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幻由人生:蒲松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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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后记

二〇一四年三月底,《蒲松龄传》书到改成梦始安。

二〇一三年初,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对我的《蒲松龄传》提纲——内容已融入《卷首语》——做出如下《审读意见》:

作者是蒲松龄研究专家,又有多部著作行世,既知已有和所缺,又知其难点和创新用力之处。这次写作,采取从《聊斋》中的各类故事内容寻绎出传主生平事迹之联系的思路,真实可靠且独辟蹊径;大纲全方位地剖析了传主的历史贡献和价值所在,包括与同时代世界小说高峰的比较、与同时代人的交往评判等,既能拓展空间、展现时代背景,又能明了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传主,值得期待。

需要提醒的是:如何突破前人尤其是突破自己,此为关键。

编委会的充分信任反而给我带来更大压力。特别是那个“关键”。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蒲松龄评传》写了四稿,此后出过两个版本蒲松龄传记,这次写蒲松龄,落笔就是第七稿,按说轻车熟路,负担不该太重,没想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总提醒自己两个“必须”:必须靠三十多年蒲松龄研究积累写成超越前此的成果;必须兢兢业业、认真写好每一章、每一段甚至每一字。这次是与文坛诸多高手同坛竞技,丝毫不可懈怠,在这套国家工程丛书中,即使因个人能力写不到最好,至少不能写成最差。

从二〇一二年末接受任务到二〇一四年三月,五百多天,除几次短暂外出讲学、应邀出国访问外,每天早六点打开电脑,进入“蒲传”写作状态,直忙到“新闻联播”开始。不知有节假日、不知有周末。每当稍有新发现、新感悟,辄喜不自禁。二十年前孩子的奶奶形容我敲电脑“像上了刑罚”,没想到,我到了她老人家感叹的年纪,还继续“上刑罚”。真合了那句流行语:辛劳并快乐着。感谢编委会信赖,给了这次“冲刺”机会!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黄宾堂主任曾打电话,希望我能参加第一批出书,我说:“我想看看王充闾、王蒙如何写!”

二〇一四年农历腊月二十三稿子完成,如释重负。恰好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将第一批书寄来,好奇地按其体例对《蒲松龄传》做“初步排版”,不排不知道,一排吓一跳!七百八十页!自忖:读者拿到这么厚的书,得说“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古代文学研究者总怕漏掉哪怕最微小的疑点,喜欢无一事不说清道明、无一字不交待文本来历,读者想看的,却是最凝练最关键、结论性东西。怎么办?与其让编委会提出删改,不如自觉“瘦身”!

主意拿定,负担重新背到肩上。原本打算“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马年春节变成“马年加狠鞭”,把已完成的稿子当素材,砍、砍、砍!既要修剪还不能伤其筋骨,有些地方还得增写。春节晚会都没兴致看了。我对先生说:我得像三十六年前写《祖父》那样,用写散文要求重改一遍《蒲松龄老爷爷》!蒲松龄南游三章近八万字,两番砍杀剩下四万多字。我对先生叹道:“一星期抠出一万字,一上午倒砍了一万二。”他笑曰:“‘删繁就简三秋树’,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马年元宵节,原稿删节三分之一,七百八十页变成五百一十页,长舒一口气。

幸运的是,《逍遥游——庄子传》作者、大散文家王充闾被我拉来“审稿”。我将南游、王士禛、孙蕙顾青霞五章从网上发给他,求指点。他提醒“要六经注我”、“重视可读性”。在我决定“瘦身”后,充闾先生两次对南游提出具体删改建议。待我砍杀完成,将卷首语、导语、第一章及两度“减肥”后南游三章、终生磨一书等章节发他,得到首肯。我得意地说:“傻人有傻福”。我写红学专著,有冯其庸先生、蔡义江先生、吕启祥大姐帮着看稿。写文学传记,有王充闾先生场外指导!同样幸运的是,我就一些清史问题,打电话向清史名家阎崇年教授求教,阎先生立即在电话里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我就蒲松龄曾“从杖履”的高珩官职给阎先生发短信。阎先生立即把《清实录》有关高珩的全部记载发给我。

还有两位在我把书稿交出版社前看稿。一位是我家先生、山东大学中文系博导牛运清教授,我所有作品的第一读者及第一编辑。另一位是与我同教研室的邹宗良教授。五十来岁的宗良研究蒲松龄已三十多年,潜心治学,熟悉蒲留仙生平;他做过出版社编审,文字功底好;他与蒲松龄同乡,熟悉淄川风俗语言地理人文。宗良还把他正撰写的《蒲松龄年谱》部分“半成品”发我参考。我们两家书房恰好对望,我夜里两三点起来,总看到宗良的台灯亮着。不由叹息:年轻真好,有精力天天开夜车!三十年前我不也是白天上课、深夜研究蒲松龄?聊斋先生肯定想不到,几百年后有一代一代学者深夜不眠,趴在书案上,为他“寻章摘句”吧?做这样的作家何等幸福!科举蹉跌、清贫终生,又算什么呢?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蒲松龄研究已做了三十六年,恰好是我过往人生的一半。套用蒲松龄画像上的话,一万多天,所成何事?忽已白头!未免惆怅,未免伤感,不过总算又了却一桩心事。

人生有涯,学无止境,欢迎指谬,发展蒲学!

马瑞芳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