教育让他们相信团结就是力量,合作就能共赢。如此和衷共济,则外可抗敌之侮,内可共建美好家园。可是,当他把目光转到教育层面上时却发现,教育界本身恰恰又是地方保护主义的“践行者”。这就不能不让他感到痛心疾首了。为此,他不由地发出惊叹:“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众,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已。”他呼吁中国学者关心教育,因为教育是当下中国的急事,必须有人从教育原理和教育行政等方面进行研究,才有希望取得进步。他的这种呼吁,其中所包含的亟须研究的内容,不但在当时,在今天恐怕也少有人能窥出其真谛来。

1906年,王国维写该文章时,并没在教育界任职,而是随罗振玉进京,并暂住罗家。该年八月份,其父病故,他又赶回老家为父亲守丧。因而,此时对于教育界来说,他完全是名局外人。故而在文中才有这样的文字:“以余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乃不得不作教育上之论文,及教育上的批评,其可悲为如何矣!”这就是他的忧生忧世情怀的充分说明。当时中国教育界的现状的确让人感到“可悲”。而能看到这些现状的“可悲”的竟然是名局外人,也就让人复加可悲了。

在文中,王国维还写道:“使教育上之事,余辈可以无言,即欲有言,而有人代为言之也,则岂独我中国教育之幸哉?亦余个人之私幸也!”他所说的是,教育方面的事,他们这些局外人可以不用发表评论。如果有话想要说出来,而已有人出面表达出来,那么,这不仅是中国教育上的幸事,也是他本人的幸事。这其中,进一步体现了他的忧生忧世的情怀,还体现了他的大局意识,属于知识分子经世济民、兼济天下的范畴。由此可推及的是,他所批评的存于国人中的“陋劣根性”,并不指的是否定国人建立在亲、乡、友、爱之上的诸种情谊。亲情、乡情、友情和爱情等,都是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且最珍贵的情感。它们都属于人的品质范畴。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们能起到凝聚人心,克服困难、增强幸福的积极作用。当人远离祖国时,它就是一种爱国情怀;远离故土时,它就是浓浓的思乡情怀……由此可见,这些情怀所起的都是凝聚作用,而“陋劣根性”所起的都是破坏作用。至此,也就把人的品质和人的私欲区别开来。反过来看,王国维批评且要根除“陋劣根性”的主张,恰是他爱国情怀的一种体现。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王国维在文中提到了“人类同胞”(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并且他是支持这一思想的。由此,既可窥出他的思想受到了当时西方“大同思想”的影响,也可窥出他的思想境界超脱了那个时代。

王国维“不知为不知”的处学态度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这诸多行业中,王国维所选择的毫无疑问,当归于“学”行。在这行他混得怎么样,不用多说,单他获得的那些头衔,就足可以将他归于行家里手之列。按理说,作为一位在众人眼里实至名归的学者,他应该是知无不尽的。可是,事实常常是,在他熟知的领域,经常会遇到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懂的地方。比方说,在《尚书》和《诗经》的研究上,他是颇有造诣的,鲜有人比。但是,每次在讲解时,他总是要就其中的四五处地方,向他的学生们声明,“这个我不懂”而掠过不讲。

中国人自古好面子,还有许多书本上见不到的约定俗成的认知。王国维的这种做法,在一般人的眼里,明显与其身份不符,无疑是大煞脸面、大失风范、大失水准之举。对此,我们该怎么看待呢?不妨从他的学术精神入手,再转向他的人格方面来做分析。

王国维的学术精神就是求真和求实,这也是他的学术素养。他的这种素养,既包含有西方实证论的精神,也包含有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他接受西学后,并没有合于俗流,从而做出要么否定中国传统而一味崇洋媚外,要么摆出卫道士的面孔将人家一概拒之门外之举。而是以理性的眼光,汲取人家的长处来为我所用。因而,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他的一生都在担当着致力于中西方文化互融的角色,并把“求真”“求实”的精神作为自己毕生付诸实践的学术观。他坚信,弘扬中国学术必须兼通世界学术。

他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

另外,在对中西文化进行认真思考后,王国维有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原则,即坚持学术独立和追求学术自由。他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不愿让学术研究沦为政论的工具或其他谋求世俗功利的工具。这些学术精神和学术原则一以贯之地坚守下来,逐渐就融入了他的心性,成为了人格品质中的一部分。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知之为知之。

知之为知之,出自《论语》。还有下一句——“不知为不知”。其义均十分浅显,即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是一种认真的处学态度,也可推而广之成一种处世态度。与它们相对的就是文过饰非,不懂装懂。

知之为知之,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真要做起来却相当难。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戴着面具到处装模作样,处心积虑地伪装自己,以致市面上“砖家”满天飞。王国维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躬行着自己坚守的原则,从不伪装自己。例如,由于,他在考古方面成就卓著,在文物鉴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于是,有一些人就请他去鉴定古董。可是他十分“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良知,从不去附和或迁就人家。能鉴定出的他就如实告诉人家,一旦看出是假的,他就会告诉人家“靠不住”,从不去察言观色讨好或成全人家。这种良知,正因为其稀缺,到哪里、到任何时代都显得弥足珍贵。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王国维所说的“不懂”,还应包含以下几种凸显人格魅力的情形。首先,出于自身责任感使然。老师,除了教书的本职外,还担着育人的义务。如果对于自己确实不懂或一时还模棱两可的内容不懂装懂的话,那么在育人方面就是严重失职,在真相面前,其带给学生心理上的负面影响有时甚至可以长达一生。因而,谨慎立言,方不负师范之谓。其次,出于学术素养使然,学术面前无权威,人人平等。谁都有发现真相、真理和真知的权利。由此,既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能鼓励他们产生探索和求知的兴趣。再次,出于以身作则,让学生抛却身份、地位之类的世俗功利的思想。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的眼光都脱不去官本位的视角。王国维对中国人的这一观念深有体察。

王国维说:“吾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利’之一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可见,洞察之余,他对此又是深恶痛绝的。

其二,知无不言。

王国维因自己不知而如实告诉人家,这并不是他敷衍塞责人家,也不是什么所谓的韬光养晦,实是出于一种人性的诚实使然。这从其他方面就可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