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的两个儿子去了美国，从此我的家一半在美国。我曾几度前往美国，写下《美国！美国！》、《我在美国的生活》两书，记述我在美国家居与旅行的见闻、感受。
那时，我所见到的是一个处于正常时期的美国。
然而，2001年11月前往美国，我所见到的却是一个处于非常时期的美国，一个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
非常美国大大不同于正常美国。我在美国诸多机场受到了最严格的安全检查。
美国上下一片战争气氛，一片恐怖气氛，再不是往日歌舞升平、和平安定的局面。美国正在忙于“本土防卫”，再不是往日“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度”。
在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惊魂未定的美国人又遭到“冷血杀手”炭疽菌的第二轮恐怖袭击，举国一片恐慌情绪。
美国人同仇敌忾，把恐怖主义列为“头号敌人”。布什总统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头号敌人”。星条旗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商品，家家户户挂起星条旗，表示自己对于美国的热爱。
美国的航空业、旅游业、保险业、金融业蒙受了沉重的打击。美国经济进入了衰退期。美国创造了在一年之中十一次降息的“历史纪录”。
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我深入到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废墟——十个月前，我还在那里登上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顶层，俯视纽约的无限风光。
非常美国，是今日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国读者谈论的热点。
我从美国回到上海之后，随即前往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杨鸥的采访。她在2002年1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报道《万紫千红又是春——第六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侧记》，内中写及：
作家叶永烈刚刚从“9·11”事件现场归来，回国第二天他就赶到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11”事件发生后，他飞往美国采访，这是第一个亲临现场采访“9·11”事件的中国作家。他感到“9·11”事件对美国、对世界都是很重大的事，他要以自己的视角，对这一重大事件进行多角度、全面、深度的文学报道。通过采访他得到了大量第一手材料。重大政治事件是他创作上的敏感点，他对“踩着时代前进的鼓点”这句话尤为心领神会，他认为政治性纪实文学更能反映时代命运，作家不仅是写作者，也应该是思想者。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听了钱其琛副总理关于中国外交的报告，内中详细地谈到中国政府对于“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态度，谈到“9·11”恐怖袭击事件对于美国以及世界的深刻影响，使我受益匪浅。
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我一边旅行、采访、摄影，一边不断把我的见闻随手敲进手提电脑。从北京回到上海，我着手整理在美国所写的见闻，一气呵成了这部长篇纪实新著《受伤的美国》。
我把这部记述“非常时期的美国”或者说是“美国的非常时期”的《受伤的美国》，在马年新春奉献给广大中国读者。
叶永烈
2001年11月13日至2002年2月17日
写于旧金山·纽约·西雅图·温哥华·北京·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