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和尚怎么就没水喝了——社会懈怠
很久以前，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他每天挑水、念经、敲木鱼，给观音菩萨案桌上的净水瓶添水，夜里不让老鼠来偷东西，生活过得安稳自在。
不久，来了个老和尚。他一到庙里，就把半缸水喝光了。小和尚叫他去挑水，老和尚心想一个人去挑水太吃亏，便要小和尚和他一起去抬水。两个人只能抬一只水桶，而且水桶必须放在扁担的中央，两人才心安理得，这样总算还有水喝。
后来，又来了个胖和尚。他也想喝水，但缸里没水。小和尚和老和尚叫他自己去挑，胖和尚挑来一担水，立刻独自喝光了。从此谁也不挑水，三个和尚就没水喝。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净水瓶也没人添水，花草枯萎了。夜里老鼠出来偷东西，谁也不管。结果老鼠猖獗，打翻了烛台，燃起大火，亏得三人及时扑灭大火，才没让寺庙毁掉。
在团体行动中，很多人都抱着“反正还有那么多人在，自己又何必那么积极”的心态做事，结果“三个和尚没水喝”、“十万大军无粮草”，这种集体行动困难称为“社会懈怠”。
之所以会产生“社会懈怠”，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团体中的其他人没有尽力，为求公平，自己也就减少努力；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努力对团体微不足道，所以没有全力以赴，等等，这种“社会懈怠”在生活中普遍存在。比如我们时常会抱怨人多事杂，以至于难以高效地完成任务；“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而现在大家却将其调侃成“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这实际也是对“社会懈怠”现象的一种讽刺。
法国人马克斯·瑞格曼在20世纪初做了一个拔河比赛的实验，他要求被试者分别在单独的与群体的情境下拔河，同时用仪器测量他们的拉力。结果发现随着被试人数的增加，每个被试者平均使出的力减少了。一个人拉时平均出力63千克；三个人的群体拉时，平均出力是 53.5千克；八个人时是31千克。这种共同完成一项任务时，群体人数越多个人出力越少的现象，后来在其他人的实验中也得到了证实。
“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不管是分工合作，还是职位升迁，抑或利益分配；不论出发点是何其纯洁、公正，都会因为某些人的“主观因素”而变得扑朔迷离、纠缠不清。随着这些“主观因素”的渐渐蔓延，原本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都会变得复杂起来。
对于产生“社会懈怠”这种现象的原因，专家们的解释是：第一，社会评价的作用。在群体合作的情况下，每个个体的工作是不记名的，他们所作的努力是不被测量的，因为这时测量的结果是整个群体的工作成绩，所以，个体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可以不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人，因而个体的被评价意识就必然减弱，使得为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也就减弱了。第二，社会认知的作用。在群体中的个体，也许会认为其他成员不会太努力，可能会偷懒，所以自己也开始偷懒，从而使自己的努力下降。第三，社会作用力的作用。在一个群体作业的情况下，每个成员都是整个群体的一员，与其他成员一起接受外来的影响。那么，当群体成员增多时，每个成员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就必然会被分散、被减弱，因而，个体所付出的努力就降低了。
为了降低“社会懈怠”现象的发生，国外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增加个体的参与感与责任感的方法。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当工作较困难或具有挑战性，并且个体相信自己对团体有特殊贡献时，“社会懈怠”现象也会有所降低。同时，为了避免“社会懈怠”现象的发生，在集体工作中，应合理地、科学地安排工作，尽量发挥个体的潜能，消除相互依赖性，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要避免社会浪费，尤其要防止给“南郭先生”之类的人物提供滥竽充数的机会。具体方法如下：
1.若在三人之间出现了“收益不对称”，即假设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多，就会使得群体成员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增强。
2.如果三人之间存在着“选择性激励”，即依据业绩、成就所实施的现代绩效考核，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人类任何一个组织的诞生首先是基于人类彼此存在共同的需求，或者说是共同的好处。比如，原始人组成部落共同生活，是因为人们要共同抵御野兽的袭击，只有共同狩猎才会有收获；进入工业社会后，雇员因为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抗资本家的过度榨取，所以要结成工会。从这样的分析判断，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人群和组织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同的利益要求是组织产生的首要前提。没有这一点，任何组织都不可能产生。因此群体的和谐发展必须让每个团队成员都明白团队的目标是什么，自己在为这个团队目标奋斗中将会得到什么利益。这个目标既是团队对每个成员的一种利益吸引，也是对大家行为方向的一种引导。否则，大家到这个团队工作的目的就不明确，进入之后的行为方向也不统一。可见，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简单相加，而是复杂和微妙得多。在人与人的合作中，假定每个人的能力都为1，那么10个人的合作结果有时比10大得多，然而有时却甚至比1还要小。
当众比赛，为何有“发挥失常”和“发会超常”——社会干扰与社会助长
娜娜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尤其喜爱打网球，是年级网球队的选手。可是她有个特点，就是只要平时训练和内部的小比赛她都是球场上的女王，只是一到了大中型的比赛，赛场上有了很多观众，她就不淡定了，球技总也像施展不出来，还总是会犯一些致命的错误，队友和教练老师作了多次的思想工作也还是不见成效，就因为总也改不了这个“毛病”，娜娜一直到毕业也没能进入校网球队。事实上，娜娜的行为反映了社会干扰对她的影响。
身边有别人在场，他人的不恰当举动会引起我们工作效率的下降，这就是社会干扰。关于社会干扰，心理学家皮森在1933年的实验中进行了证明。他发现，有旁观者在场，会降低被试者有关记忆工作的效率。心理学家达施尔也提出，有观众在场时，被试者即使是做简单的乘法，也会出现差错。
到过日本京碧寺的人，都会被寺门匾额上的“第一议谛”四个大字所吸引。这几个字龙飞凤舞、灵韵非凡，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欣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幅字是洪川大师写了84幅“第一议谛”之后才产生的。
大约200多年前，洪川大师来到京碧寺，住持请他写这四个字。洪川大师每写一字，都要精心构思、反复揣摩，真可谓呕心沥血。可是替他磨墨的那位助手是个颇具眼力而又直言不讳的人，洪川的一撇一捺，只要有一点点瑕疵，他都会“挑剔”出来。
洪川写了第一幅后，这位助手批评道：“这幅写得不好。”洪川大师接连写了30幅，可没一幅让助手满意。不论哪一幅作品，他都能挑出瑕疵。
在一边的香客悄悄地对住持说：“大师会不会是嫌润笔费给少了呢？”于是，住持向洪川委婉地提出了增加润笔费。
洪川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见此情景，也不说话，耐着性子先后写了84幅“第一议谛”。遗憾的是，没有一幅得到这位助手的赞许。
最后，在这位“苛刻”的助手如厕的空隙，洪川松了一口气，在心无旁骛的情况下，一挥手写了这四个大字。那位助手从厕所回来一看，跷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道：“神品！”
为什么洪川大师刚开始写不好字呢？这是因为受到了旁边助手的干扰。有别人在场会干扰我们的工作，但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另一种情况发生，众多人在场反倒让人更有干劲。
1897年，社会心理学家特瑞普里特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普里特研究发现，当有别人在场，或群体性的活动，会明显促进人们的行为效率。他让被试者在三种情境下，骑车完成25英里路程。第一种情境是单独骑行计时；第二种情境是骑行时让一个人跑步陪同；第三种情境是与其他骑车人竞赛。结果显示，单独计时情况下，平均速度为每小时24英里；有人跑步陪同时，时速达到31英里；而竞争情境则无更大改善，平均时速为32.5英里。因此，特瑞普里特认为个体在进行作业操作时，如果有他人在场，或是与他人一起从事一项行为操作，那么个体的行为效率就会提高，他把这个现象叫做“社会助长”。
“社会助长”是个体与别人在一起活动或有别人在场时，个体的行为效率提高的现象。
某区师范附小的篮球队进了市决赛，学校师生、区委会和队员们的家人都坐了进篮球场，拭目以待孩子们的表现。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但孩子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下面观众掌声和尖叫声更让他们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队员们纷纷表现出比以前还好的水平，最终获得冠军。从领奖台下来，教练拍着孩子们的头开玩笑道：“打得不错孩子们，像打了鸡血一样，以后继续。”仍然沉浸在欢呼与掌声中的孩子们更难掩兴奋，“那以后每次打比赛，教练都找这么多亲友团来加油吧。”
市里的比赛很有压力，但是台下观众的期待和鼓励化为孩子们表现自我的动力，这就是社会助长。社会助长对于人们合作从事工作有着积极的影响。
社会助长与社会干扰同时存在说明，有时他人在场会引起社会干扰，有时则会产生社会助长。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社会助长，什么情况下会引起社会干扰呢？当做复杂的、生疏的工作时，人们的反应正确率较低，他人在场时，因为害怕其他人评价，就会紧张和焦虑，使工作效率降低；而在从事比较熟练的工作时，社会助长效应就会出现。
当然，群体对个体活动起的是助长作用还是干扰作用，还要看个体是否喜欢群体工作，如果个体喜欢独自工作而不喜欢群体工作，那只会有干扰作用而不会有助长作用。
因此我们在群体中进行活动时，要考虑这两种作用。一个团队能否促进员工能力的发挥，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恰当地利用这两种作用。
首先，要根据任务类型确定完成形式。在分配任务时，一般简单性的任务应该明确分工、责任明确，让大家共同完成；复杂性的工作则应该在集体讨论后给其单独思考的机会。
其次，要注意个体差异。有些人喜欢独自工作，就要尽量让他们进行自主工作，减少社会干扰；而有些人喜欢和其他人一起共同完成任务，则应为他们多提供和创造与他人合作、交流的机会，使他们相互鼓励、启发，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