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四书五经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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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春秋》:必尊以经而后读之,须怀以诚敬之心读之(4)

崔杼在齐国执政二三十年,骄横异常,先后立庄公、景公,在朝大肆杀戮,使齐政局动荡。在他杀庄公两年后,他的儿子们互相争权,家族发生内讧,左相庆封乘机攻打崔家。崔杼上吊自杀,尸体为景公戮曝。

《春秋》在写各种社会动乱现象时,特别把矛头对准那些臣弑君、子弑父、权臣干政或乱政的忤逆事件,所以在书中这样的事比比皆是。并且,这些事件往往都会有一种因果报应的结局。这,应说是孔子刻意所为。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周王的大权旁落,王室衰微,诸侯群雄纷争,先后有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各个诸侯国无视周王的存在,完全根据一己之私来争夺利益,互相征伐,战争频发。到春秋中期,各个诸侯国都被战争搞得十分疲惫,出于休整需要,在公元前546年由14国参加的第二次“弭兵之会”上达成停战协议。这期间除了长江流域的吴、楚、越三国外,各诸侯国都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的中后期,在一些诸侯国的内部,贵族势力开始强大起来,有能力向国君发难。

这样的时代背景,自然对生活在其间的孔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的政治思想就是想通过礼治来恢复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在形式上都是一种等级秩序,但实质上是一种统治秩序。所以,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根本不容许有以下犯上的事实出现。在他看来,所有以下犯上的忤逆事件,都是对伦常的破坏,都是对既有的社会秩序的践踏。可以说,这也是他在《春秋》中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事件的根本动机——必须尊重和维护周室的王权正统,不希望周朝的固有根基受到践踏和破坏。

孔子在推销自己的政治思想处处碰壁后,最后只能借助于著述来进一步阐释自己的主张,希望通过克己复礼来恢复社会秩序,从而让天下走向和平安宁。所以,《春秋》的着眼点就是整个天下,而不是哪一个诸侯国或国君,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以事实说话。并且,从著述角度来看,《春秋》并不单纯是鲁国一国的编年史,而是涉及周朝整个天下的历史。《春秋》在十二公开始就写道:“元年春,王周正月。”这里的“王”,指的是周文王。显然,《春秋》所关注的内容,都是天下之王——天子所关注的内容,而只有整个天下和平安宁,才是真正的和平安宁。这些内容,都是天子分内之事。所以说,“《春秋》,天子事也”。

6.为什么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在古代到现代的学者当中,历来有人对《春秋》的政治性和历史性做些评断。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春秋》并不同于一般的史籍那样,对史料不带任何主观感受地进行就事写事地记录,而是在记叙的史料中融入了个人的主观认知(也就是微言大义在里面)。这样一来,就让《春秋》打上了深深的现实烙印。这些微言大义,起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于记叙史实之中带上了道德的评判。

《左传·桓公六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楚武王熊通入侵随国,让楚大夫薳章去随国谈和,楚国大军在随国境内的瑕地驻扎等待。随国人派少师主持和谈。鬬伯比对楚王说:“我军在汉水以东屡不得志,是我的过错。我们扩张三军、整备军马,以武力威胁他们,他们因恐惧反而联手来抵抗楚军,使我们很难各个击破。汉水之东诸国,随国最大。如果让随国占点便宜,他们一定会妄自尊大看不起其余小国,到时小国离弃随国而去,必是我们楚国的好机会。少师为人骄傲,他来和谈时请您以老弱残兵展示给他,让他轻视楚军而放松警惕。”楚大夫熊率且比说:“随国有贤臣季梁在,这样的计策恐怕没什么用处。”鬬伯比说:“我们且为以后做打算,将来少师一定会得宠于随国。”于是楚王听从鬬伯比建议,故意涣散军纪让少师看到。

少师回到随国,对随侯说楚军不过如此,请派军追击他们。随侯想要答应,季梁劝阻说:“上天正护佑楚国兴盛,楚军涣散一定是其诱敌之计。您不必急于战胜楚国。我听说小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大国,是由于小国推行道法而大国实行暴虐。这所谓的道法就是忠于自己的人民并诚心信奉自己的神灵。处处为人民着想就是‘忠’,祭祀祈祷都以实情告知神灵即是‘信’。现在我们的子民还在挨饿而您却可以随心所欲,负责祭祀的官员在神灵面前装腔作势虚情假意,这样的现实怎么能和强大的楚国对抗呢?”

随侯说:“我用来祭祀的牺牲膘肥体壮,祭祀用的谷物饱满齐全,怎么能说虚情假意呢?”季梁说:“神的意志来自于人民。所以圣明的君王总是先让人民安康,然后才祭献于神灵。在神灵面前献上牛羊,祝告说:‘博硕肥腯’,意谓子民们的畜产业广博壮大,牲畜没有虫虱疾病,繁衍旺盛,长得都很壮硕肥大;在神灵面前献上谷物,祝告说:‘洁粢丰盛’,意谓一年里没有受到灾害的侵扰,人民的耕作有了好的收成;在神灵面前献上美酒,祝告说:‘嘉洌旨酒’,意谓淳香美好的酒是君民上下诚心实意美好品德的象征。神灵能够闻到祭品的馨香,是因为其中没有掺杂奸佞和虚假。所以为君者应该让人民能够安心于农业生产,不错过耕种灌溉收获的时节,教育人民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品德,让人民相亲相爱,然后才举行祭祀。百姓和谐安居了神灵才会降福保佑,那时您才能够心想事成。现在人心不齐,神灵缺乏庇护的条件,而就您一个人感觉富足,怎么会真的和谐安定呢?您不妨试着改进一下治理方式,并增进与邻国的友好关系,这样就能够使我国免于灾难。”

随侯听罢有所感悟,立即着手修饬政治,改善民生。楚国于是不敢再来侵犯随国。

这件事中,楚国本打算通过实施麻痹之计来达到侵战随国的目的。可是,随国的季梁向随侯提出了以不变应万变之策,最终让楚国感到无计可施而不再侵犯随国。季梁的计策,其实质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对内推行仁政,以“忠”和“信”对待百姓和神灵,让百姓拥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美好品德。

其次,于记叙史实之中寄托了恢复礼治天下的愿望。

《春秋》中有多处提出了针对“礼”的见解。《左传·桓公三年》中针对齐僖公护送姜氏出嫁到讙地一事,就做出了不合于礼的评论:凡是本国的公室女子出嫁到同等国家,如果是国君的姐妹,就由上卿护送她,以表示对前代国君的尊敬;如果是国君的女儿,就由下卿护送她;出嫁到大国,即便是国君的女儿,也由上卿护送她;嫁给天子,就由各位大臣都去护送,国君不亲自护送;出嫁到小国,就由上大夫护送她。

在《左传·庄公十八年》中写了这样一个事情:十八年春季,虢公、晋献公朝觐周惠王。周惠王用甜酒招待,又允许他们向自己敬酒,同时各赐给他们玉五对,马四匹。在写这件事的同时指出了周惠王的这些做法不合于礼。为什么呢?因为周天子对诸侯有所策命,封爵地位不一样,礼仪的等级也不一样,不能把礼仪随便给人。

孔子的礼治天下的愿望已成为了他的政治理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应该说是他周游列国时最易付诸实践的部分。礼治天下的目的就是恢复天下已经遭到破坏的等级秩序。因为这种秩序,能够收敛人的言辞,约束人的行动,最终就能控制人的欲望。社会的各种纷争归根结底就是由人的各种欲望而来,并且无止无境。如何控制人的欲望?孔子着意在人的本身。一方面提升个人的内在修养乃至达到内圣的地步,另一方面提升外在素质,用礼法来让个人行动合于社会规范。

再次,于记叙中体现了国家至上的原则。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写了崔杼杀死齐庄公一事。当时,晏子就站在崔杼家的门外边,他的手下人说:“我们跟随庄公去死吗?”晏子说:“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去死?”手下人说:“那我们逃吗?”晏子说:“是我的罪过吗?我逃走?”手上人说:“那我们回去吗?”晏子说:“国君死了,回到哪儿去?作为百姓的君主,难道是用他的地位,来凌驾于百姓之上?应当主持国政。作为君主的臣下,难道是为了他的俸禄?应当保护国家。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那么也就是为他而死,为国家而逃亡,那么也就是为他而逃亡。如果君主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个人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这个责任?而且别人有了君主反而杀死了他,我哪能为他而死?哪里能为他而逃亡?但是又能回到哪里去呢?”于是打开崔杼家的大门,晏子走了进去,头枕在庄公尸体的大腿上大声号哭,哭完后才起来,往上跳三次以后才出去。有人对崔杼说:“一定要杀了他!”崔杼说:“他是百姓所向往的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

晏子的这番话意思十分明确:齐庄公的死,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自身而死的(也可说是他自己引火烧身的),所以没必要因他的死而殉死、而逃跑、而不闻不问。以当时的现实来说,孔子心目中的国家,就是周室天下。

另外,《春秋》中所体现的更多的还是行王道的理想,即以仁义来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而所有这些,孔子都是运用微言大义的笔法来体现的。这就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记叙方法,而让《春秋》成为了一本以直接服务于政治为目的的史籍。对于那些与孔子一样拥有政治抱负或理想的人来说,自然会对孔子的这种做法大加推崇。但是,对于那些与孔子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的人来说,那恐怕就很难做到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坦然对待了。比方说,当时那些争做霸主的诸侯国的国君,难道他们还真心希望恢复天下为周室天下吗?

所以,孔子在《春秋》中不管通过什么笔法来展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表达自己的良好愿望,都会有赞同和反对的声音。当然,孔子毕竟到了通透世情的境界,能正确把握和坦然面对现实中的各种反馈。于是,他发出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的感叹。这声感叹,既包含着无奈,更包含着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