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文学与《牛汉自述》
最难得的勇气是思想上的勇气。
——阿·法朗士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作品，是表记中国民族智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数。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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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牛汉先生参与主编过一套《思忆文丛》，影响很大，颇受欢迎。标举“思忆”二字做书名，说明这套丛书所收录的文章，大都具有实录和反思的性质。“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懂得同情、爱和怜悯，无疑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而会思考，有记忆，则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素质和能力。俄罗斯传记作家伏尔科夫说，“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历史经由回忆、思考和记录，而进入现实，而与未来发生关联；正是通过对往昔经验的记忆和思考，人才缓慢而艰难地摆脱蒙昧状态，渐渐变得成熟和智慧起来。
然而，回忆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充满禁忌和恐惧的时代，它会受到严重的压抑和严格的限制。伏尔科夫说：“在苏联，最难得和最可宝贵的毕竟是‘回忆’。它已被践踏了数十年；人们知道比记日记或写信更妥当的办法。当三十年‘大恐怖’开始的时候，受惊的公民销毁了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还抹去了他们对往事的记忆。此后，凡是应该作为回忆的，由每天的报纸来确定。历史以令人晕眩的速度被改写。”因为“受惊”而压抑回忆的冲动，而遏制自己书写记忆的激情，这样的事情，所在多有，不独“苏联”为然。我认识的一位移居海外多年的老作家，从他的父辈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刘志丹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在我看来，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回忆”，但是，无论我怎样鼓励他将这些故事写出来，他都支支吾吾，不接话茬。我知道，他是因为害怕才这样。我能理解他的恐惧。当年随意罗织“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严苛无情地迫害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给这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作家留下了恐怖的记忆，即使事过数十年，仍然心有余悸，仍然谈虎色变。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在谈到反思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时说：“对待我国历史上斯大林统治时代的态度，这段时期紧紧地掐住我们的现在，现在是衡量一个作家人格和创作成果的标准。”说得真是好极了。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大秦帝国》、《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之类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只配得零分。因为暴君曾经戴过皇冠或者口琴吹得好，就原谅他的累累罪恶，就无视无数人的眼泪和灾难，这实在是可怕的势利、浅薄和麻木。做为不义力量的对立物，文学必须承担沉重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从与现实和权力的关系看，小说伦理要求作者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生活，从政治、历史等多方面发现并揭示生活的真相，提出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帮助读者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帮助读者了解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历史真相；从与读者关系的角度看，小说伦理要求作者要有自觉的责任意识，要通过积极的小说修辞手段，为读者的人格发展和精神升华提供切实的帮助，从而最终使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成为读者信赖和喜爱的良师益友。这就是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小说伦理都关联着两个重要的方面：道德与人生，或者说，伦理与现实。它是伦理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因而，必然是伦理现实主义的。”无论对小说创作来讲，还是对“思忆文学”和“实录文学”来讲，情况都是这样。
主编《思忆文丛》以及后来的《岁月文丛》，是牛汉的目的明确、行为自觉的文化行为。他要为被冤屈者提供诉说的平台，要让受伤害者得到慰藉，要把真实的信息传递给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思忆文丛》里，有备受折磨和煎熬的过来人的回忆文章，也有当年“右派”的十分珍贵的档案原件；三册《岁月文丛》则由北京出版社印了一万册，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为历史，为民族、为文化留下史诗式的材料，帮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也为冤死的人留点清白，洗刷他们的冤屈”。从这些丛书所选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见真的人，可以听见真的声音。例如，在《从“1957”年说起》中，吴祖光先生就这样写道：“把‘阴谋’说成‘阳谋’，从而发展到‘大跃进’后，三年困难时期，庐舍成墟，弄虚作假，割甲田插乙田，虚报产量，大事谎骗，自欺欺人。‘反右’十年后的‘文革’，把在校不在校的一代青年全部教唆成为流氓、打手，大肆‘打、砸、抢’，把祖国大地弄成一片打人杀人场；使城市一片血海，农田遍地荒芜。有史以来，以迷天大谎惑世惑人，治世治人，任意屠戮同胞、同志，将昔日战友甚至一一杀戮，真乃‘史无前例’。”这样的文字，言之有物，朴实无华，恫瘝在抱，情真意切，包含着追求真理的诗性正义和感人至深的人文情怀。
邵燕祥的《1957：中国的梦魇》同样是一篇严谨扎实、以理服人的好文章。作者有感于人们对历史悲剧和社会灾难的健忘，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细致梳理，揭示了“反右”运动发生的复杂原因和隐秘动机。他发现“反右”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性”和“主观性”的反应，是彼此之间“隔膜”的结果，总之，如果领导人“以‘看得出来’判断善意和恶意，指控敌对情绪，这样做本身就带有浓重的情绪色彩，容易导致主观随意性。据此进行批判，就会离开耳熟能详的‘摆事实，讲道理’愈来愈远；据此进行组织处理，就会背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反右”运动，像其他的很多性质激烈、形式夸张的政治运动一样，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军事思维和敌情观念来分析问题的结果，是对正常的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种过激反应。古人云，“兵者，诡道也”，我们中间多有无师自通的“诡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像分析敌情一样算计别人，陷害别人；它造成了多方面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破坏了人际交往和思想交流的正常环境和社会契约，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信任感，挫伤了知识分子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批判性言论文化”的积极性，自此后，我们便很难听到有个性的声音，很难再听到建设性的意见，知识界从此形成一种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不良风气。
乱邦不入，危邦不居，临危自保，是人类固有的自然本能；而前蒙矢石，不避汤火，施救他人，则是人类才有的道德精神。1955年，胡风运交华盖，成了“罪大恶极”的“钦犯”，世人皆曰可杀，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青年学生刘奇弟，却冒死为他辩诬伸冤。1957年5月，胡风下狱已两年，批判胡风及胡风分子的政治风暴正席卷全国。然而，就在此时刘奇弟写了题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文章，“旧案重翻”，为胡风辩护，“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他说：“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辛勤地追随着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们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着这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头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鲜抗美援朝，勤勤恳恳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血有肉，最为读者所喜爱。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什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种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刘奇弟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残酷的批斗和折磨。据他的同学陈奉孝回忆：“刘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先在北京的团和农场劳改，六一年又与他一起调到了兴凯湖五分场。刘奇弟病得很厉害，整天咳血，由于他不认罪，经常被吊起来遭到毒打，后来他被折磨得疯了，被塞进了象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冻饿死在了里面。”能将刘奇弟的《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收入书中，发布出来，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因为，在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能有这样的英雄壮举实属难得；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不可估量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它会像暗夜中的爝火一样，能给探索真理的人们带来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编者旁搜广求，别具只眼，竟然将梁漱溟先生的打油诗《咏“臭老九”》也收了进来：“九儒十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诗风朴素，明白如话，但却字字珠玑，沉郁顿挫，是深长的浩叹，也是愤怒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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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实录的《牛汉自述》则是牛汉“思忆写作”的另一种形态的成果。在这部亲切、活泼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见牛汉的真性情，也可以看见时代和社会的真面目，可以通过读解“隐秘的语言”获得“历史真实”的信息。
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个性，是牛汉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他说：“我从小是放羊的孩子，经历过大灾大难。新中国建国以来，也过得很不平静。我是个很普通很真实的人。从十五六岁写诗，到现在八十四岁，没有动摇，没有违背人文的精神，坚持写到现在，真是很难，很难。在当代中国，作家、诗人要保留个性真是很难。”他克服了自己内心的软弱和畏惧。他超越了现实中的种种精神羁绊，实现了与“过去”的“决裂”，获得了“整体的历史的彻悟”，形成了自己对诗、历史和人的独立的理解和新的看法：“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思考中过来的。思考得很多，往根上说无非是三个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诗？什么是历史？许多时候很痛苦。结果使我对人、对诗有了整体的历史的彻悟：必须这样做人，做这样的人；必须这样写诗，写这样的诗！必须这样站在历史面前！随之而来的是与过去决裂。现在我活得干净、完整、自在，对诗，对美丑等等，有了毫不含糊的看法。”对世界和生活有着独立的观察和明确的看法，乃是一个作家写作的前提条件。一个人云亦云、缺乏定见的人，注定是成不了好作家的。然而，俯仰随人、模棱两可，或者说，思想和人格上的“含糊”，却是当代作家和学者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的人，终其一生，几乎没有向社会和读者提供一句有价值的判断。
牛汉属于极少数挣脱精神桎梏的诗人。他通过自觉的努力，把自己从沉重的精神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进而完成了自己的人格重塑和思想重建。牛汉是一个按照诗性原则活着的人。他始终把文学放在第一位，绝不把文学变成庸俗的工具，他说：“我这一辈子，特别是建国后，编的两个刊物都不执行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只登作家的好作品。编刊不做违心事。因为我受‘五四’的影响很大。”
自觉地与“政治”保持距离，努力守护自己的个性尊严和自由空间，在这些方面，牛汉表现出过人的识见和定力。尤其是拒绝参加“绝密核心组织”一事，更是显示着牛汉特立独行的性格。
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的社会生活是不正常的。最高领导人被无节制地神化，成为人们感恩和服从的至高无上的对象。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成了全民生活的核心内容。所有人无条件地为这一个人活着，把能为他牺牲和献身，当做人生最大的荣耀和幸福。组织部门曾经找到牛汉，要他参加一项许多人会趋之若鹜的光荣的工作：“王耀庭，在人民大学党委管保卫，年纪比我大几岁，河南人。1950年6、7月间，他和我谈了好几次，说我的历史经上面考察后，想吸收我参加旨在‘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说先送我到莫斯科学习受训，一切为了党，为了捍卫毛泽东，部级单位都有人要去，要对领导干部进行了解，但要绝对服从，绝对要严守机密，老婆都不能告诉。我觉得自己一心想搞创作，恐怕不合适。我又有点自由主义，怕不能胜任。我整天愁眉苦脸，不高兴。我要不要参加这个必定会影响我一生政治前途的绝密组织？”牛汉虽然以“想搞创作”为借口拒绝了这项在当时人们看来无比荣耀的工作，但是，心情却“非常沉重”。校长成仿吾也私下里“几次摆摆手”，不支持他去，并且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后，提醒他“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拒绝参加保卫领袖的工作，是一件性质严重的事情，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后来，他被打成“胡风分子”，“1955年5月14日星期六中午第一个逮捕我，比胡风（周一）早两天”。虽然，牛汉后来为自己的特立独行和不服从态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他拒绝参加“绝密核心组织”，体现出的却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意志，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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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是当代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学思想也同样具有超越性的品质，——超越了时代的流行的庸俗诗学观念的局限，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气质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