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王国维讲国学
4705100000033

第33章 王国维谈教育:怎样培养“完全之人物”(4)

那么,这些优美的旋律和歌词该怎么创作呢?王国维指出,在中国古代的名作当中就有不少。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反映气候变化的,如唐代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再比如,歌咏身边所见的,如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还有如反映季节变化的,如宋代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不用再举,这类自然清新、通俗易懂且又朗朗上口的古诗可谓俯拾皆是,均是非常适合儿童歌唱的。

王国维还指出,退一步说,如果非要让音乐也为道德教育服务,那也应该选择一些适合于儿童直观的歌词才是。而这些歌词,在中国古代名作中同样随处可见。比方说,唐代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还有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诗文辞浅显,但寓意深刻,富于道德说教,还有启示人生的哲理在里面,可以说非常适合儿童接受。

从王国维对音乐歌词“干燥拙劣”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相对中国传统教育来说,已有了质的飞跃。教育的目的自然是培养“完全之人物”,但是在教育方法上,不但要因材施教,更应有的放矢。对于天真烂漫的儿童来说,顺应他们的心性、以喜闻乐见且又易于接受的事物来培养他们的兴趣,远胜于那些抽象空洞的道德说教。

王国维有怎样的教育主张?

王国维的教育主张就是要把人培养成“完全之人物”,即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之人。这是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提出来的。当然,教育并非孤存于校园内,而是与整个社会普遍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从社会角度来看,针对教育,王国维又有哪些主张或认知呢?

1904年,王国维在他的《教育偶感四则》中写道:“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这番话,既有它的时代背景,又有针对性,放在今天仍有警醒意义。

中国人有着漫长而强烈的官本位价值观,古人读书的终极目的就是冲一“官”字而去的,就为了有朝一日能谋上一官半职。

王国维说:“吾中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一‘利’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

因而,他说生一百个政治家,不如生一个文学家的话,一定会招致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感,尤其是那些手握实权的大吏要员们。这真有点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意味,让人产生误解。其实,他的真实意途——无非是藉此来阐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政治家给国民带来的,是现实范畴上的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带给人的是抽象范畴上的精神利益。由此引出他所要表达的观点:物质上的利益,不过是一时的,而精神上的利益,能永远留存。

为什么这么说呢?王国维指出,政治家所经营的事业,后人只需一日就能破坏掉,而古今那些大著述,只要在世存一日,其带给后人的泽惠就能千百年不泯灭。所以,希腊有大诗人荷马,意大利有大诗人但丁,英国有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德国有大文学家歌德。他们都被其国人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来纪念,而很少有政治家有这种殊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带给了国民精神上的慰藉,从而让国民视作生命当中的精神支柱。而政治家留下的泽惠,却没达到这样的效果。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头脑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物质烙印,评判现实世界的标准无非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当西风东渐时,国人的这一心性表现得特别明显。然而,执政者与教育者的态度如何呢?

王国维说:“今之混混然输入于我中国者,非泰西物质的文明乎?政治家与教育家,坎然自知其不彼若,毅然法之。”

王国维看到,当西方制造的物品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时,中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只看到了自己在物质层面上不如人家,然后就抱定决心去学习人家(物质层面上)的东西。而在精神层面,他感到非常失望,进而发出疑问,试问我国的大文学家当中,有能够代表全体国民的精神,如希腊的荷马、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的吗?谁也回答不上来。之所以回答不上来,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人选还是有这种人选但一时举不出来呢?在他看来,可以明确的是,中国人重视文学不如西方世界。由此,则中国人从何处得到精神慰藉呢?从宗教上吗?中国本就没有宗教,印度传入的佛教也早就失去生气。从美术上吗?中国自古就匮乏。由此,则中国人除了吃喝外,不去吸鸦片、赌博,又能干什么呢!

他进而得出:“故我国人之嗜鸦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与西人之细腰、中人之缠足有美学的必然性无以异。”

中国人曾于鸦片中沉沦。王国维曾亲眼目睹过民众吸食鸦片的场面,痛心于人性追求中的空虚堕落。针对此,他进行过心理学的研究,并将西方的美学观点引入其中,试图让高尚纯粹的审美追求来成为人性当中的精神趣味,从而让民众脱离鸦片之害。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中,他指出,人在生活中都会有各种欲望,如果愿望得到满足,就会感到快乐。反之,就会感到苦痛。这种苦痛,属于一种消极的苦痛,即空虚的苦痛。嗜好就是缘于空虚的苦痛代替积极的苦痛。王国维说:“苟足以供其心之活动者,虽无益于生活之事业,亦鹜而趋之。如此者,吾人谓之曰‘嗜好’。”嗜好的由来,是缘于人的生活之欲得到满足转变为势力之欲使然。各种嗜好,与人都有吸引力。比如,烟酒能使人心得到休息;博弈能使人在抽象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后的快乐;宫室、车马、衣服除实用外,还能满足人的妆饰欲望;书画古玩对收藏者来说,有炫耀的功能等。不过,他认为,人类最高尚的嗜好是文学艺术,不论悲剧还是喜剧,都能给人以精神的慰藉。同时,他又指出,嗜好虽有高下优劣之分,但根源都是一样的,都源于个人的欲望;人不能没有嗜好,因为无嗜好会让人感到空虚,从而导致堕落。防止空虚堕落,就得让人抑制卑劣的嗜好,代之以高尚的嗜好。

由此,我们也就知晓王国维所说国人嗜鸦片的心理因素——缘于精神空虚。精神空虚怎么办?得有东西来让它得到慰藉。这种东西是什么呢?王国维指出,它就是被国人普遍漠视的文学艺术。如何实现?从培育国人文学趣味入手。但是,那个时代能做到吗?这也是让王国维痛心疾首之事。

他说:“夫吾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有滔滔而入中国,则其压倒文学,亦自然之势也。”

中国人的功利思想由来已久,面对物欲大潮,他的感叹显得是那么无奈,那么有气无力。

但是,就如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样,王国维的眼光是犀利的、超前的,头脑是清醒的、理智的。

他说:“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

在他看来,物质的文明,在短时间内就能与别人比肩,但是,精神上的趣味,没有千百年的培养,没有一两个天才横空出世,是不能形成的。历史已经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尤其是对眼下的中国来说,更有醒世的意义。

由此可见,王国维所倡导的要教育国民,培养“精神之趣味”是站在民族的高度发出的。他的观点虽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他的倡导已追随着那个时代谢幕了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随便举王国维当年所述:“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无他好焉。其表面之嗜好,集中于官之一途,而其里面之意义,则今日之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之证据也。夫至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而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

这番话可谓道出了国人的根本价值观,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那些从事道德、学问之人,舍做官外皆无价值。这种情形距今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了,可如今的市面上呢?有多少人在奉“官”为圭臬,尤其是在学术界,官不官学不学之人何其多矣!长此以往,难道不会重现“国势之危险”的局面吗?又比如:“故今之学者,其治艺者多而治学者少。即号称治学者,其能知学与艺之区别,而不视学为艺者又有几人矣?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

这番话要说的是,当时的学界,缺少真正对学术本身感兴趣的人。那些号称“治学”的人,只是把学问当工具,以此来求得物质享受。

世界是多样的,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欲求是永不满足的。缘于此,当人性中没有了高尚的情趣追求,各种原始的欲望得不到遏制,人们都以精神上的空虚去追求物质上的富足时,这个世间注定会衍变成为一个为残暴贪婪所驾驭的猎场,人性随之会变得越来越凶残堕落。唯有通过教育,让国民具有了高尚的“精神之趣味”,这个社会才会走向健康有序,才会远离急功近利,才能具有蓬勃朝气。这既可以说是王国维将美学、哲学与教育学等融合后的一种新诉求,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追求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