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衙门
余同乡李忠毅公之文孙龙田司马，名惟仁，尝诋论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谓曾文正功业及大节所在，固不可轻议；然论其学术及其所以筹划天下之大计，亦实有不满人意者。文正公日记内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问：「于何处可以见曾文正陋处？」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
○不排满
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日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虎门轶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有气节而后有功业。余谓当日中兴人材，其节操风采，最足动人景慕者，莫如彭刚直公。犹忆庚申年，中法构衅，刚直公以钦差大臣守粤省虎门，时余初入张文襄幕，因识刚直公左右，得闻其轶事。当时，孝钦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时赏赐参貂食物等品。每逢赏品继至，刚直公一睹天家物，辄感激涕零，哭失声。庚子年，辜鸿铭部郎名汤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当时匪踪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烂，又值文宗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祸乱，盖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临政之忧勤也。三十年来迭遭变故，伦常之间亦多隐痛，故将相大臣罔不体其艰难，同心爱戴。」云云。据闻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日所闻刚真公虎门哭失声一事。
○曹参代萧何
梁启超曾比李文忠为汉大将军霍光，谓其不学无术也。余谓文忠可比汉之曹参。当咸、同间，中兴人材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当时粤匪既平，天下之大计待定者有二：一曰办善后，一曰御外侮。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洎文忠继文正为相，一如曹参之代萧何，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于不可收拾哉？
○大臣远略
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霭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划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上流人物
国朝张缙《示张在人书》曰：「凡人流品之高下，数言可决者，在见己之过，见人之过；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长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见人之过，不见己之过；但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见各国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今日中国所创开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规仿西制也。然每见园中观剧座客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嵩焘，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谓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谓上流人物。
○书生大言
甲申年，张幼樵在马江弃军而遁，后又入赘合肥相府，为世所诟。余谓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侯辈。夫绛侯辈固俗吏也，贾生固经学儒生也，然当时若文帝竟能弃其旧而谋其新，命贾生握兵符为大将，果能系单于之颈而不为张佩纶马江之败衄者几希望。至入赘相府一节，此犹见合肥相国雅量，尚能爱才，若汉之绛侯、陈平辈，试问肯招贾生入赘为婿耶？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入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滑。」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谓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党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无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孔子教
一日，余为西友延至其家宴会，华客唯余一人，故众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间谈及中西之教，主人问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处」君试言之。」余答曰：「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
○新算学
辜鸿铭部郎云：「日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后解职来游中国。至武冒，适余所译《论语》英文告成付刊，即诗一部赠之。伊藤侯谓余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云云。予闻此言，谓辜部郎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纪数学之改良乎？前数学谓三三如九，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君尚不知此，无怪乎人谓君不识时务也。」
○孟子改良
陶靖节诗云：「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此言诗书自遭狂秦之火，至汉代真读书人始稍能伸眉吐气，然亦老矣。检收残编，亦多失其真。且当时守旧党如董仲舒辈，欲售其顽固之奸，恐亦不免改窜原文。近有客自游日本回，据云在日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与我今所谓《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恶，言必称洋人。」云云。
○践迹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朱子解曰：「善人质美而未学。」又引程子言曰：「践迹，如言循途守辙。善人虽不必践旧迹，而自不为恶。」余窃以为「践迹」一解，盖谓行善事不出诸心，而徒行其外面之形迹，即宋儒所谓客气。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此皆所谓践迹之孝也，故孔子不谓之孝。曾子论子张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朱子谓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务外自高。务外自高，而欲学为圣人之道，其学必不能化，其弊必至于践迹。故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此孔子对症下药也。盖学圣人之道而践迹，即欲求为善人而不可得，况圣人乎？后有荀卿，亦学为圣人之道者。其学终至于大醇而小疵，盖亦因务外自高所致。东坡论荀卿曰：「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自许太过。」是亦自高之一证也。今日张文襄亦出自当日清流党，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而其门下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来声明文物，一旦扫地净尽。东坡谓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噫！学为圣人之道不化，而至践迹，其祸之烈，一至于斯。然其致病之原，乃由务外自高所致。禹对舜之言曰：「无若丹朱傲。」傅说之对高宗曰：「惟学务逊志时敏厥修乃来，傲与逊之间。」此圣学纯粹与不纯粹之所由判也。
○务外
荀子《儒效篇》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向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向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智矣哉？向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按：荀子劝学不可谓不勤，然犹不免歆学者以功利。荀子讥墨之言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余谓荀子亦蔽于用而不知学。何谓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当此求理之时，吾心只知有理，虽尧禹之功不暇计，况荣辱、贫富、贵贱乎？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有所为而为则不诚，不诚则伪矣。为学而不诚，焉得有学？此荀子之学所以不纯粹也。犹忆昔年张文襄赀遣鄂省学生出洋留学。濒行，诸生来谒。文襄临别赠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云云。此与荀子《儒效篇》勉励学者语，又奚以异？余谓文襄之学本乎荀子者，盖为其务外自高，故未脱于功利之念也。昔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此，则可以言学。
○生子
袁简斋言，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逾商瞿，戚戚然以无子为虑。先生曰：「汝能学禽兽，则有子矣。」先生素方严，忽作谩语。其人愕然问故，先生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处有人欲而无天理。今人年过四十，便有为祖宗绵血气意，将天理搀入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炽，难以成胎，而且以人夺天，遂为造物所忌。子不见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养由基之射，一发一中，百发百中，是何故哉？盖禽兽无生子之心，为阴阳之鼓荡，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余谓此无关乎天理人欲也，斯即《中庸》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其为物不贰，不贰则诚，诚则有功」。吾人当求学之时，不可存有国家之念。犹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余曰：「正其谊，不谋其利，则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计其功，则可以得真学问。」
○为人
《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日人心之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亦可见一斑。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公利私利
余随张文襄幕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着论，故不能耸听。香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日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是文襄默然让茶，即退出。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
○权
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也知经而不知权。」余谓文襄实不知所谓权者。盖凡所以运行天地间之物，惟理与势耳。《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权之为义，大矣哉！譬如治水，知土能克水，此理也。然但执此理以治水患，则必徒为堵御之防。如此，水愈积愈不可防，一旦决堤而溢，其害尤烈于无防也。此治水者之知经而不知权也。知权者，必察其地势之高下，水力之大小，或不与水争地而疏通之，或别开沟渠河道而引导之，随时立制，因地制宜，无拘拘一定成见，此之谓知所以用理也。窃谓用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若张文襄之所谓权，是乃术也，非权也。何言之？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股，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策，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
○廉吏不可为
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国末也。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传》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文襄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昔阳虎有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务财用，图富强，此其见识之不化，又不如阳虎。」
○爱国歌
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句，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半部《论语》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于民。」余谓「信」当作有恒解，如唐诗「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折内，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后经李翰章覆奏曰：「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间有是事。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无节。」按：夙夜在公则敬事也，起居无节则无信也。敬事如无信，则百事俱废，徒劳而无功。西人治国，行政所以能百事具举者，盖仅得《论语》「敬事而信」一语。昔宋赵普谓：「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余谓：此半章《论语》亦可以振兴中国。今日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则州县官不致于三百六十日中，有三百日皆在官厅上过日子矣。又忆刘忠诚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之国》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
○理财
昔年沪上报章纷传，盛杏荪宫保补授度支部侍郎，余往贺。及见，始知事出子虚。坐谈间，余谓宫保曰：「今日度支部为财政关键，除宫保外，尚有何人胜任愉快？」宫保欿然自抑曰：「理财我不如张宫保。」余曰：「不然，张宫保不如宫保。」宫保曰：「于何见之？」余曰：「张宫保属更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赀，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之不如宫保多多。」宫保闻之，一笑而解。
○王顾左右而言他
辜鸿铭部郎云：「昔年余至上海谒盛杏荪宫保，宫保闻余《中庸》译英文一书刊成，见索，谓余曰：『《中庸》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乞君检送一本，为子辈读。』余对曰：『《中庸》一部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宫保曰：『君意云何？』余曰：『贱货贵德。」宫保乃顾左右而言他。」云云。
○官官商商
曾文正《覆刘印渠制军书》云：「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了，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了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二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爱官
近年朝廷整理财政，注意在绝中饱。然此犹治标，非治本也。今日民困固深，而官贫亦迥异寻常，如刻核太至，其害将甚于中饱。曾文正所谓爱其赤子而饿其乳母，则是两毙之道。张殿撰季直曾谓余曰：「中饱固不可，而中饿更不可。」余曰：「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两不免皆有所伤，宁可伤廉而不可伤仁。」昔国朝蔡漳浦先生《复郑鱼门书》曰：「士子廉隅不饬，欲启其羞恶之心，不若发其恻隐之心。恻隐者，仁也。恻隐之心一挚，则己私自消，亲亲仁民爱物，一以贯之，羞恶辞让是非，相因而有。」此谓知本之论。
○亡八蛋
学部侍郎乔君谓余曰：「君所发议论，皆是王道。其如不行于今何？」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禁嫖赌
余尝谓客曰：「周之末季，自荀卿以后无儒者；今自张文襄以后，亦无儒臣。」客曰：「现在南洋大臣张安圃出示，禁止官界、学界、军界嫖赌，以维持风化自任，岂不岿然一儒臣乎？」余答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示禁嫖赌，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须知大体。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唯礼教可以已之，非刑罚所能治。刑罚所能治者，作奸犯科之事耳。小民嫖赌，易于聚众滋事，扰害地方。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刑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犹可说。至出示禁止职官嫖赌，即以行政大体论，亦乖谬已极。古人刑不及大夫，盖欲养其廉耻也。夫以刑政施于小民，孔子犹惧其无耻。小民无耻，尚可以为国；至使职官士大夫而无耻，吾不知其何以能为国耶。今日职官放浪冶游，有失威重，固足以伤风化。若督抚不明大体，乃至将督部堂煌煌告示黏贴妓馆娼寮，以为维持风化，不知其败坏风化，实有千百倍于士大夫之冶游放浪者。君谓张安圃为儒臣，安圃如此不明大体，是焉得为儒臣？」张安圃是幼樵胞侄，当时亦清流一派，幼樵入赘合肥相府，而安圃亦与袁世凯结儿女姻亲。所谓清流者如是如是。昔班孟坚论西汉诸儒，如张禹、孔光辈，曰：「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倒马桶
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贱种
有西人问余曰：「我西人种族有贵种、贱种之分，君能辨别之否？」余对曰：「不能。」西人曰：「凡我西人到中国，虽寄居日久，质体不变，其状貌一如故我，此贵种也。若一到中国，寄居未久，忽尔质体一变，硕大蕃滋，此贱种也。」余询其故，西人答曰：「在中国，凡百食品，其价值皆较我西洋各国低贱数倍。凡我贱种之人，以其价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以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国未久，质体大变，肉累累坟起，大腹庞然，非复从前旧观矣。」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贵族
尝考英吉利立国，原始宋真宗年间。有北族人据法兰西西北郡，适英国内乱，北族王率大众渡海平之，遂立为英王。于是国内北族为贵人，土族则概为平民。后有平民中俊秀者，乃得脱平民籍为士类，故至今英民分三等：曰贵族，曰士类，曰平民。近英国名下士艾诺尔德氏论其国风俗，谓「我英人平民耐劳苦，尚力行；士类好学尚智；贵族本北方之强，好勇尚气节」云云。余谓今日满人，即我中国之贵族也。满人亦如英之北族，以武功立国，故至今犹以气节称，我汉人实逊焉。即以近年学西文学生观之，亦可略见一班。其回国旧班学生不得意者不必论，其得意者无不身拥厚赀，以豪侈自雄。惟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联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为李文忠僚属十有余年，历办要差。文忠门下之凡谙西文如罗丰禄辈，皆腰缠巨万，作富家翁。独联留守至今犹家如寒素，清操可风，真不愧为贵族人。
○翩翩佳公子
国朝张履祥论教弟子曰：「凡人气傲而心浮，像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傲则为戾为很，浮则必薄必轻。论其质，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则不肯屈下，浮则义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则自以为是，顺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义理不能入，则中无定主，习之即流，诱之即趋。有流必就下，有趋必从邪。此见病之势有然者也。余谓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真小人。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或曰：「端午桥有情而好士，焉得为无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质美而未学。』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聪明之人处浊乱之世，不得闻君子之道，则中无定主，故无恒。无恒人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为无良心事。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过如战国四公子、吕不韦之徒，有市于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倾动天下耳。岂真好士哉？虽然，既曰质美，端午桥亦可谓今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庸言庸行
英国名宰相论用人有云：「国家用人，宜重德行而不宜重非常之才。天下之人既不可无君长，而君长之事有大小轻重，即寻常之识量，亦未尝不可以胜任。盖造物于经理天下之事，未尝秘有玄妙之理，一若非一二圣智之人，不可求解。惟忠信、廉正、俭约诸庸德，此固人人之所能。人果能行此，且加以阅历虎心，于从政何难之有？若无德行，虽恃绝等高才，焉能有济？故凡有才无德之人，断不可以任用。盖秉性敦厚而才识不足者，固能遗误事机，然其害岂若彼心术邪僻，且有大才足以铺张扬厉、粉饰其邪僻者之能败坏国家，至于不可补救耶？」云云。此言庸德也。余尝撰联以自勖曰：「不忮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即此意云。
○不吹牛（毛非）
壬寅年张文襄在鄂，奉特旨入都陛见，余偕梁崧生尚书随节北上。时梁尚书得文襄特保，以候补道员奉旨召见。退朝告余曰：「今日在朝房，闻锡清帅对客言曰：『如咱们这种人，如何配得作督抚？』君试志之。此君子人也。」后有客谓余曰：「今日欲观各督抚之器识才能，不必看他作事，但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余答曰：「连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观今日督抚之贤否，但看他吹牛（毛非）不吹牛（毛非）。人谓今日中国将亡于外交之失败，或亡于无实业。余曰：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毛非）也。《毛诗》有云：『具曰予圣，谁知鸟之雌雄？』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毛非）作起。孔子谓：『一言可以兴邦。』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锡清帅其人者，可谓今日督抚中佼佼者矣。」
○颂词
管异之尝谓中国风俗之敝，可一言蔽之曰：「好谀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论，而好谀之风，亦较昔日为盛。今日凡有大众聚会及宴乐事，必有颂词，竭力谄谀。与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谀墓之文，若今日之颂词，可谓生祭文也。犹忆张文襄督鄂时，自庚子后，大为提倡学堂。有好事者创开学堂会，通省当道官员、教员、学生到者数百人，有某学堂监督梁某特撰长篇颂词，令东洋留学生刘某琅琅高读，兴会淋漓，满座肃然。适傍有一狂士，俟该留学生读毕，接声呼曰：「呜呼哀哉，尚飨。」闻者捧腹。
○马路
有某省某中丞奉旨办新政，闻西洋有马路，即欲仿照举办。然又闻外洋街道宽阔，中筑马路，两边以石路厢之，以便徒步人行走。今省城民间街道狭隘，碍难开辟。后闻南京、武昌业经举行，民亦称便，遂决意办马路。既成，又在上海定购洋式马车。出门拜客皆乘马车，不用肩舆，亦觉甚适意焉。一日，有某道之子，在马路上驰马，忽于人丛中冲倒一老媪，几毙命。行路人皆为不平。道台之子停马，鞭指而骂曰：「抚台筑此路本要给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马路。你们混帐百姓敢占了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惩办，已算你们造化，还敢同我理论呢。」有一乡人应曰：「哎哟，大少爷如此说来，如今中国惟有官同马有路走，我们百姓都没有路走了。」后某中丞得闻此事，遂即停办马路，并不坐马车。出门拜客，仍乘肩舆。韦苏州诗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亦可谓难得矣。
○大人有三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或问曰：「何谓以匪待百姓？」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耶？」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日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日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
○不问民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今日地方一有事故，内外衮衮诸公，莫不函电交驰，亟问曰：「伤羊乎？』不问民。噫！窃胃今日天下之大局，外人之为患不足畏，可畏者，内地思乱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乱者，其故有二：一曰饿，一曰怨。欲一时即使民不饿，谈何容易？故入手办法，当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饿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办新政之衮衮诸公之将题目认错耳。我朝廷今日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兴办者，无非为保民而已，非为保外人，以保衮衮诸公之禄位也。上下果能认清题目，凡办理新政，事事以保民为心，则虽饥饿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