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
自阎百诗谓郭璞注《山海经》引《水经》者也而后，郭璞撰《水经》之说废；自《水經注》出，不言《經》作于桑欽，而後來 益之說，為不足憑。前人定为三国时人作，其说是矣。余更得数证焉。《沔水经》：「东过魏兴、安阳县南。」魏兴为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赵氏疑此条为后人所续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经》之明证。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东入白沟，而《经》明云，「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此又魏人作《经》之切证。又刘璋分巴郡置巴东、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经》文只称巴郡。蜀先主置汉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经》文不称汉嘉、涪陵。他如吴省沙羡县，而《经》仍称江夏、沙羡；吴置始安郡于始安，而仍称零陵、始安；盖以为敌国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经》不下逮晋代之证也。
至于《注》中之文出于郦氏后者，如《漾水》篇中之长松县，是为隋开皇十八年所置，已为赵氏拈出。今余覆校《夷水》篇之宜都县，是陈天嘉三年所置。（《蕲水》篇之齐昌郡，明称后齐，则戴氏所增改。）他若梁武新制之郡县，《注》中所载甚多，不第引吴均之语为不比也。此皆后人羼入。
古书言水，名称错出，源流参差，郦氏以互受通称说之，遂觉涣然冰释。此例实发之《禹贡》。《禹贡》：「江汉朝宗于海」，盖以二水并大，非一水所得专其名，故并称之。班孟坚识此例，故湖汉水、豫章水同流，而各言入江；西汉水、潜水同流，而各言入江；其它入河、入海之水，如此者尤多。《水经》淇、漳、圣、巨等水并言入海亦此例，皆郦氏所谓互受通称者也，前人引而不发，至郦氏始明言之，真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亦有班氏未言郦氏引伸之者。班氏谓恒水入滱，卫水入滹沱，以恒卫释《禹贡》，以滱、滹沱缀《职方》。郦氏谓恒即滱，卫即滹沱，今本缺滹沱篇，以滱水例之必有此说。互受通称，而后知《禹贡》纪恒卫不言滱、滹沱之故。近儒谓恒虽小，曾所致力，故载之，滱、滹沱虽大，无所见功，故略之。吾不知恒代陵谷之间，古昔有何泛滥；沽淀污下之地，今日方成泽国耶？知郦氏每树一义，上下千古矣。
顾亭林推朱《笺》为有明一部书，赵氏则多驳击，良由朱氏著书太多，未以全力赴之，故不免有得失。然征引秘文，自非胸罗九流者不能；且不轻改古书，在明人实为罕见。只如郦引《地理志》，并载王莽改名，其与今本《汉志》异者，赵氏必一一据改，安见今本《水经注》必误，今本《汉志》必不误也？
自朱氏校此书后，项骃复刻而掩为己有，又多删削，故其扑尘之功多隐。黄晟本因之，而朱氏原本遂微。王氏合校例云：「全载朱氏」，而遗漏甚多，想其所据为黄氏本，未见朱氏原本也。赵、戴亦似未见。
全氏之书，最为后出。王氏称慈溪林颐山斥为伪书。余按其书精华已多见赵书中，而其改订字句，则与赵十同八九。全为赵书作序，则采其说自在意中。惟戴所独见者，亦间有同之，则或王梓材之所为。然中有赵所不载者，虽未必一一皆当，自非沈酣此书者不能，谓尽属子虚亦太过。王氏合校本一概不录，殊为可惜。
全、戴、赵之相袭，人人疑之而未有定说。余今核之，赵氏校订字句，一一胪列原书，此非取诸他人，无容疑议。全、赵生前，本互相推挹，赵氏载全说，毫无假借，其有与近刻全书不同者，则有五校、七校之异。全书之从赵订，则概不着所出，未免掠美。此或出后人之校改，未必皆全氏之旧。
赵氏之袭戴者甚少，然亦间有一二。缘赵氏所订，皆着所出，其不着所出者，保非戴本，当是梁氏伯仲所为，卢抱经之言应不诬也。唯《经》《注》混淆之故，戴氏条例分明，确凿不易。赵氏所订，约略言之，终不了然。故段懋堂《经 楼集》力以校正《经》《注》之功归之戴氏。又见赵氏校定字句，皆有所本，亦不能无疑，特以问诸梁伯子。惜余所得《清白士集 元蜕稿》，未知其所答如何？或亦有难言之隐，竟不答之。
至于戴之袭赵，则昭然若揭。今观王氏合校本，虽百喙不能为之解者。若以赵氏所见之书戴氏皆能读之，冥符合契，情理宜然。然余谓事同道合，容有一二，岂有盈千累百，如出一口？余今所订，凡有赵氏所未检出者，何止数百事，皆故书雅记，初非僻典，何以戴氏亦未能订之耶？且有赵氏未检原书，以臆定而误者，戴氏亦即贸然从之，此又何说？
戴氏所订，但言近刻之讹，亦未尝以其所订者一一称为《大典》本，而其进呈序文则谓皆《大典》本，此则欺世之甚。观孔继涵所为《戴氏遗书序》言东原之治《水经》也，始于乾隆乙酉夏，越八年壬辰刊于浙东，未及四之一而奉召入京师，与修《四库全书》，又得《永乐大典》内之本，而以平日所得详加订正云云，则孔氏所刊，乃是戴氏重订次序之本（《水经注》篇目戴复位），即浙东所刊未全之底本。其时戴氏未见《大典》本，何以其所订一一与官本相同？则知戴氏得见赵本，以其书未刻，略为改订，冒为己作，而又尽删赵氏识语，以泯其迹。厥后得见《大典》本，遂居为奇货，此其不可问者。
若谓《大典》本是宋刊善本，故多与赵订相同，此亦不然。此书宋本，明代谢耳伯见之，孙潜见之，国朝钱遵王藏之，乾隆间沈大成亦见之，若果有与赵氏所订同者，何以谢耳伯、孙潜等所校之字不过百一，而亦未与《大典》本同？尤可证者，曹石仓藏书最富，所撰《名胜志》几以《水经注》全部汇入，其所订为赵氏所不收者尚千数百字，而其沿误与朱本同者亦不少。若谓曹氏不见宋本耶？何以异同间出，且有遗文？若谓曹氏见宋本耶？何以不能与赵戴同耶？乃知《大典》本与朱本实不甚有异同，张石洲之说自不诬。戴氏所称删正四五千字，以为皆从《大典》本出，然乎否乎？
若谓《大典》本尚在谢、孙等所见本之前，则《寰宇记》、《长安志》所引《水经注》诸逸文，何以不能皆备？是知《大典》本亦是残五卷之本，不能出《崇文总目》以前。且分三十五卷为四十卷是何圣从所为，《大典》本不闻是三十五卷之旧，知其所见亦不能出何圣从之先，况钞本夺误必多，有时戴改反不如朱本者，亦职斯故。
孙伯渊词章之士，于地理学甚疏，王氏合校本录之，则以其名重之故。余按其所校，多引《山海经》，与毕校本合。毕本故出伯渊手，此当非伪作，而地望多疏，不值与赵、戴作舆台，乃自称开卷便知《经》《注》错乱，又言以《史记 索隐》等校之，不知《索隐》引此注绝少也。顾千里跋谓其用功甚深，对客澜翻，不须按本，此亦由千里地学不深见段茂堂《经 楼集》，故推之过当。王氏虽录之，亦有微辞。吾甚惜王氏不为伯渊藏拙也。（按评孙星衍校）。
当郦氏时，滇黔之地，沦于爨谢，两汉州郡所在，未必一一得实，然去古未远，必犹有绾籍可寻。觀于橋溫亂流，豚郁異氏，婉轉以求合班書，必不肯鑿空 會。唯叶榆水截温水而下，浪水枝津逆东江而上，更始水下入酉阳，谷水东径乌伤，颇乖地势，必其所据之图未精，遂致斯谬，其它固未可凭臆移易也。而陈氏未明互受通称之例，又不计其中有变迁流移，但据今日之图与郦氏不甚合，别为《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以驳之，将豚水移而南，郦氏所指两汉故县尽行易位，曾不思武帝伐南越，由夜郎下牂柯，必不踰南、北盘江始行登舟也。王氏合校本不录陈书，似有微意。陈氏所著《汉志水道图说》，弊与此书同。（按：评陈澧书）。
郦氏所称故城，以《括地志》、《后汉书 注》、《元和志》、《寰宇记》诸书证之，多有未经移徙者。段茂堂遂谓但是旧县，即称故城。余以为不然。以北魏《地形志》照之，如易阳有易阳城，馆陶有馆陶城，清渊有清渊城，皆汉晋故县也，而诸书多以北魏之县仍是故城，此由故籍无征，然不得谓魏收之无据。可知郦氏所称故城，初非率笔。亦有实非故城亦称故城者，本为废县，而不称故城者，或由传写之差，大抵可以钩稽得之，正不必坚执一说也。
郦氏书中，左右互错，东西易位，亦不一而足，此本形近易讹，按图考之，可以十得其九。亦有变迁，脉水寻源，合否立见。汪氏为图，任意倒置，非论证也。
郦氏于两水枝津相通者，多交互出之，而读者往往忽之，虽赵、戴不免，然此之津逮，不容差池，故亦多载之以谂读者。
郦氏固多好奇，而亦故以示博。凡引故事而各书有异同者，多裁截错综，贯为一条。若非遍检其所出，但据一二书释之，鲜不误者。然有竟不得其所出，海内博雅有以教我，亦吾师也。
全氏因《汾水注》引《左传》「台骀实沈」一条，谓郦氏经学之疏。不思郦氏博采贾、服，并征京、杜，且有独出己见为四家所不能分别者，其精研盲左，几非专家所及。至其史学征引《史记》封国之处，亦多为司马贞所不能知者。余尝谓郦氏此书，固地理之专家，亦经史之锁钥，非讆言也。
全书以《经》顶格，注水者低一格（杨《疏》钞本仍之），其泛引故事者再低一格，以清眉目，然古人无此体裁。赵氏以注释水者作大字，其不关经流者作小字。此式始明许相卿之《史汉方驾》、李元阳之刻《十三经注疏》，然古书实无此例，往往有本一书而割裂为大小字者，故吾书一仍其旧。至若《注》中有《注》，古书多有之，不妨再作双行。
郦氏所引之书，多有不见于《隋》、《唐志》者，大抵自元魏以前，地理之书，搜罗殆尽。明人刻本首册胪列所引书目，不及其半。何义门不加详审，遂谓刘昭之博。今别为目录一篇，冠于书首，乃知《续志补注》非其伦也。（按明黄省曾本录存之引书目仅一百七十种，杨先生所撰目录本拟刻之于卷首者，今已佚，以先生未及以此疏付梓，而此影印钞本非杨、熊两先生手稿，杨先生逝世后，熊先生续校亦未完成，此别编书目遂致阙如，深为可惜。但《 门大学图书馆报》一卷二期曾披露近今治《水经注》之学者郑德坤氏所撰《水经注引书类目》，郑氏通刘、班之学，于《注》所引书，以类相从，凡郦氏引书都四百三十七种，「而以史籍居多」。今仍列入《疏》之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