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最近几年，我对“五四”时期的否定汉字和汉语的偏颇观点，对那一时期排斥中国古典文学的过激思想，做了些研究和梳理。我发现，在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实在很难找到哪一时段的文学，像二十世纪的“改良文学”和“革命文学”那样雄心勃勃，那样蔑视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那样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学经验；也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像二十世纪的“新文学”那样对“旧文学”充满“弑父情结”，那样在伦理精神和语言文体两方面，偏离了“中国文学”的常轨。
在“现代文学”的转捩过程中，在“当代文学”的形成过程中，为了建构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同既往的“新文学”，二十世纪的怀疑者和批判者，在处理复杂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关系的时候，在解决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排斥兼容性和中间状态，采取了一种偏激的态度和简单化的策略，例如，用“现代”否定“传统”，用“西方”否定“中国”，用“阶级性”否定“人性”，用功利主义的“政治”否定人道主义的文学。就文学来看，这种对抗性的态度和简单化的策略，以及对西方文学经验的过度依赖，造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的断裂”和“主体性的丧失”，并最终导致“中国格调”的凋丧和“大文学”的衰微。
先来说说“大文学”。二十世纪伊始，“纯文学”（Pure Literature）、“白话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等文学概念，乱花渐欲迷人眼，纷纷被引了进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态度和评价。有的人，根据这些新的文学理念，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大加贬抑，口诛笔伐，一时间，“推倒”、“铲除”、“谬种”、“妖孽”之类的极端话语，甚嚣尘上，而“死人的文学”、“山林文学”、“贵族文学”、“古典文学”的标签式话语，则流行一时。殊不知，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不以时代的新旧论，不以阶级的尊卑论，不以语言的文白论，而以境界的高下论，以感染力的强弱论，以情思的深浅论。而“纯文学”的概念，则尤其似是而非，误人不浅，因为真正的文学，从来就不那么“纯”，而是含着宗教、伦理、政治、历史、哲学等内容的复杂现象。固然，“纯文学”理念也有助于人们认识文学自身的特点和价值，有助于人们警惕外部力量对文学的扭曲和异化，但是，比较起来，“杂文学”（Mixed Literature）这一概念，则比“纯文学”更能反映文学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和风格表现的多样性，更能反映文学的并不那么单纯的本质。而中国文学的“杂”，则不仅见之于最初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多元杂糅，也见之于文学内部形式的多样化。
所以，对文学来讲，重要的不是看它够不够“纯”，而是看它的格局够不够“大”，格调够不够“高”，看它是不是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和价值——过人的道德勇气和言说激情，真诚的态度和真实的品质，完美的艺术性和丰富的美学意味，巨大的意义空间和内在的思想深度，以及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持久的感染力。更为重要的，是要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和反讽精神，要敢于正视历史和现实的异化性的生活图景，不回避，不遮掩，通过真实而完美的叙写，为人们提供启蒙性的叙事内容，为人们的内心生活，提供支持性的精神力量。这样的文学，就不能是仅仅流连于形式的玩味和技巧的雕琢的“小文学”，不能是仅仅满足于“私人叙事”和“身体叙事”的“小文学”，不能是札米亚京所批评过的“一厘米的文学”，而是健全意义上的“大文学”。这样的“大文学”，不仅仅意味着品类的多样化和分类学意义上的“大”，即所谓的“Large Literature”，更意味着品质的上佳和境界的高远，属于道德情感和伦理精神意义上的“大文学”，是札米亚京所提倡的“一千米的文学”，即“Great Literature”。
然而，就当代文学的创作现状来看，我们似乎缺乏有深度、有广度、有力度的“大文学”。我们的人文视野不够开阔，叙事伦理不够自觉，反讽精神不够勇敢，文学趣味不够雅正。我们写得又快又多，每年有大量的诗歌集和散文集出版，有超过四千部长篇小说出版，但是，真正有分量、有价值的作品，却寥若晨星，难得一觌。虽然某些作家的“才华”，在某些外国的“汉学家”看来，是连“鲁迅和老舍也比不上”的，虽然某些作家很走运地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但是，冷静地来看，这些作家和作品，其实并不成熟，依然属于“小文学”的范畴，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就是“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现在，到了改变我们的狭隘的“纯文学”文学理念的时候了，到了将“纯文学”拓展为“杂文学”的时候了，到了将“小文学”升华为“大文学”的时候了。“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去国北迁的庾子山，因为看到了人生的真面目，因为体验了精神的大痛苦，故晚年作文，风格丕变，健笔凌云，义气纵横。他后来的文章，“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哀江南赋序》），“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哀江南赋》），至今读之，犹使人神摇意夺，——这就是大文章和“大文学”的力量。我们应该写出更老成的文章，要像庾信一样，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变得更加成熟一些，更加深沉一些，赋予自己的作品以晚秋一样凝重而复杂的社会内容和人生况味。
再从当下时髦的“公共性”等方面来说说“中国格调”。
中国格调，也可以叫做“中国气质”、“中国风度”、“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学特有的一种品质和风格。它以象形表意的汉字，来表现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气质，呈现中国人的心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在美学风格上，它追求中和之美，显示出含蓄内敛、渊雅中正的风貌，是所谓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在写作的伦理上，中国文学表现出敢说真话的勇气和精神，即“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反讽精神。从人民伦理和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中国文学则表现出同情弱者和底层民众的兼爱精神和泛爱情怀，——从《诗经》的《伐檀》的反讽和《硕鼠》的抗议，到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同情和怜悯，从杜甫的《兵车行》和“三吏”、“三别”，到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文学精神所绽放出的“公共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