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郊祭的核心内容，但肃穆而不热闹。最热闹的场面在祭祀之后，御道（南熏门至圜丘）、御街（宣德门至南熏门）两旁，人山人海，“万岁”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郊祭队伍在排山倒海的“万岁”声中回城。皇帝和随从登上宣德门城楼，举行大赦仪式。楼前有数面大旗，其中最高的一面叫“盖天旗”，与宣德楼等高；次高的一面叫“次黄旗”，代表皇帝在此；余旗又低于“次黄旗”，各有寓意。音乐起，乐声中树起一根高十几丈的木杆，杆顶有一木盘，盘上有一金鸡，金鸡嘴衔一红锦，上书“皇帝万岁”四字。突然从盘底掉下四条用布拧成的彩色绳索，四个头戴红巾者争先攀索而上，捷足先登者可摘取金鸡嘴中写有“皇帝万岁”的红锦。胜者大声谢恩，众呼“皇帝万岁”。宣德门下临时搭建了一座彩台，有通事舍人立于台上。这时，只见宣德楼上一条红锦索向彩台抛下，锦索头系一只金凤凰，金凤凰嘴里叼着皇帝赦书。通事舍人接书宣读，台下大理寺、开封府所管罪犯穿着黄布衫，一排排跪在地上，狱吏身着新衣，头戴花朵，听赦书宣读完毕，鼓声阵阵响起，狱吏打开罪犯枷锁，罪犯谢恩，如鸟兽散……
司马光在太学读书时曾见过郊祭大礼，但那是站在街边上瞧热闹，此次亲历大礼全过程，特别是看了大赦仪式后，心潮难平，写下了《庆历七年祀南郊礼毕贺赦》[12]：
雷鼓千通破大幽，天开狱钥纵累囚。驿书散出先飞鸟，一日恩流四百州。
但在郊祭中得到最大实惠的不是囚犯，不是百姓，而是官员，因为郊祭之后皇帝要给官员和军队赏赐，中级以上官员赐银、绢、银鞍勒马、袭衣、金带等，以下赐现钱和绢。按等级，最高能得到银、绢、钱八千（两、匹、贯），最低的是军士，赐钱三百文。这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支，太宗时一次郊祭赏赐为五百余万贯，真宗时超过六百万贯。仁宗庆历年间的大祀赏赐，总数超过真宗时期，而官员所得减少了，因为与西夏的战争使国家财政出现巨大赤字，加上官员数量恶性膨胀（比真宗朝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所以赏赐不得不打折，名义上是受赏者主动捐出一部分，实际是强行扣除，原赏银、绢、钱三千至四千的捐一千，赏一千的捐三百，赏三百的捐一百二十，著为令。官员所得虽然少了，但仍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因此，官员赞郊祭，盼大礼，也与自身利益有关。司马光因为级别低，所得赏赐就十来贯。撇开赏钱，作为坚定的“礼治”主义者，他必然要赞颂郊祭大赦，因为祭祀是礼中最重要的内容。
然而，当他吟出“驿书散出先飞鸟，一日恩流四百州”的诗句时，首先惊起飞鸟的不是传递大赦诏书的使臣，而是报告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兵变的驿马。就在冬至这一天，禁军小校王则在贝州称王了。
从教授到校勘
王则本涿州人，因穷困潦倒，辞母出外谋生，母亲在其背上刺一“福”字，以便将来相认。他流浪到贝州，自卖为人牧羊，逢朝廷刺“宣毅”军，他被刺为兵，与州衙吏张峦、卜吉等人混成了哥们儿。他声称其背上“福”字是突然长出来的，怎么回事呢？佛国释迦牟尼失势了，弥勒佛掌权，这个“福”字就是弥勒佛传的信号。佛国都变天了，那人间当然也得变天。在张、卜等人的参谋下，他以诵《五龙滴泪经》为纽带，党徒发展到河北、山东诸州，只待时机成熟便同时起事。只因其信徒潘方净带刀去见北京（大名）留守贾昌朝时被抓，密泄，王则便提前于冬至日行动。知州张得一是个未经科举而靠“拼爹”得官的公子哥儿，当时正领着官属谒天庆观，闻变急逃南关保捷营，叛军焚门而入，将他抓住。王则要“借”其州印，他伏地作揖，老实奉上，对王则一口一个“大王”。贾昌朝派三班奉职马遂进城劝降，密谈时室内仅王、马、张三人，马遂用眼神示意张得一后，猛然掐住了王则的喉咙，掐得他鼻子嘴巴流血，只要张得一出援手，王则必死无疑，但张得一袖手旁观。搏斗惊动门外卫兵，马遂被砍掉一只胳膊，死之。
时夏竦为枢密使，庞籍为副使，得报后立即部署平叛。司马光是太学教授，轮不到发言。但他觉得这是一个报答恩师的机会，连夜给庞籍写下《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13]，提出了平叛的思路：“发近郡之兵，堑环其郛（外城），勿攻勿战，使不得出。而又阴以重赏募人入城，焚其积蓄，坏其所恃，使逃无所出，守无所资。然后命重臣素仁厚为士卒所信爱者，奉明诏以临之。谕以胁从之人，有能捕斩首恶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赏。其始虽与谋，而能翻然悔过从善者，亦除其罪，待以不死。或为恶不变，敢拒官军者，戮及妻子，无有所赦。如是不过旬月，逆卒之首，必亟致于阙下矣！”
他的建议是否起了作用，不得而知，后来的平叛比他设想的复杂得多。朝廷始令枢密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明镐当总指挥。司马光一直关注这件事，在《涑水记闻·卷九》第二百五十四条中对平叛过程记录得相当生动：
（庆历）八年正月丁丑，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监诸将讨贝州。时枢密使夏竦恶（明）镐，凡镐所奏请，多从中沮，唯恐其成功。彦博奏：“今在军中，请得便宜从事，不中覆。”上许之。
闰月庚子朔，克贝州，擒王则。初，彦博至贝州，与明镐督诸将筑距 （与城墙等高的塔台）以攻城，旬余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刘炳请穴地（挖地道）以攻城，彦博许之。贝州城南临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潜穿穴，弃土于水，昼匿穴中，城上不之见也。久之，穴成，自教场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彦博，选敢死士二百，命指使将之，衔枚自穴入。有帐前虞候杨遂请行，许之。遂曰：“军士中有病咳者数人，此不可去，请易之”，从之。既出穴，登城杀守者，垂 以引城下之人，城中惊扰。贼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拒，颇引却。杨遂力虎，身被十余创，援枪刺牛，牛却走践贼，贼遂溃。王则、张峦、卜吉与其党突围走，至村舍，官军追围之，则犹着花幞头，军士争趣之，部署王信恐则死无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
司马光的这条记录没有注明消息来源，大概是根据风闻所记，记录的时间应在平叛刚结束时。因为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所以他的记录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在文彦博到贝州之前，明镐已筑距供士兵登城，被王则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其间城内有百姓把书信用箭射出，告诉明镐已组织了内应，夜间可把官军用绳子吊上去。官军上去了数百人，领头的想独占功劳，竟砍断绳索，不让后续部队上。登城者因寡不敌众，又用绳索溜了回来。李焘在编《长编》时对照《实录》考证，发现建议挖地道的不是《记闻》所说的牢城卒董秀、刘炳，而是刘遵，且董秀不是牢城卒，而是右班殿直。带敢死队从地道入城的不是杨遂，而是曹竭。刺中火牛鼻子的杨遂是跟随曹竭入城者。另外，挖地道在文彦博到达贝州之前已经开始，而非文彦博的决策。司马光作《记闻》是为编当代史准备素材，素材是要经过考证后才能写入史稿的，所以我们无权因为这条记闻有差错而指责他，不过倒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个问题，即当时朝廷中的传闻大多是扬文（彦博）抑明（镐）的，把明镐的的事都安到了文彦博头上。因此，才有了司马光的这条记闻，而文彦博传采用了司马光的记闻，与《实录》相悖。
平贝州叛用了六十五天，其中教训很多。但叛平之后，朝廷忙着论功行赏，文彦博升任宰相，明镐升任端明殿学士、给事中，京朝官及选人被提拔者六十人，中级军官以下至士卒立功受赏者八千四百余人，皆大欢喜，就是没人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图阁，仁宗让两府大臣和御史中丞以上官员论朝政得失，并发给纸笔，要他们当场写下上呈，可一个个都推说要回去以后想好再写，不了了之。他们在干什么呢？钩心斗角。不久，副相丁度（司马光榜的主考官）因与陈执中、夏竦势不两立而辞职，由庞籍升任。庞籍再次推荐司马光入馆阁。司马光被召试学士院，顺利通过，被任命为馆阁校勘。
宋代的馆阁是对三馆和三阁的简称。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因均在崇文院内，故总称崇文院）；三阁：秘阁（藏国家秘籍）、龙图阁（藏太宗图籍）、天章阁（藏真宗图籍）。司马光所任之校勘，是馆职中的最低级别，但“一经此职，遂为名流”，进入了皇帝的“储才之地”，被目为“清要之选”。宋代的两府大臣大多是馆职出身，并以终身兼任馆职为荣。馆阁之臣摆脱了官场事务，可以读到外面读不到的书籍和档案，还可以经常与皇帝面对面交流。司马光三十岁就进馆阁，实属罕见，能被破格提拔，全靠恩师庞籍。他深感“倏去蓬蒿，颉颃霄汉。荣耀过分，不寒而栗”，先后写了《谢校勘启》《再谢校勘启》，对庞叔感激涕零，表示“敢不夙夜刻砺，梦寐训辞，进益所长，攻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教诲，羞知己之称论，以负明诏之收擢而已，过此以往，不知所为”！
受人之恩，感谢的话要说到位，感谢的事更要做到位。司马光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要拿出“硬货”来，以证明自己是货真价实的，而不是靠庞籍“走后门”。一年后，他拿出了《古文〈孝经〉指解》，一炮打红，引起朝野轰动。
他所以选择这个课题，原因是非常现实的。在司马光看来，王则发动贝州兵变，是对礼治的挑战，是对孝道的背叛。母亲在他背上刺“福”字，是期盼福佑我儿，日后相认，有个盼头，他却犯上作乱，最后被斩首示众，让母亲老无所养且丢尽了脸，何其不孝也！宋靠政变窃国，不敢奢谈忠字，而以孝治天下，以为孝子即忠臣，不孝即不忠。《孝经》的地位仅次于《论语》（《孟子》排不上位），是科考必考的科目，属显学。宋代奖励孝子比如今表彰学**典型还要隆重，还要经常，发现孝子是官员一项职责，一旦被推荐为孝子典型，立马名利双收。诏书旌表，通报全国，奖励钱、谷，动辄千、万，一下就成了大地主，且不须科考就直接授官（做官后未见有作为者，而出洋相者很多）。《孝经》是孔子与学生曾参论孝的言论集，秦始皇焚书后失传。宋初流行的是今本《孝经》（十八章本），据说是西汉颜芝之子得到后经儒生用隶书传抄下来的。今本《孝经》流行后，反将在孔府“鲁壁”中发现的古本《孝经》（二十二章本）冷落了，甚至有人视今本为真，古本为伪。司马光的《古文〈孝经〉指解》一书的问世，为古本《孝经》正了名，暂时终结了古本今本的真伪之辩。
此外，他还完成了一本辞书《名苑》，促成了《荀子》与扬雄的《法言》的出版，他在馆阁中的学术地位得以奠定。一晃进馆阁三年多了，已六年没有回乡省亲，皇祐二年（1050）初春，他获准回乡为父母扫墓。
[1]连小孩与老人也不放过，只剩下跛子和瞎子。
[2]《传家集·卷二》。
[3]《传家集·卷七·早春寄东郡旧同僚》。
[4]《传家集·卷九》。
[5]长安代指汴京。
[6]《传家集·卷二·和钱君倚藤床十二韵》。
[7]《传家集·卷二·二月中旬虑问过景灵宫门始见花卉呈钱君倚》。
[8]《传家集·卷八·同僚有独游东园者小诗寄之三首》。
[9]鸟翅膀。
[10]《传家集·卷一一》。
[11]代指官服。
[12]《传家集·卷十一》。
[13]《传家集·卷五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