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陕西向来是以文化大省著称的。这个概念，又往往可以这样理解，陕西人经常是以文化大省自居的。俗话说，长自己的志气，灭旁人的威风，多少有点争胜好强的意思。但屈指数来，文化大省何其多，谁又肯是文化小省呢？大与小的区别，显然不是指人口的多少或面积的大小，也不是指历史的位置或经济的指数。它应该说的是文化本身，而且是一个省份当下的文化状态，就其规模、特征、品质、种类、趋势等综合因素，在比较研究中来权衡它所处的位置。当然，要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评估文化，也并不科学。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大省，只是一个大概的有热爱家乡成分在内的称谓。
说到强，说陕西是一个文化强省，我们的底气就不那么足了。大，可以姑且称之，但大并不等于强。我们之所以提出建设文化强省，是说明我们知道自己的弱或是不那么强。这是一种自知之明，从而奋发图强。任何妄自尊大或自视甚高的作派，都是不被事实所赏识的。当然，在市场化商品化的竞争中，某种文化产品的叫卖只是一种促销手段，它可以促使娱乐文化或泛文化的发展。但即使畅销，也未必就等同于品质的精良。而文化的市场化，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转型过程，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便看见了所谓的文化的真相。再说，商品的东西终究与精神财富有着本质的区别，投其所好，客户就是上帝，也难免不会掉入陷阱，有碍于文化的意义。而一味地躲进象牙塔，回避现实和大众，也是没有出路的。建设文化强省的过程，不只是广告式的叫卖，应该是从认识到实践努力寻找其发展规律的过程。
我们所说的陕西文化，首先在概念上应该有一个广义与狭义的界定。时下，愈是商品化，愈是泛滥了文化，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甚至不同琐碎的物品，几乎都冠之以文化的标签。文化的滥用，文化的无处不在，文化的高频率出现，适得其反地贬损了文化的价值。文化，乃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广义的文化，也并非无所不包，一切都可以收入文化的囊中。它从基础理论和综合意义上，支撑和丰富着特指精神财富的文化大厦，滋养和培植着尤其是文艺科教这样的精神产品。就陕西文化重要方面的文学艺术而言，品类繁多，良莠不齐，其现状应该说是喜中有忧，都需要用真诚而科学的态度作宏观和微观的探讨。瞎子摸象似的侃一侃可以，实质性地就某一文学体裁或某一艺术样式做出评估，它们在文化大省的整体概念中所占有的份额几何，哪些是大的小的，哪些是强的弱的，如何从各自的文艺样式出发为文化强省争脸，是要有一定战略和策略的。狭义文化上的精耕细作，比广义文化上的广种薄收，在措施上要高明得多。
其次，是机制和观念的问题。陕西文化机制的变革，滞后于东南沿海省份，计划体制在文化领域尤其显示出它的弊端。机制又深刻而坚固地影响或者说是决定了文化人的观念，以致形成了文化消费群体的思维习惯，如同经济的转轨一样，总是情愿把个人的命运死死地捆在计划体制的战车上。文化机制的大锅饭，让你饿不死也吃不饱，但它没有失业的风险。它的服务意识在体制改革尚未完善之前，是呈弱化状态的，甚至于有权力商品化的漏洞，及较为突出的衙门作风。一些试图下到海里的文化市场化的勇者，因为游戏规则的缺失，在计划性的文化管理体制那里显然讨不到便宜。而在文化产业的开发方面，远没有我们为之羡慕的东部省份文艺团体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文化人的商品意识和适应市场的品质。一些文艺团体在组织人员构成和知识结构及观念上的相对老化，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于不撞钟的状况，成了不争的事实。形同虚设的文化机构，便把那些在市场中生发的新的文化群落丢失在外，它所应该拥有的权威性势必在减弱。从事相对个体化劳动创造的文艺家，有的以精品步人文化市场，有的是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有的也难免陷入了极端商品化的泥坑。真正面对现实和人们精神处境，思想深刻又有审美价值的文艺精品的产生，是与机制和观念的更新有密切关联的。
再次，便是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人们一提起陕西文化，首先说到的总是古老、悠久、积淀深厚，而不是崭新、生动、脱颖而出。是的，陕西由于历史的厚爱，拥有周秦汉唐的雄风，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是我们的骄傲。延安文艺的光彩，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让我们为之仰慕不止。它们是源是流，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和文化艺术的细胞。而变革的时代，新的世纪的飓风，在催促这块古老而伟大的土地，开放出当令阳光下的文艺鲜花来，生长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果实来。厚重有了，但不可以没有灵动黄土情深，不可以排斥海韵；乡俗风物，少不了城市时尚；平面的书写，也阻止不了网络的冲浪。生活之树常青，任何脱离现实生活的极端猎奇形式，只是过眼烟云。惟有植根传统，贴近现实，呼吸远来的风，陕西文化的枝叶才会繁荣，结出又大又强的果实来。
《陕西日报》2003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