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思穿过拥挤的车厢过道，进了餐车。抬眼便见胡松生陪着个穿蓝呢大衣的人在用餐。胡松生碰巧面对他坐着，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碰。胡松生眼睛闪了一下，避开了他。他买了一份饭菜，自顾自地坐下。既然胡松生不理他，他也懒得睬他。
“哎，这不是小危吗？过来，过来！”胡松生像突然发现了他，异乎寻常地热情招呼。
“噢，是胡科长呵！”他也扮了笑脸过去，虚与委蛇这个词在脑子里一闪。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省化工厅的陈处长；这位小危呢，是我们厂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发表过不少作品，这一次全省职工文学评奖，得了个二等奖。”胡松生用指头戳着他。
“唔、唔。”陈处长点着头。
“小危呀，刚领奖回来吧？有多少奖金呀？”胡松生饶有兴趣地问。
“不多，五十元。”他吃着饭。
“嗯，是不多，不过也不少，你这个二级工一个月工资也才三十七块五吧？钱不算什么，主要是荣誉。小危呀，以后可不能躺在荣誉上睡大觉，要再立新功哟！”胡松生看了他身上的工作服，点头赞许，“嗯，衣着朴素，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好！最近写了些什么呀？”
“写了几篇小东西。”他说。
“都投出去了？”
“投了。”
“怎么不先让宣传科审查审查，把把关呢？这对你有好处，免得犯政治错误！小危，可不能骄傲，回去后，不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什么创作想法，向我汇报汇报。”
“好。”他含糊地应了一声，赶紧加快用餐速度。
胡松生对陈处长侃侃而谈：“这个小危，基本上还是不错的，领导的话听得进去。他是尿素车间操作工，我原来在车间当书记时，就注意对他进行培养，花了不少心血。现在他果然做出成绩来了！”
“哦，是吗？”陈处长瞟危思一眼。
危思微笑不语，他发现胡松生的面部皮肤非常粗糙，像桔子皮，心想这可能是从不见他红脸的原因。
危思以少见的速度吃完饭，打着嗝回到自己所在的车厢。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仿佛要把刚才听见的胡松生的话会吐出来。列车均匀地摇晃着他，他有点犯困，于是闭上了眼睛。
眼睛犹如开在躯壳上的窗户，关上窗户他就呆在自己的壳里了。四周一片昏暗，昏暗里只有火车车轮单调地响着。他沉沉欲睡。忽然，从那昏暗的深处，曳来一缕幽雅的清香，它淡淡的甜甜的，触醒了他的记忆。他回避着，睁开双眼。那清香不绝如缕，清晰地钻入他的鼻孔，弥漫了他的全身。他原以为它是穿越时空，从记忆中来，但他发现不是，它就在这个车厢里。
难道她在附近的座位上？他的心悸颤了。她虽然带给他那么多的羞辱，他却一直不怨恨她，只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想起她，避免碰见她。他装着查看行李架上的东西，朝四周环顾一遍。不，没有她。那这缕她独的幽馨之气从何而来？他迷惑不解。他翕动鼻翼，循着那缕袅袅不绝的气息追踪而去。
终于，他发现它来自座位底下：那儿有个被人遗弃的装“雅霜”的白色瓷瓶。他捡起那个精致的小瓶子，不禁苦笑一下，心想，人们所谓的高雅，不过乃世俗之精华而已呵。
他打开窗户，把瓶子扔了出去。
一座熟悉的山从远处缓缓移近，山下就是铁塔林立的工厂。火车减速了，他提起包挤向车门。火车停稳，车门一开，他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下去。
他伫立在雪地里，阳光漫过他的头顶。他看见胡松生陪那位陈处长走向一辆小轿车。他忽然想，他不能在这个地方呆了，他必须调走，就像刚才从那个绿色铁壳里跳出来一样，从这个巨大的无形的壳里跳出去。
命运看来还是很照顾危思的，在他起了调走的念头不久，就收到了千里之外的曹师傅的来信。
曹师傅在信里说，在报上看到那篇《师傅肖像》的文章，感到很高兴，徒弟现在有出息了，他当师傅的脸上也有光彩。曹师傅问他有对象了没有？如没有，就为他介绍一个。曹师傅说对方是轴承厂的车工，出身于工人世家，工作兢兢业业，是市里的劳动模范，而且好学习，正上夜大。特别是，她能炒一手好菜，如能和她结婚，他定能得到一个贤慧能干的好妻子。而且可以以照顾夫妻关系为由调过去，换一个不用倒班的工作。美中不足的，她比他大一岁。北方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不知他这个南方人在不在乎这一点？如果他同意，就赶紧寄一张相片过去。
曹师傅还随信寄来了女方的照片。
端详着那位女子的照片，危思犯了踌躇。应当说，曹师傅的信还是有诱惑力的，要想调走，可能也只此一途。他对未来妻子的相貌并无奢求，看得顺眼就行，但是，相片上这女子毕竟显老了一些。
危思想与廖一平交换一下意见，就揣着相片去了五号宿舍楼。
廖一平自调去当下灰工之后，和危思就没有多少来往了。由于不在一个轮班，见面都很少。但在这个几千人的工厂里，廖一平始终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一次，危思偶尔在江边碰到他，只见他长发披肩，穿一件紫色长尖领衬衫和一条毛边牛仔裤，提着一台双喇叭收录机，边走边沙哑地唱着港台流行歌曲，身后跟着一帮装束时髦的青年男女。廖一平的神情快活无羁，但他那跑调的歌声却显得压抑而忧郁。这使得危思暗暗地替廖一平担心，担心什么，难以言喻。
走到五号楼前，危思才知无法听取廖一平的意见了。危思碰上了一个电影里屡见不鲜的场面：密密麻麻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人人踮足翘首往门洞里观看。人群忽然往后一退，闪出一条路，两名警察押着廖一平走了出来。廖一平脸色发青，举着两只上了手铐的手，踉踉跄跄地挣扎着，嘶吼着：“我没想强奸她！我只是想亲亲她！我没想强奸她……”警察猝然将廖一平的头一按，将他塞进了警车。
警车凄厉地鸣着喇叭一溜烟开走了。
危思目瞪口呆。以他对廖一平的了解，廖一平不可能去强奸任何人。那么廖一平招惹了谁呢？当危思从人群的议论中听到缪志远女儿的名字时，似乎一切都符合了事物的逻辑，他许久以来对廖一平的担心也得到了解释。
危思的手腕冰凉冰凉，隐隐作疼，他感到铐住廖一平的手铐正戴在他的手上。
危思不再犹豫，他给曹师傅回了信，并附上了自己的照片。
六个月后，危思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调令，他像一只咬破了茧壳的蛾子，兴奋地扑着翅膀，飞向明亮而遥远的地方……
十八年之后，这只蛾子又飞了回来。
起因是他坐在漆黑的深夜思考时，接了一个匿名电话。
“你是危思吗？”
“我是。”他说。
“你还记得青衣江吗？”
“当然，我在那里当过工人，”他问，“请问您是？”
“你听不出来？”
“声音有点熟悉，但我不知道您是谁。”
“我是谁并不要紧，知道你自己是谁就行，我知道你出名了，但我要忠告你，不要忘了青衣江，否则对你没好处。”
“我没忘。”他说。
“没忘？你的小说好象还没有写工厂的，是不是想逃避那段生活？”
“不，我正想写，正想回厂里一趟呢。”
“那你还等什么？都十八年了！”
电话挂断了。
是的，还等什么呢？他手忙脚乱地开始收拾行李。在黑夜的深处，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第三天下午，他就看到了大山脚下那些巍然如故的铁塔。
危思很顺利地找到了已当了厂工会主席的黄秉良。他们激动地握着手，透过对方脸上的皱纹，依稀看到了过去的岁月。
“你还是老样子呵！”黄秉良说。
“是呀，我们都是老样子了！”他无限感叹。
“你怎么舍得来的，是不是走错了路？”黄秉良说。
“早该来看看了，一直忙，脱不开身，要不前天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唉！”他有些惭愧地说，问黄秉良，是否知道有哪个熟人给他打过电话。
黄秉良直摇头，说过去同班的工友，大多调走了，没调走的，也都享受化工企业的劳保待遇，提前退休了。车间的操作工换了好几茬，已经没有他认识的了。
他让黄秉良带他去车间。走在厂区宽阔的马路上，闻着隐约而来的淡淡的氨气，十八年的岁月阻隔倏然消失，做为一个操作工的全部感觉，又回到了他的心里。他感到自己不是旧地重游，而是赶来上班……
走进熟悉的泵岗位，他的心微微地颤动。还是那个值班室，还是那座电话亭，还是那十余台钢铁机器。所不同的是值班室有了暖气，令人生畏的P4大阀不再用人工开关，各个工艺控制点也都由电脑调节。过去三个人的岗位，如今只需一个人来值班了。
黄秉良带着他每个岗位都转了一圈。看到的，果然都是些年轻陌生的面孔。正欲离去，黄秉良一拍脑壳：“怎么把他忘了呢？车间里还有一个你很熟的人呢！”
“谁？”他问。
“廖一平呀！”黄秉良说，“你走的那年，他不是被抓起来了么？后来正好碰上‘严打’，以强奸未遂罪判了八年徒刑。刑满释放时，我正当车间主任，就把他安排在包装工段做点杂事。幸好当时缪志远调走了，不然还不好安排他呢！”
“真的？走，带我见他去！”他迫不及待地说。
“他只怕不认识你了呢。”黄秉良说。
“为什么？”他问。
“他脾气暴躁，一直不认罪，在监狱里不服管教，被人把脑子打坏了，脑门顶上凹下去一块……出来后就懵懵懂懂，只晓得点头称是，谁也不认识。你说你是谁，他就认为你是谁。”
“是这样？！”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黄秉良带他去包装楼。远远地看见楼梯上有个人慢慢吞吞地走着。黄秉良双手合十，喊道：“廖一平，你下来，看看谁来了！”
随着那个畏缩的人形走近，危思的心慢慢地缩紧，乃至到了面前，不由骇异得浑身发起毛来。蓬乱的头发，瘦削的面孔，深陷的眼窝，呆滞的眸子，蹒跚的步态，是什么东西把一个精力充沛青春勃发的青年变成一个衰弱不堪的病夫？
危思压抑着心灵的震憾，跨前一步，握住廖一平的手，颤声道：“廖一平，你还认识我吗。”
廖一平呆视着他，晦暗的眼睛闪出一线光亮：“你是危、危什么？”
“对、对！我是危思呵！我俩曾经住一间屋的，你记得么？”他兴奋地叫道。
廖一平却没有反应。
“前天是不是你给我打电话？”他摇着廖一平的手。
廖一平仍然木木的，眼睛又黯了下去。
“明天你带我去看看苏又茹的坟，给她扫扫墓好不好？”他把苏又茹三个字咬得很重。
廖一平却打了个哆嗦，转身颤颤巍巍地走了。
危思跟着黄秉良默默地离开车间。两人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有的时候，语言确实是那么软弱无力，完全多余。
那个匿名电话却是有力的，它轻而易举地把他召唤到了这里。匿名者是谁？莫非它来自沉寂的冥想，来自暗夜的梦幻，抑或来自莫测的内心？莫非是另一个危思给这一个危思打了这个电话？
他作如是想。
翌日，他来到苏又茹墓前，默哀片刻，然后坐下来，眺望着蜿蜒而去的青衣江，开始缅怀那些逝去的情感。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的几天了。
几只黑蚂蚁在他脚边爬来爬去，寻找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