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文森回国后，马独自在上海九江路继续开着诊所。他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很孤独，为了打发时间，我丈夫开始把自己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上一家德国人开的书店里。他几乎每天都按时来这家书店看书，一直看到书店关门前，才把书合上放回原处，默默地转身离开，然后，第二天再来接着看。
书店的主人叫艾琳·魏德迈，是荷兰籍人，店里还有个伙计叫派尔，是美国人。他们注意到了常来看书的马，便主动和马攀谈起来。由于彼此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了，时间一长，他们也会彼此间谈论一些对当时中国的看法……
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丽丝·史沫特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进步的外国人士也都经常到这个书店来。魏德迈把马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并介绍马认识了史沫特莱。虽然马之前并没有读过史沫特莱的文章，但在接触中，他很快就觉得史沫特莱这位年长自己十来岁的女作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远比自己深入得多。史沫特莱对马说：“要想帮助中国人民医治社会弊病，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她还告诉马，在上海有几个进步的外国人，每周都举行一次聚会，希望他也能来参加。
1934年，我丈夫应邀出席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寓所举办的小型“帕蒂”。“帕蒂”上，在书店工作的美国伙计派尔的介绍下，马认识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引导马海德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人物，路易·艾黎和马海德从此成为肝胆相照的终身朋友）。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他身材魁梧，两眼炯炯有神。第一次见面，他优雅的谈吐和爽朗的性格，以及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都给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马和路易·艾黎交往日益频繁，路易·艾黎知识渊博，还会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这使马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中国被压迫人民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路易·艾黎有时周末还会带马去农村，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普通农民，了解到农民的疾苦。
有一天，马又一次向路易·艾黎谈起了自己因为见到中国社会中种种不公平现象，而倍感苦闷时说：“为何中国人民的生活会有如此多的苦难？”
路易·艾黎认真地听完马的话，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而问马：“你作为皮肤病专家，是否懂得铬性皮炎。”“是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吧？”马表示自己懂得不多，但愿意研究研究。路易·艾黎说：“我想介绍你到一些工厂去看看，或许对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会有帮助。”
路易·艾黎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厂督查处工作。利用这个身份，他先后为马联系了十几家工厂，让马有机会去深入了解上海普通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调查工人的职业病和营养不良的状况。这一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使马开始陷入了沉痛的思考中。
马后来跟我说：“当我看到工厂中那些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的童工们，最大的不过十四五岁，小的也就八九岁，每天要在呼吸着含有大量铬毒的空气里，工作十几个小时，到头来仍是吃不饱穿不暖时；当看到缫丝厂的童工们，为了从翻滚在开水中的蚕茧里抽出丝来，许多人的手都被开水烫烂了，有的甚至露出了骨头时，当时我都被震惊了。”
路易·艾黎告诉他：“你看到的这一切，本质上就叫剥削，一个人要找到解决剥削的办法，就必须找到隐藏在这些表面现象后面的根本原因。”
马当时很是同情中国人民，他用研究医学的热情来研究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调研后他写了一篇名为《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的报告。通过这一系列调研，马真切地感到，要想治好中国的病，就得给这个国家的政权动大手术，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这也是路易·艾黎给他上的第一堂革命课。
不久，路易·艾黎吸收马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是在宋庆龄的直接关怀下，由在上海的几位外国朋友组织起来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的成员有：德国籍的政治经济学作家海因茨﹒希普和他的妻子特鲁德·罗森堡、美国革命女作家艾格丽丝﹒史沫特莱、电器工程师亚历山大·坎普霖、奥地利籍进步女青年鲁思·魏思、左翼时代精神书店荷兰籍经理艾琳·魏德迈、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塔利撒·格洛克、陆慕德、利尔·哈斯、中国女干事邓裕志以及麦伦中学的教师曹亮等，艾黎当选为学习小组组长，希普被选为学习小组的指导员。
马后来对我回忆说：“其实早在我上大学时，就曾听说过马克思主义。
不过那时我并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因为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很深奥，很神秘的理论。”
马开始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是在这里，马从路易·艾黎口中头一次得知，中国有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红色根据地”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在那里聚集着中国无数先进分子，他们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
路易·艾黎还曾把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带到现在的虹桥机场一带﹙三十年代那里是国民党处决“政治犯”的地方﹚，看处决“政治犯”，大家目睹着：一批年轻人，在国民党荷枪实弹地监押下，高呼着口号，从他们面前经过，从容地走向刑场。
路易·艾黎常说：“干革命就是要置生死于度外。”而对于一个生活在公共租界里的外国人，国民党一般不会轻易找麻烦。路易·艾黎利用自己上海工部局督察的身份，先后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诸如运送枪支弹药这样的工作。他寓所的楼上藏着一个秘密电台，是上海地下党专门用来与“红色根据地”总部联络的。有一次发报时，这个秘密电台发出的信号，被国民党相关部门跟踪了，多亏闯进来搜查的人，误认为信号是他家那个大冰箱漏电所产生的，才使得路易·艾黎等人逃过一劫。
在路易·艾黎的帮助下，马进步很快。就在这时，马收到了一封同学凯泽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凯泽关切地询问他何时回国？马给他回了一封信，斩钉截铁地把自己的想法、观点一股脑儿地告诉了他。
在这封信中，马写道：“我家里也来信催我回国开诊所，说行医能挣大钱，可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家人知道后很生气，已经不再和我通信了，这样也好，我感到自由了，还少了后顾之忧。我现在很关心中国问题和中国的革命事业，我对人生和世界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不打算回国了，我想留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