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段政体论，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错，这是司马光礼治思想的又一种表达，与《通鉴》的第一则“臣光曰”对“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的论述是一致的。现在，他要用这一理论向条例司发起攻击了：本朝祖宗内设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院、审刑院等中央政府机构，外设转运使、知州、知县等一套地方行政监察体系，这就是纲纪。而陛下在此之外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使两府大臣“悉取三司条例，别置一局，聚文士数人，与之谋议，改更制置，三司皆不与闻”。如此做法，“考古则不合，适今则非宜”，“臣窃恐似未得其体也”。就是说，设立条例司不合政体，乱了纲纪。还有，根据条例司的请求，朝廷派刘彝、谢卿才等八名官员巡视诸路，考察农田水利及赋税。这是另设使者取代地方将帅、监司、守宰，同样是乱了纲纪。内外纲纪都乱了，则国家危险了。
政府机构设置虽受政治体制制约，但不属于政治体制范畴。概念边界模糊是国学的一块短板。司马光在这里讲的是政府编制的事，上的是政治体制的纲。虽有点牵强，但同样会触动宋朝君臣的敏感神经。宋代为防止大臣专权，“事为之防，预为之制”，中书宰相是政府首脑，却不管军事、外交和财政，军事、外交另设枢密院（枢府）管理，财政则另设三司（计府）管理。现在另设三司条例司，由两府（政府、枢府）各一员首长负责，有两府插手财政之嫌；同时，政府、三司的有关经济的指示要经过条例司“检详”之后方可行文，故司马光指斥为“大臣夺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职”。
好。就算你批评得完全正确，国家财政困难明摆在那儿，说说你有什么高招化解吧？司马光又重复了他此前《论财利疏》（见上章）的观点，认为，正确的做法是精选知晓钱粮、忧公忘私之人，任为三司使、副、判官、诸路转运使，“各使久于其任，以尽其能，有功则进，无功则退，名不能乱实，伪不能掩真，安民无扰，使之自富，处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不丰哉！”简单地说，就是现有体制不要变，现有制度不必改，只要干部用对了，就不愁财利不丰。
说罢“为政有体”，再说“治事有要”。“王者之职，在于量才任人，赏罚功罪而已。苟能谨择公卿牧伯而属任之，则其余不待择而精矣。谨察公卿牧伯之贤愚善恶而进退诛赏之，则其余不待进退诛赏而治矣。然则王者所择之人不为多，所察之事不为烦，此治事之要也。”因此，国家大事，应与公卿商议，而不应让小人参与；四方之事，应交牧伯，而不应使左右窥探。若公卿牧伯尚不能选到贤者，小臣、左右就能够吗？万一不贤，则险诐私谒，无不为己。如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非公卿所举荐，非牧伯所纠劾，或越次提拔，或无故罢免，外人疑骇，不知所从。对此，有人阿谀陛下，说这叫“聪明刚断，威福在己”，陛下或许信了，我却以为不然。公卿牧伯之举荐、纠劾不是没有错的时候，“或谓之贤而不贤，谓之有罪而无罪”，但都迹有所循，责有所归，所以不敢过分欺罔。而奸臣密告陛下，陛下按其意实行，外人以为是陛下的意志，“则威福集于私门，怨谤归于陛下矣”。此前，陛下所任免的官员，未必都出自圣意吧？陛下要想真正威福在己，何如谨择公卿牧伯，明正忠信者留，愚昧阿私者去，使在位者皆得其人，然后，凡办一事，“则与之公议于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虑，择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复夺也”。凡除一官，“亦与之公议于朝，使各举所知，……择其贤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复争也”。如此，虽谋者、举者是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这才叫威福在己。“陛下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
在这里，司马光表面上讲的是治事有要，实质上讲的是威福下移，而要不威福下移，就得按我以上所说的，每办一事，每除一官，与公卿牧伯即内外大官公议于朝，而不可让小人参与。很显然，他所说的小人、小臣（在此疏中，二者为同一概念）就是指吕惠卿。
我们还记得司马光在反对张方平任参知政事时，与神宗当面争论。神宗板着面孔说：“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美事也。”司马光针锋相对地回敬说：“此乃朝廷美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见第十九章）他是一贯主张广开言路，言者无罪，鼓励议论纷纷的。王安石入朝后，朝廷内有关革新与保守的辩论方兴未艾，日甚一日，有些问题争得旷日持久，未有穷期。这让司马光着急了。在此疏中，他说：“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自古而然，不足为怪。他并不反对各抒己见，问题是人君到时要决是非。三人群居，无法统一，不散则乱，所以立人君以统治；群臣百姓，势均力敌，彼此不能管理，所以由人君来决断。古人曰，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可看出利弊之极致；断之独，可定天下之是非。知谋而不知断，则群臣各逞私志，那是衰乱之政。今陛下听群臣议事，使各尽其情，善则善矣，然陛下不肯以圣意裁决，遂使臣下有好胜者“以巧文相攻，辩口相挤，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无有限极”，朝堂恰似辩论场。这样有损朝廷政体，有损陛下明德，让邻国轻视，非国家之福也。大家说得都有道理，皇帝该怎么决断？司马光开出了标准：天下事有难断的，以先王之道度之，就好比“权衡之于轻重，规矩之于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矣”。
看到这里，年轻的神宗也许明白了，司马光这位老师，讲为政有体也好，说治事有要也罢，是要以先王之道作为检验一切的度量衡，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那问题又来了，你司马光讲先王之道，王安石也讲先王之道。王安石的意思是“当法其意而已”，而“法其意”是为了“改易更革”，你司马光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他似乎又糊涂了。
他糊涂了，司马光却很明白。他以阿云案为例，来说明他的先王之道其实就是一个字：礼。他说，近有登州妇人阿云，谋杀丈夫（实为非法婚约之未婚夫，见第二十章），重伤垂死，情无可悯，在理甚明……可争论纵横，至今未决。田舍一妇人有罪，相对四海之广，万几之众，其事之小，“何啻秋毫之末？”要办此案，派一法吏足矣，何必满朝纷争不已？若碰到比这大的案子，又将如何决断？“执条据例”办案是法官的事，“原情制义”才是君相的事。“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礼是法的根本，法是礼的枝叶。陛下试以礼察之，此案岂有难断之处？（法不能断，就用礼来断，将会产生如董仲舒以《春秋》判案的严重后果）况且，“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所争，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邪？”可惜争论逾年而后成法（指判杀人案要考虑杀人动机的司法解释），“终于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求枝叶而忘根本所致哉？从阿云案，我看陛下似乎没有抓住治事之要。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皇帝根本就不该关心这种本该“文法俗吏”来管的小事；第二，朝廷没有做到“非礼不决”，不讲礼而论法，本末倒置。
这篇《上体要疏》，亦可称之为“体要论”，通篇始终没有提到王安石，只是在最后讲阿云案时有所侧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在明谏神宗帝，暗批王安石。从此，“体要论”成为保守派的理论旗帜，成为反变法的理论武器。诸如不合礼制，违背祖制，有损政体，有悖先王之道，万箭齐发，其源盖出于此。
[1]《传家集·卷四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