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陕西诗歌在全国诗歌界处于中上水平，它以不同年代不同诗人群落和不同的诗作，不可忽视地影响了中国新诗的流变历程。现在已进人中老年的诗人，一些隐于不写之写的状况。新锐诗人风光无限，写诗的正在写。有不少诗人写之不写，说白了是写等于不写。
尤其是它的潜流量是空前富足的。诗的存在方式，非同昔日。
继承与创造，其理解和实践是多元的。一些诗人所保持的正是另一些诗人所摒弃的。各说各话，方成百家。不存在诗的话语霸权，存有争夺欲望的人是徒劳的。别想叫谁买你账，你以为你是谁呀？
诗本身就滋生在生活与心灵之中。诗与生活，许是情人关系更贴切。
一些诗缺少的是有益于文明进程的文化立场，一些诗是无视尘世的空中楼阁，不说人话说鬼话。好诗往往在民间，在非诗的空间里。与受众隔离的诗的职业，已滑向劣势，濒临破产，接受最低生活线的社会救济。
新世纪的陕西诗坛，必定有属于当下社会天分的杰出诗人。墨守成规于既定诗歌立场的偏颇者不在此列，一切时髦也将成为过去。真正的诗的发现者，将受到诗神的宠幸。
厕所文化断想
大概在十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厕所文化》的短文。文中说道，海口东湖边的几处公厕，起先以为是别墅，从造型到装饰及周围环境，怎么看也是很阔气的。掏几毛钱，发一叠纸，进到里边是同样阔气的设施，闻不到厕所的浊味。售票处卖烟卖饮料以至食品，也就不觉得完全不是地方了。好的厕所，也实在比一些叫做厨房的地方干净卫生得多。在一些星级宾馆的洗手间，你会得到客气的服务，受宠若惊，其中透露出的是人的价值还是厕所的价值？微笑服务做到厕所里，并非谁比谁贵或贱，大有文化意味在。贵贱不在于做什么，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等级的。传统的观点，会以为厕所不值一提，但又确实少不了它的存在价值，俗者雅者总离不开它。性与排泄器官及场所，似乎总应该藏在隐蔽处，只能做不能言及。伦理也好，实用也好，把厕所纳入文化范畴是人类进步的一个证明。衡量一种文化面貌，兴许最可以昭示的是对厕所的印象。如果老是用鼻子找厕所，那么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就太拙劣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是不容易找到厕所文化依据的。好面子，是受传统尤其是儒教影响下的大多数人的通病。在农业文明的生存环境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谈不到我们今天的抽水马桶以至于更方便舒适的洁具。有古老的陶瓷工艺，也只能是上了黑釉的夜壶，不登大雅之堂。清代初年的学者李渔，写过一本《闲情偶寄》的杂书，谈及的日用知识和闲情逸
趣可谓广泛，但说到厕所文化也只有寥寥几句。他说的是藏垢纳污，至于纳污的地方，更是必不可少。凡是人有饮食，就必定有便溺。上厕所次数少的还可以在粪厕之外将就，不必安排去路。一天中不知要便溺多少次的，如果不选择地点随意拉撒，那么净土就变成粪壤了。如果不想弄脏干净地方而只到污秽处小便，那么一天天不停地来来往往，恐怕天下都要被踏成小路了。这是在替平常喜好洁净的人说的话。一个人可以忘却寝食，却不能忘却便溺。官急不如私急，俗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这位老先生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他说他有时在写作时，尿憋得慌，等撒完尿再寻找这些佳句妙语时已不可得了。还说，为解决这最要紧的事，他在书房的旁边，把墙凿了个小孔，嵌上小竹筒，让小便从里边流向外边，秽气闻不到，无论阴晴寒暑，都可以足不出户。李渔的厕所文化很幽默，但也不过如此，今天看来，他倒像是在讲山野匹夫的贫苦生活。美国人保罗在谈论社会等级与生活品位的《格调》一书中，无疑也把卫生问列入其中。他说，上层社会的卫生间与其厨房差不多，都很落后。装在木座上的暗色马桶座圈，是很能说明阶级地位的。下层贫民则在马桶座圈上罩着皮革外套，是竭力想表现繁琐奢华，在他们看来洗手间是个严肃的地方。保罗所说的大道理有新发现的一面，是让人警觉的，但在技术层面上也不可全信。但有一点，他在谈生活质量和品位时是不会疏忽厕所文化的。另一个美国人威廉，则从历史学和环保意义上高唱垃圾之歌，让我们从令人厌恶的话题中洞察到了优雅的文化内涵。
公共厕所设施的滞后，已经严重阻碍了都市化的进程。北方乡村曾经改旱厕为水茅，改陶瓮型的为水泥化粪池，搞沼气利用，在进行厕所革命。西安的城市公厕条件尽管有所改善，但其中的缺失和落后状态，给这座文明古都抹了不少黑，比如随地大小便的陋习，这是有目共睹的。有的收费厕所是肮脏的，也官僚腐败，门难进，脸难看，服务意识还停留在纯计划经济时代，问题显然出在机制和管理上。随着星级厕所范式的推广应用。西安人的面子也就更大了。至于具体的豪华厕所如何修得有文化，需要仔细探讨，越是表面的文化标志，越容易弄得没文化，尤其对于厕所而言。清代学者李渔说过：马桶是什么东西？哪能在它的前面冠以雅士高人的大名呢？他是就眉公马桶而言的，还说，即便厕所中的那个物件，我未尝不有更新的构造，但只是将它放在家中，不敢拿出给人看，尤其不敢用笔记下，也是怕不幸成为眉公后继之人的缘故。这话是令人深思的。
从长安出发
从长安出发，意味着我们可以走出四塞，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从长安出发，也意味着我们可以走入历史的长河，或溯源而上，或顺流直下，去寻找今之西安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和一种饱满的思想感情。
我曾躲开罗马威严而阴冷的废墟，绕过喧哗的街市，像一位当地的平民百姓，徘徊在一座地下商场的普通厨具货档间，想购置一件两件美观又实用的瓷碗。一件是敝口的碗的形态，一件像盆儿，肉色的白釉，饰有黄或蓝的色块，点缀着-些简练明朗的小花图案。我用不多的人民币兑换来的挺吓人的多少万里拉，买了它作为纪念品。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买了它回去，显然是舍不得用来盛玉米糁吃的，我是在寻找这异域的CHINA对我这么个从长安出发的旅人来说，究竟在意味着什么？老家的耀卅瓷，有我与生俱来的思维的资源，它在我幼年玩瓷瓦片的时候，就把一粒坚硬的种子埋进了我的体内。连老家一字不识的老汉，也会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话，当然他们并不完全明白罗马的准确含义，但知道这个词语所能表达的喻义。从长安出发，我们很容易走到汉朝。也是来到了我下的这片土地，被历史的滚滚红尘涤荡过无数遍而又高楼林立的土地。我们汉朝的先人，很大气，也朴素得可爱，当他们第一次极模糊地得知有关罗马的信息时，马上反应到的是，罗马可能类似于我们的神州，便不无友好地说，那就叫它大秦吧！这是一个极具中国化的命名。我们的乡党张骞尚不知罗马，班超的二次西行，认识了这个西方大帝国。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土地上长出的茂盛的桑叶喂肥的蚕儿吐出来的。无疑，精美的瓷器连同丝绸、漆器、铁器等一起，是从这里出发，从西域经中亚的中路，或从北方经匈奴转中亚入西亚的北路，以及从南海经印度入波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抵达遥远的罗马的。
是的，罗马的商团第一次来到洛阳的时间是公元前100年左右。而在比秦朝建立早二三百年的那个波斯帝国，就已经有了的《公约圣经》中便以西尼一语称中国，含有丝国之意。无论怎么去考据长安与罗马究竟是谁先认识了谁的课题，似乎并不十分要紧。我们所面对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从长安出发，我们走到了哪里？走出了多远？为什么走？获得的又是什么？一个是柔软的丝绸，一个是坚硬的瓷器，在漫长漫长的历史风尘中，它们在大漠的驼背上，在沧海的帆船上，是以长安的名义、长安的标签、长安的品牌远行的。来而不往非礼也，随之而吹动的东渐的西风，物质的，精神的，便给了长安以至更。大的国土以诗情画意，当然也少不了风刀霜剑。
我曾留意过海底打捞瓷器商船的消息，那被海水淹埋了若干岁月的瓷器是不会变质的，它的破碎应该说是期待和梦想的破碎。打捞上来的也许是瓷的尸骨，也许是旅人的灵魂，它是我们值得珍藏的。我尽管弄不明白它是出自定窑、钧窑、景德镇，还是出自龙泉或我的老家耀州，它在重见日月后所散发出的光芒，却使我为之炫目。我会在还乡时去问候故土上的古窑址和依然生生不息的炉火，打听新瓷品的工艺创新和销路行情，并向它们说说有关在罗马购置的瓷具的琐事。它肯定已不是我们的泥土和炭火烧制的，它的釉色也没有一方水土的亲切感，但这的确很美，很可爱，让人一样感觉温和。
前不久的丝路之行，我在大漠中的玉门关遗址旁捡一小块古瓷片，有黄褐色的釉饰。它又该是谁丢下的，又有多少让人思忖和念想的事情呢？
当今从长安出发的路已似乎不再曲里拐弯，它有形也可以无形，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通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通向众多的人群和无数斑驳而丰饶的心灵。作为民族文化、中西交流一个重要部分的丝路，让我们站在它历史的起点，却止不住频频回望。而我们是向前去的，不是死守在家门口变卖自家古玩的不肖子孙。
每一次的出发，总让我们感动不已。
《散文》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