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多的紧张施工，一堵总长3258米、髙1.8米的强大的尼龙网防沙体系，在莫髙窟顶建立起来。盖蒂基金会还提供了环境监测仪器、颜色监测色度仪和崖体裂隙位移观测器等配套设施，使敦煌莫髙窟的保护工作进人国际先进行列。而作为这一庞大工程的负责人，樊锦诗头上的白发又添了许多。至于工作调动的事情，早被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樊锦诗的家庭困难，引起了甘肃省有关方面的重视。省文化厅和敦煌研究院商量解决办法，段文杰院长感情深重地说：“说一千道一万，樊锦诗不能放。放了，就没有这个人了。而她自己又确实不想走。敦煌的事业离不开她这样泼辣能干、有牺牲精神的中年学者。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很快就要退下来了，谁来接这个摊子？所以最好还是调彭金章到甘肃来。他是共产党员，到甘肃对他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这个道理他是应该懂得的。”于是文化厅两次派人去武汉商调彭金章。彭金章一直不松口，主要是怕敦煌的教育质量不高，影响孩子们的升学。省文化厅又在兰州确定了6个单位，让彭先生选择。特别希望彭先生能够担任甘肃省博物馆馆长，或者甘肃省文物处处长。这样他和孩子们就可以不必去敦煌了。兰州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虽然比不上武汉，却比敦煌好得多。方案确定后，省文化厅厅长亲自出马，三下武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彭金章和孩子们终于同意举家迁往甘肃。至于具体工作，彭金章说：“我既然到了甘肃，那就一竿子插到底，还是十我的老本行，到敦煌去考古。”消息传开后，武汉大学的同事们问他：“你是否真的要去甘肃？”彭金章笑道：“是啊！敦煌胜利了，彭金章投降了！”
彭金章到敦煌后，一头扎进了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研究。经过他的认真清理和悉心研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做废洞的数百个低矮简陋的洞窟，原来是当年画工们的生活区。成千上万杰出的无名画家以及一些云游四方的僧人，就栖息在那一排排昏暗窄小的洞子里。活着时在里面居住，死后就永远地安息在那里。千百年的风沙埋葬了他们的尸骨。著名的考古学家彭金章先生一层层地将历史的积沙拨开，让创造了如此灿烂的敦煌艺术的中华英魂得到昭彰。而他们的两个孩子予民和晓民，却依然居住在距离父母2000多里外的兰州，兄弟二人相依为命，过着没有父母照料的生活。好在他们已经长大了，而樊锦诗和彭金章也经常去兰州出差，每年的春节总是在一起热热火火度过的。
樊锦诗向我谈起了她的新的研究课题：敦煌壁画中的形象特征。根据她的长期观察，敦煌壁画中的艺术形象之所以那样生动逼真，活灵活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技艺高超的画工们捕捉到了人物的眼神。她研究了最主要的几种眼神：喜悦时眼睛做鱼形，上眼睑做圆弧线，眸子点在眼睑中间，表现目有所盼和恬静淡泊的心情。沉思时眼睛为上弦月，上眼睑做平行线，正中露出半个眸子，以表现凝神遐想的神态。慈祥时眼睛呈弓形，上眼睑为弓背，下眼睑为弓弦，眸子突出于正中，表现庄严慈和的神情。愤怒时则浓眉斜竖，两眼圆睁，眸子突出，表现一种威严愤慨之情。至于哀愁，则是一角眼，八字眉，在斜垂的眼睑边沿露出半个眸子，表现出一种悲哀或者忧愁的情状……听着女院长挥洒自如的表述，我不禁暗想：在这个可以被风吹倒的身躯里，怎么会蕴藏着如此巨大的热情和力量？
离开敦煌时，樊锦诗来送我。车子开出研究院的大门，像离弦的箭一样上了柏油公路。我回头望去，只见一个瘦小的身躯在沙坡上移动着，迎着催人苍老的戈壁之风，执著地向着石窟走去。耀眼的阳光了，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终于融化进巍峨的沙山，和莫高窟合而为一了。
囚徒、农民、敦煌学权威
1992年10月的一天下午，蒋纬国先生在台北岡山饭店宴来自海峡两岸的敦煌学家，陈立夫先生作陪。在蒋纬国和陈立夫的中间，坐着敦煌研究院的李正宇先生。李正宇是这次由台湾的敦煌学家召开的敦煌学座谈会的主角。他的关于敦煌遗书的一系列令人振聋发聩的研究论述，使与会的敦煌学同仁兴奋不已。有人惊呼：一颗明亮的星星正冉冉升起在敦煌学研究的上空。
蒋纬国、陈立夫二位先生对敦煌学颇感兴趣，席间与李正宇边吃边谈，随意切磋，气氛极为融洽。
“正宇先生，”蒋纬国笑望着李正宇，“听说阁下正在研究中国硬笔书法的历史，可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可以。”李正宇伲佤而谈，“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硬笔是鸦片战争之后才从西洋传进来的，中国书法的历史就是毛笔书法的历史。其实这是一种错搭。”
“噢？”陈立夫停下了筷子，“愿闻其详。”
“从敦煌遗书里发现的大量用硬笔写成的经卷、公文和契约，推翻了中国硬笔书法只有100多年历史的观点。可以这样说，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母体。”
“请讲下去，讲下去。”蒋纬国的兴致显得特别髙。“我们知道，”李正宇接着讲，“中国的毛笔书法是从西汉才开始的，至今也不过2200年的历史。可是在此之前的甲骨文、钟鼎文以及大量的竹简，都是用什么东西写成的呢？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硬笔。殷商时代的硬笔叫做‘削’，也就是现在刻字的刀刃。西周时的硬笔叫‘竹挺笔’，即将竹批削圆，再修制出笔尖，然后蘸上漆写字，谓之‘竹挺漆书’——这种书法一直延续到秦末汉初。所以说，先秦时代是硬笔和硬笔书法的一统天下。”
“这样说来，李先生的研究实际上把中岡硬笔书法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陈立夫插了一句，“可是后来呢？汉代毛笔和墨汁发明之后，硬笔书法是否在中国的书坛上断代了？”
“敦煌遗书的功绩恰恰就在这里：硬笔书法在我国的文化史上绵绵不绝，从未断代。我们在敦煌的卷子里发现了两万多页从汉代到宋元时期的硬笔书法，其中有汉文、梵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西夏文、于阗文、回鹘文、契丹文和八思巴文。特别令人叫绝的是，在唐朝那样一个毛笔书法盛行的黄金时代，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硬笔书法。二位先生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看看怀索的《身叙帖》，那就毫无疑问是硬笔写成的狂草。关于这一点，敦煌壁画里有着非常生动的写照。在一幅《修业僧图》里，画了一位髙僧讲经说法，右手执笔，左手持贝叶，边讲边批。四弟子跪而听讲，其中三人也右手执笔，左手持贝叶，边听边记。师徒四人所握之笔，上广下锐，显然是竹片削制的硬笔。这幅壁画产生于公元8世纪，正是唐代的作品。”
二位先生认真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蒋纬国问道：“这个时期的硬笔除了竹笔以外，还有什么式样？”
从敦煌以及河两地X挖掘出的实物来看，汉唐以降一直到清代，我国的硬笔主要有以下这样几种式样：荆笔，截取荆条，末端削尖，蘸墨写字；箸笔，用筷子当笔写字，谓之箸笔；柳笔，我国西北地区盛产红柳，西北少数民族常将红柳削尖作笔，这在新疆一带的古墓中多有发现；苇管笔，《诗经…唞风一静女》中说：‘静女其娈，遗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这里的‘彤管’就是赤色苇管削成的硬笔。斯坦因在罗布泊地区就发现了好几支華管做成的笔。鹅毛管笔，斜削鹅翎成笔，大体上类似丙方人的鹅毛笔，不过比他们要早得多。白居易就有‘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的诗句。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出自武威张义堡西夏古墓中的竹管瓣尖笔。这是一种有着双瓣笔尖的竹笔，即在笔舌正中剖开一条竖缝，使笔和舌分成等分的两瓣，类似现代钢笔的笔尖。这种笔尖比不分瓣的单尖柔软得多，同吋还增加了弹性，不仅改善了行笔的流利程度，使笔画流畅美观，而且也提高了书写速度。从它的造型、性能和设计原理来看，无疑开启了“现代钢笔制作工艺的先河。”
陈立夫颔首笑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从李先生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里，也可以观其端倪。如此说来即便在现代水笔的发明使用上，我们的祖先也远远地走在洋人的前面了。”
蒋纬国略带些伤感的口吻说：“李先生的研究，使在下顿开茅塞，获益匪浅。不由使我想起了1942年和家兄视察敦煌的轶事。那时我和家兄还都是年轻人，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河西大地以及佛国佛香的莫高石窟，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时光匆匆，掐指一算，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当时的人和事，当时的情和景，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天。真让人感慨良深啊！”
李正宇说：“当年你和经国先生到敦煌去，就住在东街小学。敦煌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二位先生的音容笑貌。50年来，敦煌石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欢迎先生再去敦煌一游，看看整饰一新的莫高石窟，也看看辽阔壮美的丙部大草原。”
蒋纬国连连点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