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的作家上岛这个话题，不是指来海南岛谋生的文人们，是想说说赶来参加椰城笔会的作家们的一些事情。他们跨海登岛，是一次旅游，一次体察，但多少有点看海者袖手旁观的意味。或许有迷惑和沉想，但心态总是轻松的吧。试想没有东道主的款待，独自来求一个差事生存下去，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朋友在电话上说到一串大作家的名字：谌容、叶楠、周明、张抗抗、方方、池莉、赵玫、刘舰平、顾艳等，使我十分1京喜。他们一行中．大多是我有交往或谋过面的。最熟悉的是我的陕西乡党著名散文家周明，十多年前他在《人民文学》编发过我的第一篇散文作品，是我的恩师。他做过该刊的常务副主编，被称为中国文坛基辛格式的人物，现在中国作协创联部任常务副主任。前来参加椰城笔会的作家们，无疑是他穿线的。谌容的《人到中年》曾令我敬佩，叶楠的《甲午风云》曾使我激奋，张抗抗的《北极光》、方方的《风景》、池莉的《太阳出世》都给过我心智的震撼。我已有为时一年的客岛生涯，从形式上正在疏离文学圈，整天与法制打交道，很想同内陆来的作家们聚聚，继续寻找我们当代的精神和我们自己心灵的家园。
那天的座谈会很有生机，作家们交口称道海口的巨变。言语中，他们已被大特区浓厚的商品经济氛围所感染，都从文学职业的角度在此中寻找位置。艺术的庄严，变得洒脱甚至调侃、尴尬却是真实的，形象的。在经济商品大潮中，作家在重新定位，老作家遇到了新问题。壮阔的生活背景，可以写出巨著名著了。但同时，作家自身的价值何在？这问题又无法拒绝回答。固守书房也罢，下海也罢，上岛也罢，骚动与喧哗，惶惑与激奋，无疑使吃大锅饭挣低稿酬的文人们心神不宁，现实生活给予的诗情和灵感远比写作的艺术感受要来得激荡奇妙。文学不是商品，文学亦是商品，中国传统文人的自视清高，愈来愈受到无情的冲击。关注客观现实的嬗变，把稳文学自身的名义，热情参与，顽强周旋，救自己的同时再说救人类，看能否有一线光明。我们文学的学子们，在社会中游泳，而我们已涉入一片与身后境况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海域。
张抗抗在一次文学报告会上说，之所以不在海里才要下海，是跳海自杀呢还是下海救人，还是潜水捕捞或者游泳？就说游泳吧，一是玩儿，二是由甲方到乙方的有目的地游泳。大多数是下海捕捞，或者钱或者写作素材或者兼而有之。书籍市场产、供、销的不一体化，直接殃及作家。作家写的书出不了，订户下降，而读者常常埋怨买不到书。她感叹前来参加文学报告会的人数之众，有学生也有解放军也有打工仔妹，忙于挣钱怎么还有爱好文学者。有了钱，发展文化事业，社会才能有文明与进步。她说海南丰富而复杂，原始而现代的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喧嚣的都市感令人感慨万千。
谌容也说海南如此之疯狂(挣钱)，为文学听众之多而惊讶，感谢捧场，也相信大家是执著于文学的。她不同意说海南文学被商品社会挤得没地方，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也疯狂，同样产生了好作品。发展文化需要经济基础，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十年前她曾冒生命危险乘小型飞机来海口，整个一个县城的感觉。这次来海南，千辛万苦才买到票，到海口就完全一幅现代都市的景象。到黎寨去参观，原先还是火塘，现在商品意识很浓，穿少数民族衣服照相要掏钱。写《人到中年》时，她也和主人公一样，五十六元钱工资。写作受时代生活影响，作家就在其中。一个国家不尊重知识分子是非常愚昧的。她写了《人到中年》续集，不过提前发表了《人到老年》，有可能多年后又写《人到少年》、《人到青年》。说到她早已下海，成立了快乐影视中心，任董事长。她说论傲生意，作家这点智商是可以的，但商人和作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现在，作家是需要把心理调整到一个位置。她说她刚写完一个长篇，是写环境保护的，在香港连载。海南环境还很好，破坏得不那么严重，怎样保护好环境，仍很担心，如果引进一些有污染的工业，就可想而知。
海南的风光非常漂亮，建筑物气势也很大，使我们感到自己很土。方方以《风景》出名，却感慨海南风景，说她像从乡下到了城里。1982年大学毕业时，她的一位同学说如果分到海南就自杀，当时是开发区，开发区不就是砍树吗？赵玫是第三次来海南，说变化极大，也说去三亚沿途还很穷，有古朴的根一样的东西，作为文学能写很有张力的作品。周明说，有人以为海南人情薄，我看海南气候热，人也热。海南不能算文学沙漠，有一批作家和报刊，文化味很浓，但和商业比还没同步发展。当那个报告会被一阵庆典锣鼓鞭炮长时间打断时，刘舰平说，很悲壮，这响声会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那晚月白风清，在海甸岛的湖边，我们同客人们聊得很自在很优美。还有那顿原乡人川菜馆的聚餐，几个人喝光三瓶五粮液。还有在东湖大酒店的翩翩舞蹈浅浅歌吟，谌容的一曲《红莓花儿开》，仿佛仍在耳边萦绕。
《海南法制报》1993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